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道德_一种后人本主义的技术伦理_省略_技术道德化_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_王绍源

物道德：一种后人本主义的技术伦理学
———评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
王绍源
作者简介：王绍源，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自然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化认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0CZX013）阶段性成果。

①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伦理道德在人类生存世界中担负着特殊的价值角色。

纵观科技伦理学的发展，伦理学是人类对技术的一种常态反思。

诸如医学伦理、计算机伦理、纳米伦理等就是技术伦理学的分支领域。

一般地，技术伦理学立于人本主义立场，所考察的是技术产生的具体问题。

其所选取的视角也是把技术看作像其他物体一样的工具性角色，在此视阈下，技术本身是道德中立的。

通常情境下，当人们创造和使用新技术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的时，伦理学被看作是人类主体本身的事情，现代技术被置于主体与客体分离的本体论基础上进行诠释，应用伦理学中经常采用的规范伦理学的分析进路就是其中的一个明证。

近年来，技术伦理学在技术哲学的后现象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了“物转向”（thingly turn ），即“技术人工物”（technological artificts ）在“人—技术”交互情境（con -texts ）中有着全新的伦理意蕴。

这对于技术分析所采取的人本主义传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此，荷兰屯特大学的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 ）教授撰写的《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①立于后现象学视阈下对传统技术伦理学中的“物”进行了重新构建，赋予技术人工物以伦理意蕴。

一、现代技术哲学的伦理学转向
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 ）把其新作《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看作哲学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 第5卷第1期
2014年2月Vol.5,No.1Feb.,2014
是技术哲学史上的第三次转向。

该书是其《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和设计的哲学反思》①一书在伦理学维度的拓展。

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前十年期间，技术哲学经历了从零星的技术思想发展为一个拥有自身问题域的独立学科。

维贝克在《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和设计的哲学反思》一书中写道，这一时期，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关注技术的解释学以及存在主义方面。

抛开技术人工物的具体事例，技术现象大多被看作是抽象的、强加给社会和历史秩序的一种存在实体。

有关技术的规范性判断大多是在情境基础上做出的，该情境把技术描述为一种对人类的巨大威胁或者一种拯救人类的工具，对技术的褒贬态度截然分明。

后来，技术哲学经历了实证和经验的转向。

从20世纪中叶到世纪末，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和唐·伊德（Don Ihde ）扭转了以往对技术现象给予一般性规范判断的视角，强调技术在人们感知世界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从而开始转向人与技术的关系和结构的具体案例的研究中。

在该时期分析哲学领域，大多承接约翰·塞尔的哲学传统，技术哲学家们也试图探究技术人工物的形而上学以及认知方面。

第二次转向是伦理转向，该转向在21世纪的前十年占据主导趋势。

诸多伦理学家对技术在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幸福、隐私、安全、自治、公平、正义等方面。

该时期技术伦理学家所采用的角度和解答进路是：他们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先抽离出道德价值和理论，然后把其应用于“人—技术”关系的具体事例中去。

鉴于此，维贝克在书中挑战了大多数技术伦理学家所持有的把伦理与技术工件进行（包括一些隐含式的）二分法的观点。

在他看来，社会和伦理价值的意义都“不能和不应当”独立于交互情境进行理解，原因是技术人工物在交互情境中是处于一种“使用状态中”（are being used ）。

②维贝克指出，这就是技术哲学进行第三次转向的原因。

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摒除了把“伦理与技术相对立”的方法，认为道德是一种“人类主体和非人类的客体两者”交互的产物，③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就是现代技术哲学第三次转向的重要拓展和体现。

二、技术“调节”人类道德行为的两个维度
在《技术道德化》一书中，维贝克阐释了道德与技术人工物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①Peter-Paul Verbeek,What Things Do ？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②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pp.163-164.③Ibid.,pp.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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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
哲学分析2014年第1期
他指出，这两种维度存在于技术“调节”（mediate）人类道德行为方面。

①（一）技术“调节”的第一个维度：技术带来新的、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
维贝克以产科超声成像技术为例阐释了技术“调节”的第一个维度，即技术带来新的、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

在对未出生的婴儿进行产科超声成像检查后，父母就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技术交织的伦理困境：如果他们用该技术来检查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话，假使得到患病的结果，他们就要对是否继续留住这个孩子做出决定。

对未出生的孩子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而这些伦理问题在产科超声成像技术发明之前并不存在。

这类似于荷兰豪卫斯特私人顾问机构创始人简·豪卫斯特（Jan Holvast）所描述的监测技术在社会应用中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人们使用安全摄像机和其他监测技术本来的目的是保障社会安全，但实践表明，作为监测的技术和作为伦理价值的观念之间钩织成一种紧密的因果关系。

②
（二）技术“调节”的第二个维度：通过技术设计可以改变人类的道德行为
维贝克指出，技术除了带来伦理的挑战外，技术调节人类道德的行为的另一个维度是人们能够对技术进行专门设计用以改变人类的道德行为。

