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懋章：对科技评价和“2011计划”的建议

陈懋章：对科技评价和“2011计划”的建议
来源：《中国高校科技》201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13-03-26 访问次数：433 【字体：大中小】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懋章
本刊记者薛娇马海泉
“科技评价体系体现了国家意志，它是国家的指挥棒，代表国家指引科学研究的发展，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

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中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用数量代替质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重复，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懋章一语道破科技评价的重要性，指出了当前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要害。

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质量是科技评价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只有注重对科研质量、学术水平的评价，才能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体系，才能引导和鼓励科技工作者沉下心来，潜心研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科学和技术创新。

”
建议之一：科技评价要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标准，更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鉴于科技评价的重要性，我国教育界、科技界始终非常重视，曾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早在2003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同年9月科技部印发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

这两个科技评价政策法规的出台，显示出国家规范科技评价工作的决心，制定了很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有效推动了这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陈院士指出，目前，我国科技评价中用得最多的是以在SCI、EI、CSSCI等期刊发表的文章篇数为基础的量化方法，其中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文章他引的次数是重要因素。

这种评价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在对教师个人的评聘、升级，应用在对
各种层次申报项目的评审，以及国内各种大学排行榜中。

不可否认，在SCI、EI、CSSCI等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文章的水平，这种方法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有了这样的量化标准，在各种评聘、评审中，有“法”可依（尽管此“法”并不完善，且不完全合理），从而避免完全靠拍脑袋做决定，也具有防止人事任用中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作用。

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评价体系是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严重弊端的。

这种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将复杂、严肃的科技评价简单地数字化，用量化评价替代质量水平的评价，因为学术水平是最不能简单地用文章多少来衡量的，就如齐白石的艺术造诣不能用画了多少幅画来衡量一样。

这种评价标准的客观效果是鼓励对量的追求，而不是鼓励对质的追求，没有鼓励静下心来、潜心研究的科学追求精神。

长期“坐冷板凳”的潜心研究者要面对家人的埋怨、社会的冷眼，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长期坚持。

这是社会价值取向问题。

为了追求发表文章的篇数，一些人花很多时间专门去研究哪些文章比较易于在SCI、EI、CSSCI期刊上发表，把精力用在拉关系发文章上，而不是放在潜心做学问、提高科研质量上。

这种现象不仅在个人身上存在，一些单位也存在。

为了追求本单位排名的高低，也会容忍，甚至放纵这种行为。

评价体系重量轻质、以量代质的弊端不仅直接导致学风浮躁，也助长了弄虚作假、学术腐败之风，使一些科学工作者迷失方向，抛弃了对科学本质的追求。

这种评价体系会把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拒之门外，职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陈院士强调，人的培养重在顺应个性，即尊重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培养出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人才。

清人龚自珍曾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们现在的问题则是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选拔人才。

而现有的评价体系，用同一个标准要求人，用同一个模子铸造人，千篇一律，无棱无角，也许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部分答案。

评价体系的核心是质量的评价，即学术水平和科技成果质量的评价，因为在学术工作中，“质”恰恰才是至高无上的。

对于学术评价，同行评审是一个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和唯一可行的机制。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说，“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中获得尊敬的总和”；库朗特研究所数学家弗里茨说，“我活着是为了能从我的数学家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吝啬的钦佩”。

中国的学术界要进一步提
高国际声誉就要在评价体系和机制上逐渐与国际接轨，采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机制，并邀请国际同行参与我国的评审。

中国人有充分的自信，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将失去的只是低水平的粗制滥造和学术不端，而将要得到的却是实在的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学术界的尊重。

同行专家评审机制在国内的实施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脱离行政对学术评价的干预；二是专家的权威性，即专家自身学识水平、道德修养等要得到业内的公认。

陈院士建议，为了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应通过制度进行规范，通过体制机制对评价专家进行约束，健全评价专家的评价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科技评价的法律法规建设，确保评价专家按照学术权限和法规权限、程序进行评价，将评价专家的权力限制在制度的框架内，使科技评价更加公正，更加准确。

评价体系要贯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人才类型必须区别对待，即分领域、分类型的原则。

对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等不同类型应有不同要求。

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效益。

因此，科技评价必须研究投入、产出比。

陈院士表示，投入和产出有些可以量化，对于产出有些则难以量化，产出主要是指贡献，而对贡献衡量的难点主要还是在对质量和水平的评价上。

在科学研究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往往探索性越强，创新性越大，则失败的风险就可能越高。

要允许失败，宽容失败，鼓励不惧艰险，不怕失败，在崎岖的小路上勇敢攀登、探索的精神。

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一个宽容失败的社会造就出的发出耀眼光辉的人。

科技评价体系，广义而言应包括指标体系、制度、体制、机制，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抱着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作为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得到符合科学规律、能够突显科学研究本质精神的科技评价体系。

