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的讨论》教学参考

《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的讨论》教学
参考
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的讨论
在《城记》一书的前言中，作者王军饱含深情地写下这样的文字：“研究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是无法绕过
梁思成先生的。

是他在兵匪满地、行路艰难的旧中国，
跋涉在深山老林里，寻觅中华古代文化的瑰宝，完成了
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是他发出居者有其屋、城市规
划的最高目标是安居乐业的呼喊，为中国城市的理性发
展筚路蓝缕；是他搏尽全力为中国古代建筑请命，虽是
屡战屡败，却痴情不改。

”
20世纪50年代，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开始规划城市建设方案，当时的意见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以苏联专
家为代表，提出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以天安门为中心、沿长安街建设政府机构；另一派，以梁思成与陈占
祥先生为代表，提出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另在古城之外
建设行政中心区的方案。

历史选择了前者，历史也让今
天的北京为当初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在梁思成为“梁陈方案”奔走的时候，拱卫北京500多年的明代城墙正面对着存与废的抉择。

对于北京
城墙，“梁陈方案”曾作出这样的设想：“今日这一道
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
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

底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可是，拆除派
的声音越来越大，梁思成不得不为之一搏。

他抱病写下
了本文，发表于1950年5月7日出版的《新建设》杂志，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结合城墙的保护对“梁陈方案”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建议将城墙建设成“全世界独
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

文中梁思成首先说明城墙的存废“确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应该慎重地研讨”，并指出只有“得到正确的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正面强调讨论的意义
与价值。

然后归纳拆除派的四大理由，即“失去功用”、“封建遗迹”、“阻碍交通”、“有利可图”，树起了
敌论。

在自己的观点已陷入孤立境地的时候，梁思成仍以
文人学者的风骨、胆识与学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论辩，
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他直言自己的看法，认为拆除派
的观点“是有偏见的，片面的，狭隘的，也缺乏实际的
计算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见树不见林的”。

接着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
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
抵触，而且有利”；城墙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
众的生活，将久远地成为我们可贵的环境”。

梁思成的
论辩显示了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远见，很有说服力。

他
回顾了欧美大都市“摊大饼式”发展的历史，指出其不
适居住、交通拥塞的弊端，引入“现代都市计划”的新
理念，认为应该采用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区域的办法，并具体提出了让城墙担当现代的区间隔离物的构想。

这
种构想，体现了梁思成先生坚持的北京城总体规划的原则——“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半个世纪以后读来，
更让人感佩他的远见卓识。

接下来，针对拆除派理由逐一辩驳。

梁思成先生的
辩驳有理、有据、有节、有情，处处显示着见识智慧与
气度风范。

对“阻碍交通”说，只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
个城门，便可解决，，作辩，化解了“阻碍’’的疑问；进而从现代道路设计的原则上辩驳，指出适当的城门还
可以完成控制车流的任务，从根本上驳倒了“阻碍交通”的理由。

针对“封建遗迹’’说，先用“故宫”与“天安门”两处典型的“封建遗迹，’来反问，置敌论于无法还手
的境地；再用“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
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关键是为谁所用来阐说事理，
指出北京城墙是“我们人民所承继来的北京发展史在体
形上的遗产”；进而引述北京城形成的历史，无可辩驳
地论证了北京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
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

梁思成的辩驳在理性
当中渗人了浓烈的情感，他动情地歌赞：北京城墙“是
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结构‘‘朴质
无华”，它的体形“单纯壮硕”，它的外象宏伟“轩昂”，“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
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它是“磊拓嵯峨，意味深
厚的艺术创造”，“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
文物遗迹”。

对这样珍贵的历史遗产，梁思成痛心地疾呼：“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有了这一番入理动情的辩驳，“封建遗迹”的理由真是显得“偏差幼稚”了。

对“有利可图，’的辩驳，更是强而有力。

梁思成
从建筑专业的角度，解说墙土的质地，计算运土的代价，深入浅出地讲道理，说明拆除城墙“不但是庸人自扰，
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辩驳中，使用了不少问句，以和
缓的语气启发人们思考，无逼人的气势，却有服人的力量。

例如，拆墙铺路“到底是不是一举两得的一种便宜
的建设呢?”“我们又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人力，一两个野战军的人数，来取得这一带之地呢?”
梁思成认为辩论的结果，双方会趋向一致，北京城
墙不但不应拆除，而且应该保护整理，让其“丰富我们
对北京的喜爱，增强我们民族精神的饱满”。

遗憾的是，这篇极有说服力的辩词并没有阻止拆除者的脚步，从
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

在完成“梁陈
方案”，并为保护北京城墙一搏之后，梁思成肺病恶化，一卧不起，连执笔都困难。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
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在
1957年写下的这段话，至今还让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