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

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
一
在中国20世纪的美学历程中，王国维、鲁迅……都是令人心动的名字，而与他们的名字一同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生命美学，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它与西方的现代美学（尤其是现象学美学）传统、中国美学传统一同，构成了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

因此，越是日益沉浸其中，我就越是发现：这实在是一座美学的富饶的金矿。

遗憾的是，今人不读王国维、鲁迅之书者寡，但是，能够深入把握其中深意者也寡。

以至百年后的今天，王国维、鲁迅的“超前”与今人的“滞后”之间的反差对比之大，仍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从“境界说”的角度研究王国维，从“美的圈”、“真实的圈”与“前进的圈”的角度研究鲁迅，就是两个最常见的例子。

这实在令人涕笑皆非。

实在无法想象，他们的思想竟会如此简单，如此传统。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们的思想竟然会在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巨大的魅力，始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就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

王国维、鲁迅的“超前”之处，在于他们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就以天才的敏锐洞察到美学转向的大潮，并且直探美学的现代底蕴。

他们都有着“无量悲哀”，有着殊异的哲学气质，都不是中国历史上所常见的高蹈者、逍遥者，而是“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忧生孤苦，衣带渐宽，固守着生命的感悟，洞察着人生悲剧，并且敢于把他们的独得之秘公诸于世。

这独得之秘，就是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

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也
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

可惜，领受这独得之秘十分不易，他们也因此而往往被视做异类，或者往往被误解、曲解。

以王国维为例，作为世纪第一学人,他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中的出现，堪称奇迹。

他“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

”而“人生之问题”的核心，就是：“忧生”。

这无异中国美学历史中“石破天惊”的千古一问。

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就是与“忧生”俱来的生命困惑。

“忧与生来讵有端”，《人间词》的115阙中，“人间”就出现了38次，“梦”出现了28次。

“侧身世界苦拘挛”，"强颜入世苦支离","暗淡谁能知汝恨","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这一切更令他念念不忘。

不难看出，正是时代的巨手，撩开了人性的面纱，才使得个体的生命存在艰难地露出了冰山一角。

王国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率先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世纪性的主题，并且努力为之命名。

在他看来，“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欲望与生活、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欲望竟然成为与生俱来的本体，当属开天辟地。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人性的觉醒、个体的觉醒的开端。

而且，也正是因为从个体出发，生命的痛苦、凄美、沉郁、悲欢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思想的世界。

然而，此“欲”绵绵，永无绝期。

“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

那么，"息肩之所"、"解脱之鼎"安在？痛苦既深，必求所以慰藉之道。

一劳永易的办法，只有自杀。

痛苦的来源既然是欲望，那么解决的方法就只有使之彻底消失。

至于暂时的解脱，固然有人世的快乐，但是"人世有限之快乐其不足慰藉彼也明矣",这就"不得不反而求诸自
己"于是审美活动就应运而生。

“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

”它虽无法带来"永远的平静"，但是却可以带来瞬间的超越。

“役夫之昼”被转换成“国君之夜。

由此，所谓审美活动，在王国维看来，就成为个体生存的对应之物。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此说一出，令人醍醐灌顶，耳目为之一新。

而王国维本人的区别“自道身世之戚”与“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区别“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区别“诗人之忧世也”与“诗人之忧生也”，以及对于"天才"说中的无功利眼光、赤子之心、"无用"说中的嗜好、“游戏”说、"古雅"中的传统趣味、"境界"说中的"血书"情结的剖析，也都给出了审美活动的现代内涵，预示着生命美学的诞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在中国20世纪美学的历史中，最具开创性者，除了王国维，只有鲁迅。

他所坚持的，仍旧是“忧生”的思路。

对于"鹜外者"，他始终不感兴趣，而是力主"转而趣内"。

他提出：要把“主观与自觉之生活”与“客观梦幻之世界”区别开，“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藩，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

”唯一真实的，是“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因此应该“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

而这就把个体、主观、选择的重要性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惟此自性，即造物主”，"夜草,根本不深,花叶本不美",这,就是人生；"秋后要有春",但是"春后还是秋"，这也是人生。

鲁迅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悲观绝望，而是不惜以反抗去面对绝望。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E"他那“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

由此，鲁迅对于审美活动也作出了创造性的全新阐释：倘若“过客”可以用来宣喻人生、那么“行路”就可以用来指称美学。

于王国维一样，鲁迅也把审美活动作为个体生命的对应，但是不同的是，鲁迅没有在把审美活动看作解脱，而是看作苦难人生的强化。

个体生命通过它以“领会天国之极乐”、“地狱之大苦恼”。

这无疑严格区别于传统的“载道”、“游戏”，而成为一种生命活动的最高方式，正如鲁迅所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
对于王国维、鲁迅的美学思想加以全面的深入考察无疑并非本文的任务。