事实上，从2003年以来，我国对科技评价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过，教育部、科技部都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进行研究和试点，但在评价指标体系上下功夫较多，而在制度、体制、机制方面则相对较少，建议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建议之二：以“2011计划”为突破口，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为了积极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更充分地发挥高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了“2011计划”。

“2011计划”的目标是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立足点是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教体制机制改革。

陈院士对“2011计划”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这个非常好的计划，并从科技评价的角度，对于“2011计划”中涉及的“协同创新中心”的认定和中期评估等给予了很大的期待：既然“2011计划”是一个改革、发展的计划，就要改革过去的评价办法、评审程序、评价标准，引入创新的、科学的评价思想和评价理念，实行新的评价方式，在认定、评价过程当中充分体现创新的精神，真正发挥“2011计划”的引领作用，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首先，“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和绩效评估要和科技评价体系创新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一流”。

如何体现“国际一流”？陈院士认为，高等学校科学水平的“国际一流”主要表现在基础研究上，即：在前瞻性的、最基本的科学问题上，要有根本性的、原始性的创新，在科学现象上、科学方法上、科学理念上，要有一些重大的突破。

当前，我们确实有一些技术项目在国际上处于先进、甚至领先位置，但大都工业色彩浓重，高校的科学研究要在这些工程项目上做贡献，不仅要突破其中的关键技术，更要注重凝练关键技术中的科学问题，在支撑这些关键技术中的基本科学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获取新的科学知识。

在基础上做深、做细、做实，才能夯实工程问题的科学基础。

这样，虽然是一个工程问题，但在科学上也能够有所贡献。

这才是“国际一流”的真正体现。

在体制机制上，要有所创新。

陈院士强调，体制机制创新必须真正见实效，而不摆“花架子”。

建立“协同创新中心”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产学研用结合。

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创新，并不是在形式上简单地把几个相关的单位聚在一起就万事大吉。

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在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制、批量生产和使用的整个链条中，产学研用各方有着明确的内涵，处在链条的不同环节，担负着不同的作用，每一方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所以“协同创新中心”成败的关键在于同心协力，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劣势，才能真正起到“1+1＞2”的作用，而这正是协同创新的优势和本质所在。

因此，必须建立起一种真正有效的机制，促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研究所之间、高
校与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实现有实效的有机结合，形成学科优势互补，产生新的交叉学科优势。

陈院士告诉我们，在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通过产学研用结合取得成功的例子。

比如，下一代飞机对低污染排放和降低噪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欧美等国家在这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其中，一个产生了很大国际影响的是由剑桥大学牵头的静音飞机研究计划，由剑桥大学、MIT、美国波音公司、英国罗斯-莱斯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等组成的跨国的“知识综合集成共同体”(KNOWLEDGE INTEGRALITY COMMUNITY)。

剑桥大学和MIT主要发挥在科学知识、基础研究上的优势；波音公司和罗斯-莱斯公司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研发单位，他们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掌握大量的实验关联数据，以及经过试验验证的设计应用程序；美国航空公司是飞机使用者，他们掌握飞机飞行的各个阶段各个部件所产生的噪音等，并从使用方面提出前瞻性的需求。

他们的研究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功，超低的噪音和耗油率是革命性的。

成功的基本经验是：在技术方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在机制方面，则是发展了全新的研究模式——科学界和工业界的紧密结合和体现这种结合的组织形式——知识综合集成共同体。

这种组织的建立和有效运作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应该指出，这种组织形式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产学研用的结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不同国度资源共享，实现深度有实效的合作，最终取得超出预期的革命性成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人才培养要有新的思路：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

陈院士认为，国内大学培养的人才和国外的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只会背书、只会考试，而不能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人，成为大风大浪中的弄潮儿。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批判的，不为已有的观念和知识所束缚，因而是创新的。

对已有的知识不加分析、考查而全盘吸收，人类就不可能进步。

哥白尼不怀疑地心说就没有日心说；爱因斯坦不怀疑牛顿的古典力学就没有相对论。

所以理性的质疑，一分为二的批判，是前进的开端，是创新的前提。

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从小到大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

所以，对于“2011计划”，在体制机制上要体现出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独立的思维，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国家真正在科学技术上有更多创新，有更多思想。

最后，陈院士指出，在“协同创新中心”里，高等学校一定要处理好自己的
定位问题。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主体是企业。

因此，“2011计划”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里面的地位，要有一个准确定位。

基础研究是高校的强项，所以，在产学研用结合的“协同创新中心”中，高校应充分发挥掌握科学知识和基础研究的优势，并注意发挥其他单位的优势。

陈院士还建议，对于所有高校，无论进入“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与否，国家都应在基础研究方面给予稳定的投入，使高校能够自主支配、自主决定研究方向，这样，学校和教师就不用成天为了申请基金、项目以及应付频繁的检查而疲于奔命。

为了我国科技的明天，大学需要一种不急不躁、平稳宁静而又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