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与促进安徽经济发展

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与促进安徽经济发展作者：李本和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30期摘要:目前,长三角已发展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

加强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对于增强长三角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和促进安徽经济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

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客观上存在着地理发育的延展性、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发展水平的梯度性和区域文化的相通性。

在区域分工合作中,安徽可以在打造泛长三角的优质农产品基地、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科技创新基地、旅游休闲的“后花园”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加快其经济发展的步伐。

关键词: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安徽经济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04-04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安徽视察时指出,安徽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主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系与协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长三角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高地,大力推进长三角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形成泛长三角合作区,是促进东部与中部互动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利影响的重要举措。

因此,胡锦涛同志提出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合作问题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泛长三角区域概念的提出与范围的界定“泛长三角”是相对“长三角”而言的。

关于“泛长三角”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最早是2002年4月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蓝鲸管理论坛上由专家提出的。

专家们认为,以往长三角多指上海及江苏、浙江的部分城市,带有区域不稳定性、行政不对称性、目标不确定性,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或是最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为此,专家们提出了泛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即“3+1”模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专家们认为,泛长三角经济区克服了长三角的缺点,具有地理发展的延展性、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发展水平的梯度性[1]。

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无锡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徐长乐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泛珠三角模式的付诸实践,给正在寻求合作与发展的长三角带来了启示:从长江经济带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探讨与进一步增强长三角与长江上中游区域合作的大计,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根据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仍以“15+1”个城市利益主体单位的现状,以及近年来浙江金华、安徽马鞍山和江苏苏北等市要求加盟长三角,长三角区域外延有待不断扩大的客观要求,“15+1”的狭义长三角应当逐步淡化,取而代之并应进一步强化的将是以江浙沪三省市为合作主体和更高行政级别的经济合作交流模式。

为此,他认为,首先,要加强长三角与长江下游省份安徽的战略联盟,通过与安徽省全面合作、地区互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共同打造以申、苏、浙、皖三省一市为合作主体的“泛长三角”,形成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新态势[2]。

嘉容在《新时代论坛》上的文章《论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是比较早也是比较系统地研究关于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文章。

该文针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启动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规划编制试点问题,提出了泛长江三角洲及其区域发展规划的理念和构想,并对泛长三角及其规定性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该文将泛长三角范围界定为:以上海为中心,上海和江苏、浙江三省市的一部分或者上海和南京、杭州三个特大城市所构成的长三角是泛长三角的第一层级;包括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在内,是泛长三角的第二层级;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一部分以及安徽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是泛长三角的第三层级。

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及其以外地区,包括重庆、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则可能构成泛长三角的第四层级或者外围空间层级。

这样一个递进的和渐变的空间地域结构,就构成了泛长三角经济区域概念。

2008年7月中旬,中国区域经济学会2008年年会、十七大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7月25—26日由苏浙沪三地社科院主办的“首届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上海举办。

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安徽、江西、福建和台湾的专家都参与了此次会议。

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加大的宏观背景下,“泛长三角区域发展与分工合作”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在学术界关于泛长三角的各种讨论中,根据上海会议上所通过的《泛长三角合作发展建议书〈讨论稿〉》的建议,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先将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市)列入泛长三角合作区域;同时把在长三角投资活跃的台湾也纳入这一范围,形成“6+1”格局。

除了“6+1”之外,泛长三角格局尚存“3+N”的动议。

其中,“3”是指沪苏浙一市两省,“N”是几则说法纷纭——N是2,那就是安徽、江西;N是3,即应加上福建;N 如果大于3,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重庆都可能在其列。

笔者认为“6+1”的提出,以这些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来看有其合理性,但在这种格局中,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体制,即参与省市的行政区、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及台湾,从操作层面上看,目前难度较大。

作为“3+N”概念,即苏浙沪加上沿着长江溯源而上的沿江省份,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划分区域范围过于庞大,经济形态过于繁杂,且超出目前长三角可能辐射的半径。

