我与书法

一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我开始学习书法，但可以肯定是小学里起步的，因为那时美术课上有这个内容。当时称写大字，我并无书法这个概念。工具很简陋，用米字格本，一角一分买个橡皮砚台，六分钱一段墨，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书法启蒙。这样的路大部份人都走过，不过是嬉闹一场。把墨涂到纸上、桌上、衣上、手上、脸上，涂到了，也就下课了。我也这样做的，不过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比别人多画几个红圈算作赞扬而已。大字课我比别人稍微喜欢一点，所以也比别人认真一点。印象中我不喜欢橡皮砚台，一定要石制砚台。我觉得这比较正规，古人都是用石砚的。我内心有一点对古人的崇拜和有意模仿。但几分钱一只的砚台，橡皮和石制的都一样低劣。石制的砚台有一个缺点，因为石质不好，水很容易被吸干。反被用橡皮砚台的同学笑话，紧急时拒绝我去蘸他的墨。墨的质量更差，与石砚摩擦时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明明是石与石的摩擦，很难谈“发墨”。磨到好写字要半天功夫。古人说磨墨要如病夫，我们磨墨必须如武夫。当时我并不知古人对砚台的讲究，更不知“端砚”“歙砚”这些概念。

我父亲那时候是个校工，写得一手好字，据说偶尔也代过写大字课。父亲曾教过我写大字。他说过的写大字如何如何重要，曾使我误解为学习文化主要是写字，字好就是文化高的标志。我当时认为那可能是有必然联系的，否则我的字怎么没有老师写得好呢？现在想来父亲简捷诠释了一个书读得多，字必然写得多，写得多才能写得好的道理。虽然我朦胧明白了写大字的重要性，但我并未明白其必要性，因此我写字也并不刻苦，仅限完成作业而已。不过也有那么零星几次特别用功，每次持续二、三十天。那是因为临帖时对用笔或结构有体会时，觉得自己写出的字居然逼近了字帖，便越写越来劲。直到夜阑人静，月过中天。

父亲没有具体教我写字方法，只提出要我写好“凤”“飞”“家”这三个字。当时我只觉得这三个字的确比别的字难写一点，但也看不出太多的玄机，没有太在意，只是凭兴趣多写几遍而已。现在想来可能是这几个繁体字和“永”字一样包含八法，空间构架要求甚至高于“永”字。

由于父亲文化程度较低，在书法上未能给我太多的帮助。教书法的美术老师也是如此。因此，我对书法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书法？这些本位问题没有认识。只觉得写好字是做好人、学好文化的一个组成。

读初中时我的大字在班级里渐露头角，在学校的大字比赛中得了奖。这可能得益于父亲的三字真言。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一般意义上得奖背后必然流过的汗水，更可能是取巧于父亲写字中空间构架能力的遗传。那次得奖作品还上学校专栏展出。这可以算作一次鞭策，使我没头没脑地下了一番功夫。其实这番功夫由于缺乏持久性，也不过是春冰而已，重要的是在我的心灵播下了一棵书法的种子。当时并无太多反映，多年后会破土而出。

二

人生的列车匆匆向前，年幼时展望前程似乎很是缓慢，年老时回顾驶过的站头才觉得速度快得让人玄晕。只恨当时自以为是时间的富翁，随意挥霍觉得很潇洒，现在清点却发现所剩无几。

1975年，我高中毕业，并在木渎镇三星村插队务农。后来进厂亦工亦农当了机修电工，又因工作需要进了变电所。由于变电所工作空余时间较多，从前播下的书法种子发芽了。变电所里还有个年轻人叫戴民骅，居然也有读书和写字的爱好，和我一起练起了毛笔字。

木渎镇虽说是苏州的大镇，文化底蕴也不谓不深，还号称江南古镇，有吴越遗迹，更有乾嘉风韵，但与城市相比毕竟是弹丸之地。那个年代，我们还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读书无用论”和批判儒家的文革中文化极端现象还有一定的惯性。百花、百家蛰伏，欲开未开欲鸣未鸣，正是乍暖还寒时节。那时节练习书法，实在只能算作无事可做，别人这样看，我也

