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党内的母亲”任弼时

女儿眼中的“党内的母亲”任弼时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12期
叶介甫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他
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她向我讲述了任弼时的那一个
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党内的母亲”
任弼时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从不
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

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
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称他为“党内的
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
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

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

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
为“AB团”总部负责人。

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

任弼时不
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

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
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些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

因此，他
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

他要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的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

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
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这一
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5月，免去
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

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
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

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
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处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

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

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作法。

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
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

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

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
反的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
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

而
真正的反革命却受到了镇压。

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
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1938年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发现并负责地解决了被宗派主义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

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3年
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
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

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
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

整整5年，
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

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

1938年10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
格勒拖拉机厂。

任弼时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
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

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
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

共产国际监
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作出了取消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

共产国际监委的决定还特别指出：“陈郁在六年参加社会
主义生产过程中，表现是好的，他是社会主义的技师及突击员。

”陈郁所在工厂的党委，在给
陈郁的鉴定中也给予他很好的评价，称赞他是红色国际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生产突击员。

1940年2月25日，陈郁和任弼时随同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陈琼英等一起回国。

陈郁
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怪不
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党的整风运动。

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
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

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
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了解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
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

但康生仍继续
搞扩大化，又提出了所谓“抢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

康生为了证
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
然后再给大家作报告，上主席台，并给他们戴大红花，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又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
是错误的。

”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

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
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
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骆驼精神”
1948年4月23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从阜平县城南庄率领中央机关大队来到西柏坡。

5月26日，毛泽东等也来到西柏坡。

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3月，这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指挥和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最后的埋葬蒋家王朝
的战争，并开始了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这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他的病早在党的“七大”前就严重地发作了，常常感到
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

他带着重病协助毛泽东领导了整风和组织召开了党的“七大”。

日
本投降后，他的身体相当坏，书记处的会常常不能参加，不得不半休了。

那时，毛泽东从重庆
回来，身体也不大好。

斯大林知道了这些情况，特意派遣米尔尼科夫医生（大家都叫他米大夫）来到延安，给我
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一次身体普查，并把普查结果报告了毛泽东：“除了任弼时外，所有干部的
身体都是健康的。

”接着，米大夫说明了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动脉血管硬化已到相当程度，并还在发展；二、有糖尿病，这和高血压互相影响；三、由于血管硬化影响到脑血不足，也有
破裂的可能，还可能影响瞳孔视力。

为此，米大夫说：“任弼时的病情是严重的，随时都会发
生问题，如果护理好，还可能维持一个时期，建议马上休息。

”因此，党中央决定要任弼时休息。

1946年，他到侯家沟休息过一段时间；1947年底，又在距中央所在地杨家沟三十里的一个村庄休息过一段时间。

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休息。

他带病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
做了许多工作。

在杨家沟期间，还写出关于土改问题的著名报告。

到了西柏坡，身体更坏了，但他的工作并没因此减轻。

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协助毛泽
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和周恩来抓了协调各大区经济、物资、人力、军火等方
面的工作。

为了把物资送到前方，他经常和负责交通的吕正操、滕代远等一起研究各种物资调
运的问题。

他常常说：“我们后勤工作要时刻想到前方。

”
他还协助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党中央重要会议。

如1948年9月会议，1949年1月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特别是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这期间，他带病日以继夜地研究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城市工作问题，工业和农业生产问题，财政政策和
人民负担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任弼时常常忘记自己重病在身，工作起来，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

有些经常和他
接触的人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忘我的人，工作起来好像病都被赶走了。

”其实，他的病是一
般人难以忍受的，是靠着坚强的意志来战胜病痛，坚持工作的。

他虽然如此病痛难忍，但很乐观，经常给人讲他对病有“适应性”。

1949年春，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3点，警卫员邵长和感到首长太辛苦，就找米尔尼科夫大
夫一起去劝说。

他一见他们俩人就问：“你们俩都起来干什么？约会的？”邵说：“首长该休
息了！”他打了个哈欠说：“现在，你们俩的任务是休息，我的任务是工作。

咱们各不相扰。

”米大夫随即改口说：“你工作时间长了，我给你测量一下血压和脉搏，看有什么变化。

”任弼
时没办法，只得说：“这倒可以。

”
米大夫先量了他的血压，又听了他的心脏，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又升到220，加之心律
也不齐，有风吹一样的杂音，脉搏每分钟达110次。

米大夫说：“首长，你应该立即休息。

”
说完，就给他打针吃药，并让邵长和收拾床铺，让他躺下。

但他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不会那么严重吧？我的病是常年老病了，已经习惯，有了抗病力。

”
当米大夫和邵长和仍坚持劝他休息时，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
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他一面说，一面抚摸着邵长和的头：“你们
先睡吧，我还有两份急待处理的文件。

”当他俩劝他明天再看文件时，他说：“同志，我们中
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
艰苦的奋战，才赢得当前夺取全国胜利的好时机。

全国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不仅要迅速
夺取全国胜利，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有多少事情急需要办啊！你们想想，我能躺得住吗？”
他说着说着，心情激动起来，把手一挥，握着拳说：“我们的工作，只许往前赶，不许往后拖呀！”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任弼时随同党中央于1949年3月23日由西柏坡移驻北平。

到北平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久，他亲自领导召开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
团代会期间，他的病情又严重起来，党中央决定要他立即休息。

由于病情越来越恶化，他被迫在团代会开完后，到莫斯科去治疗。

尽管当时以斯大林为首
的苏共中央对他的疗养很关切，也没有使他安下心来享受疗养生活，他想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
各项建设事业。

他常说：“大家都那样艰苦地去工作去斗争，我哪能老休息呢？”当他经过疗
养自我感觉稍为好些时，就立即动身回国。

任弼时是1950年4月回来的，原来中央决定他继续休息一个时期，但他在身体略有好转时，就要求参加工作，并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书记处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信中这样说：“……最近几
天我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
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
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便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

实际上他的工作常常超过规
定的时间。

这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常在深夜里批阅
电报，研究文件，查看地图。

有时头痛厉害时，就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接着继续工作。

由于
疲劳，经常需吃安眠药才能休息。

有时刚吃过药，听到电话铃响，又马上起来，问是不是通知
开会，如果是开会，他就一定要参加。

10月19日，他在重病中，为了准备召开全国党的组织工作会议，还找武安县委书记和区
委书记、支部书记来谈组织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做了详细的笔记。

10月26日晚，他还在认真研究朝鲜的战局。

但是，由于疲劳过度，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0月27日12时36分停止了心脏跳动。

他就是这样为党为革命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时年
46岁。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沉痛地亲自为任弼时执绋扶灵，将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
化宫。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号召全党向
他学习。

200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

……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

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