维贝克通过两个技术事例说明技术设计对人类道德行为的影响：（1）公路减速带的例子：人们通过对减速带进行技术设计来达到改变和规制司机开车速度和驾驶方式的目的，这就涉及了社会伦理的层面。

（2）自由软件的例子：设计专门软件通过限制用户的电脑联网从而达到对自由软件的限制，引导用户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职责，减少因上网冲浪而导致的工作分心。

综合以上两个例子，维贝克明确指出，每一项技术都具有“调节我们道德行为的特殊形式”。

他把技术的“调节形式”分为三类：强制（force）形式；劝导（persuade）形式和引诱（seduce）形式。

③
在讨论了技术“调节”人类道德行为的两个维度的基础上，维贝克强调：“正如公路减速带不同于产科超声成像技术和监测技术一样，技术的道德维度也是迥异的。

”人们有意地设计出“减速带”用来影响司机的驾驶方式，而产科超声成像技术和监测技术在设计本身上并不产生新的道德问题。

减速带的道德维度在于其功能，而产科超声成像技术和监测技术的道德维度则是不可预期的，或者说是其自身功能的“有害结果”。

维贝克指出，在技术领域中道德与技术的有意交互，正如公路减速带是一
①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pp.139-152.
②J.Holvast,“History of Privacy”,I FIP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Vol.298,2009, pp.13-42.
③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p.107,p.127.
种技术的道德设计，设计变为了一种“物化道德”（materializing morality ）的过程，设计者变成了实践的伦理学家（practical ethicists ）：“由于技术在本质上是道德实体”，设计者在道德行动和决策的最终技术调节中扮演着开创性、根本性的角色。

设计者实际上是实践的伦理学家，因为他们“诉诸应用而不是诉诸作为道德媒介的理念”①。

三、维贝克对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解构
维贝克通过批判近代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来阐释其“物”伦理的观点。

他把现代主义思潮描绘为在主客观之间构建的先验主义路线。

维贝克认为，预先假定该现代主义观点的伦理学理论都是人本主义的。

人本主义伦理学在工具领域（包括技术、材料客体）和人的价值和理想（包括人的终极关怀）领域之间做了区分。

在这样一个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观点看来，技术沦为了一种无关乎人类道德和社会理想的纯粹工具。

维贝克反对这种基于人本主义来看待伦理与技术关系的立场，并依于伦理学的立场批判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把主体和客体看作是彼此交互建构的新观点。

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观点中派生出的伦理学框架并不是被人类看作是完全自主的，旨在实现纯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道德主体。

鉴于此，维贝克对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进行解构之后又建构了一种非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强调技术对人类决策和行动的影响作用。

此外，根据其非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观点，“自主”和“意向性”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必要条件遍及用户和技术之中，②他说道：“自主正如意向性在人—技术交互关系中分布于人类和非人类要素中一样。

无论是在此交互境遇中的技术还是人类主体都无法逃离此干系。

”③
四、伦理设计体系
为了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框架的分析，维贝克用整整一章的内容探讨了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 ）和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ies ）④的伦理问题。

这些技术是人们有意地设计出来影响人类决策和行为的，这就使得用户和设计者都立于特定的①
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p.90.②
Ibid.,p.54.③
Ibid.,p.60.④参见张卫、王前：《劝导技术的伦理意蕴》，载《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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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
哲学分析2014年第1期
伦理立场上来看问题。

在这些技术问世以后，一部分用户依赖这些技术系统进行行为决策，从这一方面看，设计者将对用户的决策和行为承担部分责任；但另一方面，当用户与这些技术进行交互联系时，他们需要考虑该如何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问题。

为解决诸如劝导技术和其他技术类型中设计者和用户的伦理问题，维贝克分别构建了设计者的伦理框架和用户的伦理框架进行针对性地解答。

他的伦理设计与上文提及的两种技术的道德调节类型是自成一体的。

他在书中指出，设计者针对道德行为所需考虑的技术调节存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基本层面是：设计者们对他们正在设计的产品是否可能具有不良的调节能力进行评估。

第二个较深层面是：设计者能够对调节形式进行明确详尽地、可行性地‘建构’。

”①
在该书第五章，维贝克讨论了技术道德化问题和后续影响的评价问题。

（1）论述了设计者如何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不同伦理方式进行构建应用情景，并旨在设计出更适宜的行为导向（behaviour-steering）技术；（2）论述了如何评估技术的社会影响以及技术是否对诸如自由与民主的价值造成影响的问题。

②在该书最后一章，他阐述了设计者可以采取旨在达到技术道德化目标的各种方法。

③
就“伦理使用”（ethics of use）而言，维贝克继承了福柯的思想。

其伦理学方法中的可操作性概念是“自主”。

在维贝克对福柯的解读中，“自主”是一种“主体构成的实践”。

④它不是在用户介入之前以纯粹的概率进行的自我呈现，而是采用实践活动的形式所进行的表现，即用户有意识地与不同的、包括与技术相关的力量（power）形式构建其主体性。