这样想。现在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问题在于当时书法文化的氛围过于单薄，书法爱好者不过是春寒料峭的原野上过早冒出的小花。可贵是可贵了，但很难预料其花季的长与短。

戴民骅当时更喜欢文学，在一本家传的《秋水轩尺读》上下了一番功夫，而我则主要临习《兰亭序》和《松风阁》。读累了写疲了，相互交换一下，我读他写。由于变电所仅有四人，须三班24小时轮流值班。所以上班时较为清静，利于读书。偶尔到室外活动活动，种种蔬菜什么的，倒也打发得日出月落、星转斗移。

说木渎镇书法文化氛围单薄，那是与苏州城里相比而言的。那一段时间，我一有机会到苏州城里，第一目的地就是去古吴轩、朶云轩和新华书店。在文房四宝柜台、名人书画廊下、碑帖典藉丛中盘桓再盘桓，流连再流连。可以说时间再长不嫌长，时间再短不厌短。唯一的遗憾是囊中羞涩。不怪货之贵，只怪人之非贵。记得在苏州我只买过一本《松风阁》、一本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杂志（1979年第一期，总第四期），和一本《兰亭序》。这三本书就像我的糟糠之妻一样从未下堂，陪伴至今，一路走来。

三

1979年我踏上了离乡的路，来到了无锡这个现在看来将与我纠缠到人生终点的城市。

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而我这个毕业了三年的往届生，想改变插队务农的现状，看到了希望，重新翻起了书包。文革使我们这一代混过了青少年长知识的黄金季节。我三年在农村、工厂为每月十几二十元生活费摸、趴、滚、打，少年的梦想，改变命运的愿望，自身努力，这种种因素，像中药一股脑儿地放进了高考这口锅内煎熬。哪一味药性占主导，就能左右我的命运。1979年我在第二次高考落榜后，经招生办征求本人意见，我就上了无锡的江苏航运技校。命运的好坏究竟怎样，还是个未知数，但我还是欣喜地冲出了家的樊篱，踏上了全新而陌生的土地。

录取通知书上航运技校的名称我仅扫了一眼，没有深究其内容。但一到学校才明白，航运，就是撑船。是无锡人声称的三个最苦的行当“打铁、撑船、磨豆腐”之一。少年人真的没头脑，不知道瞻前顾后，不懂得深思熟虑，以至于拿自己的前途随随便便地交与他人。父母在子女的前途决策问题上也没有能帮什么忙，因为那个年代都是习惯于听从政府。而政府要顾全社会每个行业，个人意向与政府意向一时难于接榫。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迭加于国家建设谈何容易。

少年的境遇可以改变，少年的梦不改变！上课时老师讲船和水，下课时我弄笔和墨。

在航运技校结识黄鉴中，成为一生中的挚友，是我应当重点提一提的。可能是出于同是苏州人，但主要是出于共同爱好和志向。也是塞翁失马后的结果。

每天晚自修后，才是我们俩一天最重要的时间。教室里就剩我们两人，正宜读书。我们主要读的是哲学、文学和英语，还练练书法。但读的书籍较为散漫无序。因为我们身上并无多少余钱购书，只能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书时，往往也是谈谈读读，读读谈谈，既是苦读，也是闲读。读书让我们充实，让我们无惧。我们可以不理会生活的艰苦，不理会前途的迷惘。不管在炎热熏蒸还是寒雨敲窗的长夜里，枕书而眠，心静如水，梦魇不再……

那时因买不起宣纸，练习书法时只能用报纸。但报纸太新的话，过于滑笔，缺乏涩劲，练不出笔力。我们只能将太新的报纸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放上一段时间再用，最好纸质泛黄，那样写字就好多了，甚至还能出点韵味。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偷懒，我们一般是不磨墨的，而是用的廉价的太湖墨汁。太湖墨汁最大的优点是臭。能熏得瞌睡虫无意奉倍，兵不血刃，不战自退。太湖墨汁最大的缺点还是臭。当晚来不及收拾掉的旧报纸即使捏成团塞进课桌，因散发臭味而难遁其迹，被老师以不讲卫生论处。惟有黄中兴老师对此却从未为难过我们，但在我们毕业前向我提出写幅作品留作记念权作对我忍耐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