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军反情报工作研究_耿华洲_周飞

二战期间日军反情报工作研究

耿华洲，周飞

（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39）

【作者简介】耿华洲（1989-），男，河南镇平人，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讲师，硕士；周飞（1989-），男，河南镇平人，解

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讲师，硕士。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认真研读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阅览室公开的二战期间日军的相关史料以及

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二战期间日本反情报机构的建立过程以及工作开展情况，对二战期间日军的反情报工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整个二战期间日军的反情报工作有成功之处，但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失误。在分析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我国加强反情报工作建设提出些许建议。

【关键词】二战；日军；反情报【中图分类号】

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7）01-0069-03

关于日本陆海军的情报机构及其工作，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没有深入涉及二战期间日本的反情报工作开展情况，只有学者罗卫萍，在《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研究与思考》一书“二战期间日本的主要情报活动”中，对日本的反情报工作进行了相关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从日军的反情报机构及其活动入手，探究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反情报工作，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国反情报工作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一、概述

1.日军反情报的定义

日本陆军将反情报定义为：

“保护国家和军队不受外国针对我国开展的情报活动以及其他有害行为的侵害。”并将反情报活动分为“保护好自己不受敌人情报活动及其他有害行为侵害的防御性质的消极手段”和“查明、压制、破坏敌人情报活动及其他有害行为的进攻性的积极手段”。前者主要由军队、各政府部门、学校、军工厂等部门自己进行，后者则主要由宪兵和警察等部门负责。

2.工作概况

日本的反情报工作肇始于1899年制定的《军机保护法》

，但至二战爆发已经过了将近40年，很多条款已经不符合现实。之后相继制定了《要塞地带法》和《军港要港规则》等法律，但也不过是专门针对相关领域的规定。而且当时日本军人保守秘密的意识非常淡薄，定性为秘密的军事资料在军官搬家时会被随手丢弃，或者有印刷错误的秘密

材料随手抛弃，这样的事故频发。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各国针对日本开展的情报活动逐渐加强，前往日本开展情报工作的外国人剧增，日本军方对自身缺少反情报机构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1936年6月25日，陆军省发往各省的《关于国防方面保守机密的通知》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各国对我国的情报活动逐渐加强，特别是以中国问题和退出国联为契机，逐渐显示出其本来面目。”并在其中详细分析了外国针对日本情报活动的目的、目标以及情报网，指出将来的战争“不仅仅是武力的战争，也会发生思想战和经济战，帝国的内外都会成为战场”，强调“更加密切军部、政府和民间三者的合作关系，建立万无一失的警防体系是当务之急”

。1936年，陆军省新设兵务局，下辖兵务课、防卫课、马政课，其中兵务课负责“军事警察、军事机密的保护和反间谍相关事项”。1939年，兵务局改编为4课，下辖兵务课、兵备课、

防卫课、马政课，把以前的防卫课拆分为兵备课和防卫课。其中防卫课所负责事项负责“宪兵”、“军事警察以及军事机密的保护”、“反情报”等相关事项。

1937年7月，日本政府下发《关于成立防共防间谍事务联络会的通知》。召开由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等部门组成的联络会议，“就各省厅反间谍相关情报交换，进行研究，协商对策”

，旨在建立统一的反情报领导机体系。从以上可以看出，以侵华战争和日本退出国联为契机，日本逐渐设置装备了以陆军省兵务局和参谋本部第2

黑河学刊Heihe Journal 2017年1月总第229期第1期Jan.2017Serial No．229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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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首的反情报机构，逐步加强反情报工作。整个二战期间日军的反情报工作主要由陆军负责，反情报工作主要有宪兵队和警务联络班承担。以宪兵队和警务联络班为首的反情报机构积极开展反情报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最著名的成果则是1940年7月逮捕了路透社驻东京分局局长、英国间谍詹姆斯·考克斯；同时也存在不少失误，山本五十六座机的坠毁、古贺峰一遇难事件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海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反情报机构，而且由于其保密意识单薄，密码系统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失泄密事件。

二、日军反情报机构与活动

1.警务联络班

承担陆军省兵务局“反情报相关工作”的机构是代号为“山”的警务联络班。该组织十分严密，只有陆军省内部极少数相关人员知晓其存在。根据中野校友会所编著的《陆军中野学校》记载，当时的兵务局局长阿南惟几少将秘密命令秋草俊中校和福本龟治中校研究如何科学地设置反情报机构，并于1937年春设立了日本首个反间谍机构。