然而，通过以上的简单讨论，我们应该也不难看到：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程中，王国维、鲁迅的开拓之功何其巨大。

他们并非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而是早在暗夜中就高高飞翔的夜莺——不无痛苦的夜莺。

他们对于人性、审美的创造性理解，都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的思想，都是伟大的提问、敏锐的预见，其中存在着思想的巨大张力与多元对话的恢弘空间。

而他们的最大的成功，或许应该说，就是找到了“忧生”这个逻辑起点（“忧生”既是美学的创造动因，也是美学的根本灵魂），从个体生命活动出发对审美活动加以阐释，就正是王国维、鲁迅所馈赠我们的独得之秘。

倘若我们由此振戈而上，大胆叩问生命，
就肯定会有美学的进步；倘若我们由此倒戈而退，不再叩问生命，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偏偏与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面对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弥可珍贵的生命话语，能够在其中“呼吸领会者”，在20世纪的中国，竟然寥寥无几。

以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为标志，20世纪中国美学最终转向的仍旧是“忧世”的陷阱！叶嘉莹先生不无痛心地说："如果社会主义时代的学者,其对学术之见地,和在学术研究上所享有的自由,较之生于军阀混战之时代的静安先生还有所不如,那实在是极大的耻辱和讽刺。

"此话或许言重，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不尽如人意完全可以从“忧生”起点的迷失得到深入的解释。

而且，只要我们考察一下王国维与叔本华（中国美学的起点正是从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对话开始）、鲁迅与尼采、宗白华与歌德、朱光潜与克罗齐、李泽厚与黑格尔（李泽厚为什么反而会退回到西方传统美学，其中的奥秘颇值深究），世纪末的生命美学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美学……这一系列循环往复的血脉相联的思想历程，考察一下从朱光潜到李泽厚的从西方现代美学（以及中国美学传统的）的倒戈而退，考察一下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历程所走过的从“忧生”美学（生命美学）到“忧世”美学（反映论美学、实践美学）再到“忧生”美学（生命美学）与“忧世”美学（反映论美学、实践美学）的彼此势均力敌甚至开始逐渐胜出的艰难曲折进程，考察一下经历了最为早出但又最早衰落（实际是被人为地贬到边缘，其中的过程颇值探询）的曲曲折折，生命美学如何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终于得以再次走上美
学的前台，平庸的美学论坛也才因此而重获神圣的尊严……就可以意识到我们所蒙受的“耻辱和讽刺”是何等的令人痛心！
不过，我们也毋须悲观，生命美学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美学先知从美学王国中窃得的思想火种；生命美学也并不是哪一个人著书立说的结果，而是百年中国美学所艰难开掘出的最为宝贵的理论资源。

思想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由此我想到：陈寅恪先生１９２３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

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在此，陈先生称新儒学的出现为“大事姻缘”，显然是以之作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学术思想发展的最后高峰（熊十力也曾经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那么，从王国维开始的生命美学思潮是否也是百年中国美学历程中的“大事因缘”呢？历史终将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但无论如何，作为后来者，为此而孜孜努力，却实在应当是一种理所当然。

王夫之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

熊十力更鼓励他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因缘出世，谁不当有此一念耶？”这是何等襟怀，吾辈能不猛醒？！知常愚钝，但却愿意为从王国维开始的生命美学思潮这一百年中国美学历程中的“大事因缘”而毕生努力。

二
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美学背景，以此为视界，我们不难从错综复杂的美学历史中寻觅到一个充盈着无限思
想活力的美学谱系，一个重新理解美学传统的深刻思路，并且借以进而叩问未来美学的新的方向。

美学谱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真正的美学研究，必须与美学的精神资源、经典文本密切相关，真正的美学问题，必然来自美学的经典文本，真正的美学家，必然拥有丰富的精神资源，真正的美学，也必然通过与伟大的心灵交流以获得勇气与力量，否则，就会枯竭夭折，无缘也无从成其伟大。

换言之，美学谱系意味着思想的源头。

只有这个思想的源头才能证明我们是什么，也只有这个思想的源头才能构成美学“贞下起元”的地平线。

在这方面，丹尼尔·贝尔所提示的“原始问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文化中却没有积累，有的倒是一种对原始问题的依赖，这些问题困扰着所有时代、所有地区和所有的人。

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人类处境的有限性以及人不断要达到彼岸的理想所产生的张力。