泛长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概念,泛的要求是既超出原有的范围,但是受一定规律的约束又不能无限扩大。

具体说就是这些区域内部之间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具有经济要素的组合优势、经济成长的后劲优势、交汇融合的环境优势等,客观上具备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条件与潜在条件。

因此,从推进我国东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下泛长三角区域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构成比较合适。

即采取“3+1”区域合作模式,由东部地区的苏浙沪二省一市和中部地区的安徽省共同构成。

(二)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1.有利于增强长三角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2008年8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在说到长三角的方向、功能和要求时指出,长三角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联合与协作,强化服务和辐射功能。

”这也是对胡锦涛同志关于泛长三角指示的具体落实和推进。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的城市群,但与国际上的几大城市群相比,这里的区域太小,辐射带动性不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2007年长三角地区土地占全国1%,人口占6%,GDP占全国的18.7%。

即便与国内城市群相比体量也处于较低的地位。

京津唐地区面积是长三角的1.7倍。

泛珠三角地区9省的人口、GDP占全国的1/3,土地占全国的1/5。

长三角地区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通过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实施,使之成为全国发展动力源,不仅对该区域而且对全国都有重要意义。

2.有利于促进中部崛起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加强东部与中部区域合作,促进中部崛起,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

完成这一任务,目前尚没有成熟的经验和很好的措施。

泛长三角地区内,一方面,东部苏浙沪二省一市与中部地区的安徽省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中部的沿江地区又具有加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处于经济崛起之中。

特别是安徽省可以发挥“居中靠东”的优势,做好“左右逢源”的文章,有效地改变“不东不西”的尴尬地位和局面。

长三角则可以利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带动周边的中部地区经济走向繁荣,同时在合作中求得自身发展,进而起到在区域合作方面的示范作用。

3.有利于促进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当前,为了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分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目标,一批产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

只有在核心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更好地向周边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而大量的传统产业转移出去迫使核心区要有新的更高层次的产业填补。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合理的区域分工,使价值链均匀分布在合作区内。

核心区向产业的高端发展,把中低端的产业向周边扩散,推动周边地区企业的专业化分工、集群化发展,把各地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最好是通过把区域一体化的分工深入到产业内部,即相互之间形成围绕统一产品进行研发、生产、营销、策划、售后服务等分工模式,由此既可以促进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又有利于统一利用品牌、人才和技术等稀缺资源,还有利于降低营销成本,提高服务水平[3] 。

而在这方面,目前全国还没有成功的典型与案例,泛长三角“3+1”模式将在全国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升级中起到先导性作用。

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在合作区域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地理发育的延展性、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发展水平的梯度性和区域文化的相通性。

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区域分工合作具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诸多有利条件。

(一)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现实基础长三角地区企业资源市场扩展与安徽省有参与区域分工的客观要求是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现实基础。

这主要表现在:1.当前长三角迫切需要在中部地区开辟新的发展腹地。

长三角地区在经过多年的扩张和大发展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各类企业都达到了相当多的数量和规模,生产要素、环境容量、发展空间已经到达相当紧张的程度,迫切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建立有效的高新技术转移促进机制,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和水平。

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更强的大后方作为支撑,其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

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虽然各类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与东部长三角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近几年也有较大的发展,已基本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的优良条件,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

目前,安徽省外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于苏浙沪。

当前,中部的安徽正在成为长三角需要开辟的新腹地。

安徽省已与长三角地区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黄山等城市已程度不同地与长三角融为一体。

2.安徽省具有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客观要求。

安徽省的最大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与长三角相比在技术、人才和资本等方面则比较稀缺,而要实行丰富资源与稀缺资源的置换,从分享苏浙沪经济繁荣中获取比较利益,只有参与到发达地区的市场分工中去,才能得以实现。

苏浙沪具有向其他省区转移和扩散劳动密集型甚至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业的要求,而安徽也具有接纳这种转移和扩散的需求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