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武昌沙湖园林建设的文化渊源-从任桐对武昌沙湖的历史贡献谈起

追溯武昌沙湖园林建设的文化渊源

从任桐对武昌沙湖的历史贡献谈起

提起沙湖，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塞上江南”的那颗明珠，提起武汉的湖泊，人们大都会对东湖如数家珍，而本文中所述的武昌沙湖却少有人知晓。在这一百年间，沙湖却因一个人和他所撰的一本书开始了兴衰起伏的坎坷命运，直到走向新生，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中人水和谐的典范。

沙湖原本是武昌城外的一个湖泊，连通长江和东湖水系，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六子朱桢为楚王，朱桢就统治武昌长达五十多年。沙湖因景色秀丽、环境优美，很受朱桢的喜爱。他

精通音律，命人在沙湖边取芦苇制作出音质优美的芦笛，因此湖边总是歌声悦耳、笛声悠扬。故沙湖又曾名“歌笛湖”。歌笛湖与长江相通，又因有人到湖边采沙，渐渐被人改称为沙湖，但它直到20世纪初还不被人关注。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后，从浙江来汉任职的前朝官员任桐，转至武昌商埠（今武昌徐家棚）经商，闲时漫步郊外，见一座大湖山水秀色，顿时联想到了家乡的西湖，无限感慨道：“谓景物之美不减西湖，而天然韵致有过之无不及，谓西湖为名妓，斯湖为闺秀。”[1]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湖水，从此，一生忘情山水的志向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成为他实现志向和发挥才学的平台，让人生散发出光芒。同时，他也让荒僻的野湖得以焕发光彩，将其打造成为精美的园林，为后人留下了沙湖的远景构图，在百年后，它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都难以分清，是沙湖因任桐而获得新生，还是任桐因沙湖而留下美名？或者是两者已经浑然一体了。

一智者乐水：慧眼识沙湖

1869年3月21日，任桐诞生于浙江温州永嘉县。原名任洞，长大后，改名“任桐”。之所以改名，一是“桐”与“洞”音相似，但与其姓“任”字搭配更觉悦耳，二是桐木是制作古琴的上好材料，任桐雅好音乐，他的字即为“琴父”，名与字和谐一致，能够完整表达他的人生情趣。

任桐的祖上原籍福建，后迁到浙江永嘉任桥。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任家成为当地望族，家产达百余万。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任家这样的富豪自然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对象，因而家道中落。其少年求学经历颇为艰难，为了博取功名，任桐参加了三次乡试，都以落第而告终。他32岁时，听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改造书院，兴办学堂，便筹集了500元川资往武昌而来。几经周折，任桐到武昌后，早已过了学校报名的期限，他只好找旅馆住下，等来年再考。一年后身上的500元花得干干净净。眼看生活无以为继，经人介绍，任桐到江夏金口局去办文牍。可在金口给人写文案收入微薄，养活不了一大家人。任桐找了一个机会回到省城武昌，通过纳捐，买了一个“候补”的小官资格，然而一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汉首义成功，“候”了十年，也未候到“知县”的官位。可见，任桐在遇见沙湖前，人生颇为不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震碎了任桐的官场梦，他开始弃政经商，于武胜门外沙湖西边（今武昌徐家棚附近）的沟口开辟商场、招商置业。任桐通过做生意逐渐发家。他在沙湖旁买了一处房屋隐居下来，从此不问时事，自号“沙湖居士”。他“幼时钩游，每与山水为缘”，喜爱名山大川，嗜画山水，“遇一丘一壑必纵览而毕登”，对园林艺术颇有造诣。一日，他闲步出武胜门外，沿东北行至沙湖，远望洪山、灵泉、九峰诸山，星罗棋布，沙湖一

衣带水，掩映于诸山之间，若隐若现；近看湖水清澈见底，湖面宽广，令任桐不由得想起浙江的西湖。沙湖虽无楼台亭榭，却具有天然之秀质。站在沙湖边，任桐思绪万千，从而萌生在沙湖建立可与西湖相媲美的现代园林的想法。

如果任桐与沙湖的不期之遇，仅仅是萍水相逢，也就没有了延续百年的故事。而恰恰他深谙园林艺术，书画技术俱佳，兼具深厚的文史功底，加上经商也颇有成效，具备了一定的财力，早年抱有的“枕石以听泉声，迎风而寻松籁，鸣琴在天，画图入目，旷然写远，乐以忘忧”的志向在沙湖有了实现的充裕条件，也因此让他与沙湖之间构成了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任桐得遇沙湖，确“以因缘偶合，人与地相得而益彰”。任桐在仕途坎坷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毕生酷爱山水的情结是上天刻意造化于己，从小生活在江南园林，长大以后遍览山水，到底还是为了有朝一日蒙受上苍之恩，吸自然之灵，亲自动手设计修造一座工程伟大、前无古人的宏大园林。他的诗、书、文、画等诸多方面的艺术造诣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让他成就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事业。