”美学谱系无疑就来源于这个原始问题。

它深刻地揭示人类精神上的永恒的困境，显示出人类思想的根本的危机。

21世纪我们会落后，但是它却不会。

不但不会，而且会给我们以永远的精神动力。

王通在《文中子》中说：“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

成我者，夫子也。

”套用王通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成我者，美学谱系也。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某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模式，因此习惯于“中西美学的高低优劣的比较”、“思想与逻辑的统一”之类虚假的思想关系，但是却因此而掩盖了真正的具体的思想源泉，更自欺欺人地以往了这一切实际不过是出于我们的虚构。

实际上，在美学历史上，
真正的美学问题始终是个人的。

我们打开一本美学专著，理性主义预告的永远是历史与逻辑，而我们真正遇到的却永远是一个个人。

美学思想的创造永远是由伟大的个人来完成的。

真正的美学思想也只属于那些创造性地理解世界、人性的个人。

因此，面对美学的思想无异某种绝对的精神遭遇，重要的不是走向西方或者中国，也不是为某种民族精神的辩护，而是面对精神的事实本身，与古今中外少数几个人的精神对话本身。

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谈到过自己的一大发现：“只有偶尔才出现向真正的自我的突进，例如，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在帕斯卡、阿米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那里，才有主体—个体（针对压抑它的客体化）。

只有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的文学，才超越了这种客体化，向存在论的主体性突进。

”林语堂的发现更为绝对：只有四到五个具有独创性的心灵，其中有佛、康德、弗洛伊德、叔本华、斯宾诺莎、耶稣，才值得我们去与之对话。

或许，这就是所谓“千古圣人血脉”？
现在的问题是：美学谱系已经犹如“于今绝也”的《广陵散》，被我们遗忘得无影无踪。

别尔嘉耶夫说：“现代哲学的疾病就是营养疾病，营养源已丧失，所以哲学思想陷于营养不良，因而无力同存在奥秘，同自己力求达到的永恒目的联合起来。

……摆脱哲学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寻找营养，与源头和根源重新结合。

”我们往往将所有的美学思想都作为“知识资源”去加以批判继承，而从未想到其中还存在着某种作为美学的生命的精神资源。

至于我们所信奉的中国的“言志”、“载道”的传统，西方的知识论美学传统，苏联的革命美学传统以及中国解放
区的红色美学传统，实践也已经一再证明：都完全是一些营养不良的东西。

鲁迅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我们已经成为美学的弃子和灵魂的流浪者，那么，我们的美学失败岂不是指日可待？
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所给予我们的启迪就在这里。

它使我们意识到：以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抵御物质世界对人的侵犯，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人类美学思想中的这一思路无论如何都是极为值得关注的。

因为，正是它，提醒着人类既不“逐物”，也不“迷己”，回到人的自然，回到物之为物的物性和人之为人的人性；提醒着人类通过对于审美活动来实现对于自由超越性的洞察。

在这里，审美活动作为生命活动而不是作为认识活动，美学面对的也不是被某种观念规范了的生命活动即自由，而就是生命活动即自由本身。

因而，审美活动与生命超越的关系就成为美学关注的“思”之肇始与“思”之归宿。

而这就意味着，美学的精神资源与经典文本必须重新选择、重新解读。

于是，在中国，《山海经》、《庄子》、古诗十九首、魏晋玄学、《世说新语》、陶渊明、李煜、禅宗典籍、苏轼、李清照、李贽、公安三袁、曹雪芹、王国维、鲁迅……等等美学的精神资源与经典文本就终于浮出水面。

与传统的中国美学的精神资源与经典文本相比，生命美学所选择的这些美学文本或者是思想，或者是人物，或者是作品，似乎很不纯粹，但是他（它）们却又都有其一致之处，这就是都堪称是以“无
量悲哀”折磨着自己的文化灵魂，都堪称是毕生厮守着苦难的美学脊梁。

而且，他（它）们的生命状态都是相通的，因此不论是谁“捻花”，来自所有对方的反应必然都是“微笑”。

美学之为美学，只有面对这些对象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旷古美魂，也只有在面对这些对象时才能够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由此甚至不难联想，根本就不要去写什么理论体系之类的著作，而只要去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最优秀的文化灵魂对话，只要去深入阐发这些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最优秀的文化灵魂，就已经是最为出色的生命美学的研究了。

例如，从曹雪芹的写女儿国到王国维的写《红楼梦评论》，再到陈寅恪的为柳如是立传，“著书唯剩颂红装”，“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其间的文化命脉的流动就何其动人心魄！帝王将相，乱世英雄，河汾之志，经世之学，文死谏，武死战，以及《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中所描述的生命历程，与《红楼梦》中女儿们的珠泪涟涟相比又岂可同日而语？前者铁马金戈，应有尽有，但是偏偏灵性全无，没有灵魂、尊严、高尚、人性、美丽，到处是生命的飘零、心灵的蒙尘、灵魂的阙如；后者却把一切都通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一切被视若粪土，而灵魂、尊严、高尚、人性、美丽却被奉若神明。

