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尉氏新庄遗址二里头人骨种系初探

河南尉氏新庄遗址二里头人骨种系初探作者：孙蕾，张小虎，朱泓来源：《文物春秋》 2017年第5期新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门楼任乡新庄村东北，是一处以二里头文化遗存为主的古文化遗址，现存面积约8万平方米。

2013年8月—11月，为了配合新郑机场—（周口市）西华县的高速公路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抢救性发掘了尉氏新庄遗址。

本次发掘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路基范围内，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已发现包括二里头文化、汉代以及明清等时期文化遗存，包括灰坑60多个，墓葬3座，水井5座，陶窑3座，出土了陶器、铜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大量的遗物。

其中，二里头文化是本次发掘的最重要收获，目前已发现灰坑十余个，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以及骨、蚌器等文化遗物。

尉氏新庄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发现为研究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这一时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本文对新庄遗址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灰坑KWXH35和KWXH54出土的2例成年颅骨进行了人种学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一、颅骨的观察与测量依据《人体测量手册》[1]和《人体测量方法》[2]的相关论述，现将尉氏新庄出土的两例成年颅骨的主要形态观察与测量特征记述如下（具体颅骨测量值参看文末附表）。

KWH35.1（男，60岁以上）：颅骨保存完整（图一）。

主要形态特征：颅骨顶面外轮廓为椭圆形，眉弓发育显著，眉弓范围未延伸至眶上缘中点，眉间突度中等，前额倾斜度中等，额中缝不完全存在。

矢状缝结构：前囟段为深波型，顶孔段愈合，顶段和后段为锯齿型；并有长方形的眶形，稍显的鼻根区凹陷，中等的鼻前棘和犬齿窝，梨形的梨状孔和鼻前沟型的梨状孔下缘；腭形为抛物线形，腭圆枕为嵴状，乳突中等，枕外隆突显著，顶孔为2孔，翼区为顶蝶型；下颌圆枕较弱，下颌角区外翻，颏型为方形。

测量特征反映出的颅面部形态是：颅长宽指数的中颅型、长高指数的高颅型和宽高指数的狭颅型相结合的颅型，并有狭鼻型、低眶型、阔腭型、额宽指数的狭额型和面突指数的正颌型；总面角为平颌型，齿槽面角为特突颌型，垂直颅面指数和鼻根指数分别表现为中等和很突的特征。

KWH54（男，20~25岁）：颅骨保存较为完整。

主要形态特征：中等的眉弓突度，未延伸至眶上缘中点的眉弓范围，中等的眉间突度和倾斜的前额，额中缝不存在。

矢状缝结构：前囟段和顶孔段为微波型，顶段和后段为锯齿型。

斜方形的眶形，明显的鼻根区凹陷，中等的鼻前棘，梨形的梨状孔，中等的犬齿窝，梨状孔下缘为钝型，腭形为抛物线形，腭圆枕为嵴状，并有较小的乳突，中等的枕外隆突，明显的下颌圆枕，下颌角区外翻，颏型为方形。

测量特征反映出的颅面部形态是：中颌型的面突指数，中上面型的上面指数，并有较突的鼻根指数和较小的鼻颧角，以及中鼻型、低眶型和狭腭型。

从以上个体的颅骨特征看，尉氏新庄组颅骨总的形态特征是：椭圆形的颅形，颅长宽指数的中颅型，颅长高指数的高颅型和颅宽高指数的狭颅型；中等偏斜的前额，狭额型；较突的鼻根指数，低眶型的眶型，梨形的梨状孔，狭鼻型结合中鼻型；抛物线形的腭形，阔腭型结合狭腭型；中等的犬齿窝，并有平颌型的总面角和特突颌型的齿槽面角以及较小的鼻颧角。

这些形态特征和亚洲蒙古人种普遍的形态特征较吻合。

二、人种类型的比较与分析（一）与亚洲各近代组的比较为了进一步考察尉氏新庄二里头人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个地区人群在种族类型上的渊源关系，现选择华南组、华北组、朝鲜组、蒙古组、通古斯组、爱斯基摩勒俄康组和楚克奇（河滨）组等7个近代颅骨组进行比较，参加对比的项目和对比组详见表一。

表二是尉氏新庄组与各近代颅骨组之间的欧氏距离系数值。

可知，与尉氏新庄组在颅骨外貌形态上距离最近的是华北组、朝鲜组和华南组，相对较近的是爱斯基摩勒俄康组和楚克奇（河滨）组，而与蒙古组和通古斯组最为疏远。

根据表二的欧式距离系数值，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制出聚类图（图二），清晰地反映了尉氏新庄组与各近代颅骨组之间的关系。

在刻度小于25的范围内，8个颅骨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聚类群：第一聚类群基本代表了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东北亚类型和东亚类型群体，第二聚类群代表了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

在刻度处于10—15的范围内，第一聚类群分为两个小的聚类群，爱斯基摩勒俄康组和楚克奇（河滨）组属于东北亚蒙古人种的小聚类，华北组、华南组和朝鲜组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的小聚类，尉氏新庄组也处于该聚类中，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居民在颅骨形态特征上较为一致。

（二）与各相关古代组的比较为了考察尉氏新庄组的种族归属、来源及其种系流向，现选择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其存在一定联系的13个先秦颅骨组，采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比较尉氏新庄组与对比组之间的亲疏关系。

这13个先秦颅骨组分别是柳湾合并组[5]、李家山组[6]、游邀组[7]、瓦窑沟组[8]、殷墟中小墓②组[9]、夏家店上层合并组[10]、蔚县合并组[11]、殷墟中小墓③组[9]、西北冈祭祀坑Ⅰ组[9]、甑皮岩组[12]、昙石山组[13]、新店子组[14]和阳畔组[14]（表三）。