实可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任桐的人生志向，以及经历和才学使他发现了沙湖朴拙的美，沉寂多年的沙湖终于迎来了知音。周之莲在《沙湖叙》中写道：“夫士之才识优长，蕴蓄宏富而怀利器。”任桐在《沙湖记》中自述：“余素嗜画山水，昔日太史公游览名山大川然后能文章，窃以为作画亦然，是以足迹所经或遇一丘一壑亦必纵览而毕登焉。”眼前的沙湖，“湖侧犹多芦，其水清而浅，周围约三十里，仿佛浙之西湖，虽无楼台亭榭，然天然之秀质不以榛莽而掩者”。任桐充分展示了他在园林景观方面的美学造诣，既是殚精竭虑也是极尽才华地提炼出了“沙湖十六景”：琴堤水月、雁桥秋影、寒溪渔梦、金冢桃花、东山残碣、九峰晨钟、虎岩云啸、卓刀饮泉、泉亭松韵、兰岭香风、青山夜雨、石壁龙湫、沟口夕阳、夹山咏雪、梁湖放棹、鸥岛浴波。以此为蓝图，任桐倾其所有，精心营造沙湖园林，命名为“琴园”。琴园之内，亭台楼阁、曲折回廊所有景点之楹联题咏，都由任桐一个人自作自书。建成后的琴园成为江城一大盛景，琴园在他的精心构筑下于1924年左右形成规模，1927年～1928年，这座具有现代特征的园林达到鼎盛。然而，任桐“不私于己，而公于人，务求斯湖之盛名腾跃于全世界，是有大造于斯湖也”。1931年前，琴园向市民开放，门票5分大洋。康有为就曾为之作联：“琴谱茶经，轮换风雅；园花池月，悟彻禅机。”国民党元老、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谭延闿署题了“园林春色”四字。琴园因此而名声大噪。《东湖史话》载：“民国六年，武胜门外五里许，黄鹤楼之北、歌笛湖之西沟口地方，有琴园，占地百亩。”

武汉虽为百湖之城，当时却没有如江浙一带的园林建设，这一现实给予任桐施展抱负的广阔

天地。任桐的理想是宏大的，他着眼的是大沙湖的建设，是包括今东湖、严西湖、汤逊湖、梁子湖等在内的庞大水系，方圆两百余里，然而这显然超过了他的能力所及范围，“余心犹睠睠于此湖，始终未尝稍馁也，噫，天下事固有不可得而兼者，犹山水耶”。因受时局动荡和财力不足等多方面因素所限，琴园建设并不顺利，1931年后，琴园建造未能继续进行。同时，任桐将精力集中于《沙湖志》的编撰之中，“余虽无其力，然今且竭吾力之所能者，搜求之，点缀之，编成一书曰沙湖志，以供雅好者之披览”。积十年之功，他修撰了《沙湖志》，将其沙湖园林建设的宏远构想传之于世。[2]

任桐对沙湖的热爱，并非如一般的文人骚客那样只为满足自身的身心愉悦而附庸风雅，而是投入了全部的心血与感情。他全面挖掘和展现沙湖原始质朴的自然之美及文化内涵，并以志书和建造园林的创造性成果给后人深刻的启示，达到了乐水智者的至高境界。1932年，任桐带着他的未尽理想病逝于上海。

今天看来，任桐对于武汉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来说，贡献是巨大的。武汉三镇虽富有湖光山色，然而城市屡被毁成废墟，园林建设远落后于江浙一带。任桐以深远的目光在历史的尘埃中打捞有关沙湖的经典故事，他睿智地发现了沙湖的自然之美，以不懈的努力精心打造琴园，以深厚的文史功底和美学思想设计了大沙湖的建设规划。任桐从理论与实践上为我们建造现代城市园林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谈起沙湖，不能不提及任桐和他的《沙湖志》。

二营造琴园：开武汉园林建设之先河

在任桐的心目中，曾有一个包括东湖、严西湖、梁子湖、汤逊湖在内的大沙湖水系的整体建设构想，这是一个远景规划，而他力所能及的，仅是在30余里湖面的沙湖营造具有现代特征的园林。他深受江浙一带园林建造美学理念的影响，对杭州西湖、温州雁荡山赞美有加，认为二者“山水秀绝奇特”，兼具“奇伟峭丽之观，汪洋恣肆之势”，是园林建设之典范。他在将沙湖与西湖进行对比研究后，仍然充满信心，“此湖之所由自其湖山风景纵不能画如西湖，然安知不可作未来之西湖观”。任桐在其《沙湖记》中写道：“鼎革后，余隐居湖上，自号沙湖居士，于沙湖之西筑琴园。”琴园于1917年开始建造，此园是“琴父筑之，琴父居之，乃以己字字之”，从而开武汉园林景观建造之先河。

沙湖虽处武昌城郊，但道路崎岖。“环湖皆山，交通不便，犹之宫墙数仞，宗庙之美，百宫之富，莫得窥也”。于是，任桐先从武昌商埠（今徐家棚）修筑一条道路（即琴园路，今讹为秦园路）直通湖边，建引胜桥以利交通，人员车马往来始得方便，而沙湖的山光水色豁然呈露，“一衣带水，若隐若现掩映于山水之间”，“山水秀丽，无与伦比，绝未粉饰，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