由此重理文化脉络，纵观中国美学的真正的大势走向，就不难从中国美学的一蹶不振中重新寻找到全新的精神资源。

显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值得毕生为之努力的工作。

遗憾的是，打通其中的一线血脉，不但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需要生命状态的息息相通。

薛蟠们又如何读得懂林黛玉？
在西方，借助于王国维、鲁迅的推荐与阐释，我们逐渐理解了《圣经》、
奥古斯丁、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等等。

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美学家”，也都不是“学者”，而是独一无二的“个人”。

在他们看来，那些“教授”、“学者”实在是苍白得可以，当他们矫揉造作地大呼“惊奇”时，也根本就没有触及存在的秘密，更没有任何灵魂的悸动。

“必然”这个墨杜萨已经把他们都通通化为了思想的石头。

而真正的美学家却必然是一些为思想而痛、为思想而病、为思想而死亡者（王国维就强调自己是为哲学而生，而不是以哲学为生）。

对于他们来说，人的生存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自由的超越性则是他们所关注的唯一焦点。

他们“立足于“无何有之乡”，承担自己的被抛与无庇护状态，承担人的生存不接受任何先验价值的真实这一痛苦，承担生命之绽开只能以个体的形式实现这一悲剧，承担对于生命真实的领悟必须基于生命个体的亲身体验和印证这一界限，敬畏生命，纵身深渊，立足边缘，直面存在，洞穿虚假，承受虚无，领悟绝望，悲天悯人，从而，以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抵御物质世界对人的侵犯，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同样也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值得注意。

我们注意到，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家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托尔斯泰秘密出走的时候，随身带的两本书之一，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
夫兄弟》。

他认为，人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务身上“认出自己的心灵”。

尼采在晚年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一再表示21岁发现叔本华，35岁发现司汤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相识恨晚。

陀思托耶夫斯基是唯一能够使他学到东西的人，与他的结识是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成就。

卡夫卡说：现在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读到了那处与我的不幸存在如此相象的地方。

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按照美国学者白瑞德的说法，也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弟。

对于生命存在的困惑则是维系着他们的共同的东西。

别尔嘉耶夫自己也评价说，没有一个人在基督教的写作上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深刻。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陀思托耶夫斯基与“原始问题”最近，而且思考得也最为深入。

他说“上帝的问题折磨了我整整一生。

”而且，他甚至表示：如果基督与真理不在一起，那么我宁肯与基督而不是真理在一起。

而在少年时给哥哥的信中他也说：不知道自己“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

在《醉与罚》的草稿中，他干脆袒露胸迹说：“在这部小说中。

要重新挖掘所有的思想。

”当然，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美学著作，但是，它实在比许多的美学著作都要精彩。

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哲学著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思考成为哲学。

白瑞德评价云：“俄国作家最了不起的，是他们直接把握了生命。

”“俄国小说在骨子里完全是形而上的，是哲学的。

”这，当然首先就是指的陀思托耶夫斯基。

事实上，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刚刚诞生的思想、未完成的思想、充满潜力的思想、赤身裸体的思想。

因此，要进入美学谱系，把握美学的精神纪元、经典文本，从陀思托耶夫斯基开始，是一个最
好的选择。

与里尔克同时的旷世奇才卡夫卡说过：你在有生之年便已经死了，但倘若你有幸饮了里尔克这脉清泉，便能够死而复生。

这，也是我们对于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为我们提供的充盈着无限思想活力的美学谱系的评价。

“这脉清泉”倾尽生命孕育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我们应该成为这一伟大的思想的心灵之子、精神后裔。

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的美学契机。

三
美学谱系的界定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开始，然而，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所给予我们的启迪还不仅如此。

这就因为，生命美学与美学谱系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什么”，而不是“应当”，那种预设答案的做法只能令人失望。

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彼此共同提出问题。

美学谱系固然是后来者的存在条件，但却毕竟并非后来者本身，后来者与美学谱系的对话只是为了构筑自己的世界。

因此，重要的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提出新的问题。

在王国维、鲁迅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一点。

例如王国维就尽管同样是从生命活动出发来考察审美活动，但却并没有局限于中国美学的生命观念，而是加以根本的转换。

在中国美学，生命观固然不同，但是认为人天性是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被外界污染的结果，却是其中的共同之处。

儒家意识到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因此人即“德性”，道家意识到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生存，因此人即“天性”；佛家意识到人只有在空无中才能生存，因此人即“佛性”，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