表四是尉氏新庄组与其他先秦颅骨组之间的欧氏距离系数值。

与尉氏新庄组在颅骨的形态特征上最为相近的是瓦窑沟组和游邀组，其次是柳湾合并组、李家山组和殷墟中小墓②组，相对较近的是蔚县合并组和夏家店上层合并组，最为疏远的是阳畔组和新店子组。

根据表四做包括尉氏新庄组在内的14个先秦颅骨组欧式距离的聚类分析，绘出聚类图（图三），显示出了尉氏新庄组居民与我国境内先秦时期不同体质特征居民的异同点。

在刻度小于25的范围内，14个颅骨组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群，新店子组和阳畔组为第一大类群，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古代居民，一般具有特圆颅型、偏低的正颅型结合阔颅型等特点。

其余12组颅骨组属于第二大类群，并在刻度处于10—20的范围时分为四小类：小聚类1，甑皮岩组和昙石山组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种系特征的先秦古华南类型居民，具有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和突颌的特征；小聚类2，殷墟中小墓③组和西北冈祭祀坑Ⅰ组代表中等高的颅型结合长颅、阔面，扁平面部，后斜额部，略高鼻根以及狭鼻型的东北亚类型人群，属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居民；柳湾合并组和李家山组属于古西北类型居民，归于小聚类3；尉氏新庄组处于游邀组、瓦窑沟组和殷墟中小墓②组的古中原类型聚类以及夏家店上层合并组和蔚县合并组的古华北类型聚类组成的小聚类4中。

这也许体现了尉氏新庄组一方面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土著古中原类型居民，另一方面也与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长城沿线的土著古华北类型居民存在若干相似之处。

利用表三中颅长、颅宽、颅高、眶高、鼻宽、总面角、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垂直颅面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和额宽指数等13项绝对值、角度和指数项目值进行主成分分析，可得出前三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五）。

由表五可知，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84.54%。

第一主成分（PC1）的贡献率为50.78%，而第二主成分（PC2）和第三主成分（PC3）则分别可以解释20.50%和13.26%的方差。

第一主成分最大载荷的原变量有颅长、颅宽、颅高、颅指数、颅宽高指数和额宽指数等，主要体现颅骨在颅型的宽和高及面部宽度等方面的特征。

第二主成分最大载荷的原变量有鼻宽和颅长高指数等，代表颅型的长高和鼻部宽度等特征。

第三主成分最大载荷原变量有眶宽、总面角和垂直颅面指数等，代表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的突出程度和眶部的形态特征。

图四是根据前三个主成分的分布构成绘出的三维散点图。

从散点图上看，14组人群可分为4个空间分布集团，与聚类分析的结果大致相同。

尉氏新庄组处于图中最大空间分布集团中的边缘地带，与柳湾合并组、李家山组和蔚县合并组存在最为接近的距离，与瓦窑沟组和游邀组也相对较近。

古中原类型的尉氏新庄组除了与古华北类型居民颅骨存在若干相似性外，与古西北类型居民颅骨在颅指数、额宽指数和面部于水平方向的突出程度等方面也存在相似之处。

三、结论尉氏新庄组二里头文化居民的人骨标本是我国中原地区尤其是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重要的古代人骨资料，为探讨夏人和商人的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人类学依据。

尉氏新庄组二里头文化居民颅骨的形态学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颅长宽指数的中颅型、长高指数的高颅型和宽高指数的狭颅型相结合的颅型；前额中等偏斜，属狭额型；鼻颧角较小，狭鼻型结合中鼻型，阔腭型结合狭腭型，并有低眶型，平颌型的总面角和特突颌型的齿槽面角。

这些形态特征与亚洲蒙古人种普遍的形态特征较吻合，并更多地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类型。

与亚洲各个近代颅骨组比较，尉氏新庄组与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组、朝鲜组和华南组在颅骨外貌形态上最为接近，而与北亚蒙古人种的蒙古组和通古斯组最为疏远。

与我国先秦时期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比较，在颅骨的形态特征上尉氏新庄组与古中原类型的瓦窑沟组和游邀组最为相近，其次是古西北类型的柳湾合并组和李家山组，相对较近的是古华北类型的蔚县合并组和夏家店上层合并组，最为疏远的则是古蒙古高原类型的阳畔组和新店子组。

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尉氏新庄组一方面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土著古中原类型居民，另一方面也与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长城沿线的土著古华北类型居民和我国西北地区的土著古西北类型居民即西北羌系民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

因此，不能排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古中原类型的尉氏新庄组居民与北方和西北方不同体质类型人群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的可能。

————————［1］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34—56.［2］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人体测量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11—101.［3］朱泓，张全超.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人骨研究［J］.人类学学报，2007，26 （2）：97—106.［4］张全超，胡延春，朱泓. 磴口县纳林套海汉墓人骨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2）：136—142.［5］潘其风，韩康信.柳湾墓地的人骨研究［M］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61—303.［6］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J］.考古学报， 1993 （3）：381，390.［7］朱泓.忻州遗址夏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M］//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等.忻州游邀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88—214.［8］陈靓.瓦窑沟青铜时代墓地颅骨的人类学特征［J］.人类学学报，2000（1）：32—43.［9］韩康信，潘其风.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50—81.［10］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J］.文物季刊，1998（1）：57.［11］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家店下层文化颅骨的人种学研究［J］.北方文物，1987（1）.［12］张银运，王令红，董兴仁.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类头骨［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1）：4—13.［13］韩康信，张振标，曾凡.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J］.考古学报，1976（1）：121—129.［14］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M］.北京：科技出版社，2010：1—115.〔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