警务联络班由资料室、电气室、邮政室以及照相室4个班构成，接受陆军省兵务兵务课课长的领导，并与东京宪兵队有合作关系。其人员规模为班长以下有军官数名，宪兵准尉以及下级士官30-40名，英国、苏联、中国相关方面的文官各1名，庶务相关的宪兵下级士官、电气技师、助手各1名，以及14-15名女性职员等共70人。警务联络班的具体业务内容为：国际电信电话的秘密检查，外国使馆书信以及电话的监听，以及私设秘密无线电的探测等。

军事资料部本部设于东京，由总务科、资料科、移动侦察科、资料研究科组成，并在大阪、神户等主要城市设置分部。随着战事的发展，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等地设置了直属于各军司令部的专门反间谍机构，由军事资料部派遣必要的工作人员，指导反间谍工作。

军事资料部的任务是：“收集探知外国，特别是敌对国家针对我国进行的情报、宣传、谋略网所需的情报，必要时秘密中予以摧毁”。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如下：监视非法无线电台（在特定地区实施）和监听电话、夺取物品（开锁工作、外国使馆密码的获得等）、偷听谈话（通过隐藏麦克风偷听）、秘密开验邮寄物品等。因此，军事资料部与参谋本部第2部以及其所属的登户研究所等机构联系密切，并积极运用其研究成果。

军事资料部各机构的位置以及业务内容是相当保密的，其职员伪装为陆军省兵务局或者陆军省调查部职员的身份，连个人生活也被加以特别管制。其职员的中坚干部由中野学校和宪兵学校毕业生填充，雇佣的人员也是从战场负伤人员中严格选拔。但是，并没有赋予其职员警察权，其调查的结果以及行政上的处置则依赖于兵务局、军务局以及宪兵司令部。

2.宪兵队

宪兵队成立于1882年，隶属于陆军省，根据宪兵条令第一条规定，宪兵队的任务是“隶属于陆军大臣，主要掌管军事警察，并兼管行政和司法警察”，根据其任务不同，执行军事警察相关业务时接受陆海军大臣的指挥，执行行政警察相关业务时接受内务大臣的指挥，执行司法警察相关业务接受司法大臣的指挥。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赴日外国人数量的激增，外国人在要塞地带违法事件的数量也急剧增加，陆军中逐渐有人开始呼吁要反间谍工作。因此，才有了1932年10月陆军省发送给相关部队的《关于反情报相关的通知》，指出反情报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军事秘密不被外国情报部门探知的同时，查明其企图，帮助我国国策的制定以及战争的实施”，其实施机构为宪兵队，并指出“宪兵队依据本文件制定实施计划”。至此，才赋予了宪兵队反情报的重要任务。

根据其所在地不同，宪兵分为“内地宪兵”和“外地宪兵”。内地宪兵负责在日本国内和朝鲜、台湾等殖民地执行任务，由陆军大臣指挥；外地宪兵由当地日本最高司令官领导。

截止二战结束时，内地宪兵共有一个总司令部，十个地方司令部，分别为北部、东北、东部、东海、中部、中国、四国、西部、朝鲜、台湾。日本本土共配置了24个宪兵队，朝鲜配置了12个宪兵队，台湾配置了2个宪兵队。

位于东京的宪兵总司令部由总务科、警务科，外事科，会计科四个部门构成，其中外事科负责保护军事秘密以及外事警察等相关反情报工作。1938年9月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部长发往国内宪兵队的《国内宪兵反情报业务相关通知》中，下发了《国内宪兵反情报业务指导方针》。其中指出，宪兵队“自主实施军事相关的反间谍工作”，并命令在东京、横滨、大阪等主要城市，要“逐个查明军事反情报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人员（不论国籍）的动静，特别是要查明其对外联络系统”。

宪兵队的反情报工作主要通过谍报、监视、获取文件、检查邮件、审讯嫌疑人和俘虏、测定无线电台、询问民众以及在宪兵队内部进行调查等手段进行。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化，作为执法机关的宪兵队，其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军事领域反情报之间扩大至各个领域，特别是1941年制定颁布《国防保安法》之后，宪兵队开展工作的对象范围更加扩大。

3.相关单位的防间保密教育情况

除积极的反情报工作外，还有消极的反情报工作——

—即防间保密教育。以下以陆军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的保密教育为例进行论述。

陆军大学学校于1943年10月制定《参谋须知》，作为参谋人员培训资料。在该须知“工作中特别应该注意的事项”一项中，记录了防间保密相关的事项。也即是说，为了保护军事机密，“提高相关人员的防间保密意识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告诫参谋人员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业务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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