因此，维贝克比照抽象的“道德准则”功能而引入“物准则”（material codes）一词进而指出：“伦理使用”分布在实现技术调节和使用“物准则”进行人类行为和道德主体的构建之中。

⑤维贝克的“伦理使用”意味着改变了以往要么禁止新技术的使用要么无条件地使用新技术的观点，提出人类要搞清楚他们期望成为什么样的主体，以及他们期望自己“如何”与新技术进行交互联系。

综上所述，维贝克在澄清技术在道德领域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式上做了积极而富有开拓性的探讨。

他亦清晰地指出：设计者如何把这两种方法体现在设计中，以及技术如何在用户建立自己的道德主体性上开辟了新的维度。

无论在抽象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书中的这些新观点都是富有创见性的。

①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p.
91.
②Ibid.,pp.97-113.
③Ibid.,pp.113-118.
④Ibid.,pp.72-73.
⑤Ibid.,pp.82-87.
此外，维贝克另一个具有巨大探索性意义的是其技术民主化的思想，以下就该思想做一简要介绍和梳理。

五、技术民主化思想
为了避免技术统治①（technocracy ）和道德懒惰（moral laziness ），维贝克建议在社会上举办知情的公众辩论（informed public debates ）作为一种技术民主化的方式。

该方法通常被称为“建构性技术评价”（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简称CTA ）②。

“遵照‘建构性技术评价（CTA ）’的设计方法，单单设计者是不能够决定一个技术将是什么样子以及技术何为的；当然，这涉及所有参与的相关社会行动者。

因此，遵循该方法能够消除技术统治的恐惧……能够在技术设计过程中为商议民主拓展新的空间。

”③
维贝克指出，尽管保障公众对技术的知情权进而实现“民主化”的技术，有利于构建“美好生活”，但是，民主化的技术是否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取的，这本身就值得怀疑：（1）首先，“这些公共辩论应当如何切实举办？”如果现实条件下不能保障每个人都参与相关的审议，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相关社会行动者能够参与其中？维贝克给出的解答是：选举代表委员会负责审议社会中各种技术的设计开发，或者将审议任务委派给国会议员和成员代表。

但即便如此，对于代表的选举过程和新技术的各种应用都要确保审议人员的全面知情权。

鉴于此，维贝克认为，在技术和道德的交互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细微层面，要理解新技术的政治、社会和道德方面都需要专业性知识和普通公民的表决，因此人们不能、也不应该笃信该方式。

（2）其次，对公众实行最大程度的告知，确保普通公民对技术的各个方面保持知情权，但该方法在实践中会产生诸多实际负担过大的问题，培养和增强公民对技术的政治意识和道德素质都需要细致而长远的规划，这种培养结构的实际效果堪忧。

尤其对于多元文化和人口众多的大国更显复杂严峻。

总之，正是“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使得我们踌躇不堪”。

特别在极端情况下，例如当某种技术的民主化对社会构成巨大威胁，以及公众对某些社会团体参与公开审议技术不信任时，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就是一个明证：一方面，医学技术的进步可用于痼疾的诊治；但另一方面，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也为人们实行恐①参见朱怡庭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②参见谈毅、仝允桓：《建构性技术评价:一种新的技术管理模式》，载《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年第8期。

③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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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
哲学分析2014年第1期
怖主义行为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温床。

鉴于高新技术沦为某些恐怖组织和非理性政府反人类的工具，我们就要对相关生物医学数据持缜密保守的态度。

①由此观之，构建民主化的技术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不可取的。

六、结语
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对于准确理解伦理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视角和借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出，书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诸如：（1）维贝克虽然指出技术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技术沉浸状态中，把技术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摒除出去则是空洞而不现实的，但是他并没有实际探究和询问一个重要前提，即我们是否愿意与技术进行交互。

（2）维贝克把“民主”视为无条件的社会价值，这本身与其秉持的“道德的情景式理解”（con-text-sensitive understanding of morality）是不相符的，造成了其无法自洽的矛盾。

原因在于：他一边声称“民主”这种社会价值需要在技术情境中理解；另一方面却又坚持“民主”是无条件的社会价值，要捍卫“民主”的价值就要保证其不受到任何威胁。

②这些都与他自己构建的伦理学立场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物道德的理解和设计》一改人本主义的传统观点，在“物—技术”交互情境中通过构建一种“后人本主义”的技术伦理学来重新定义技术的伦理意蕴，这在后现象学的视阈下为技术的伦理设计，为伦理学家、哲学家参与社会实践和工程设计开辟了一条新的视角和道路，是技术哲学领域中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文本典范。

（责任编辑：张琳）
①M.Selgelid,“A Tale of Two Studies:Ethics,Bioterrorism,and the Censorship of Science”,Hastings Cent Rep, Vol.37,No.3,2007,pp.35-43.
②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pp.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