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

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长久以来，男女没有结婚却共同生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非法的。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对非婚同居持包容态度的人逐渐增多，非婚同居现象也在社会上逐渐流行。

但非婚同居在我国始终是一个法律未言明的“灰色地帶”，同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处于不明确的状态，因此当同居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有效救济。

文章指出非婚同居容易产生的法律风险及损害，并认为应通过完善相关立法，以保障同居双方的人身、财产权益。

标签：非婚同居；法律规制；立法规制一、非婚同居的认定非婚同居要是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同居，即同居双方未经结婚登记便在一起“像夫妻一样生活”，要求非婚同居双方相互以外无其他的两性结合状态，共同稳定生活。

虽然同居双方生活内容与夫妻一致，但是两种关系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和法律适用却有天渊之别。

夫妻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一般可以由《婚姻法》等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来调整，但是非婚同居曾经被认定为“非法同居”，因此一度被认为没有保护的必要，即使在正名以后，我国法律关于非婚同居的立法依然采取了回避态度，没有过多涉及非婚同居者利益保护，这造成了处理非婚同居案件时基本无法可依，不仅不能保护当事人——特别是经常作为弱者一方的女方——的权益，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非婚同居问题进行立法研究，用以规范社会行为和指导此类案件。

学术界对非婚同居主体有多种理解。

一般理解是符合结婚条件但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未婚男女；也有观点认为，未达法定婚龄的男女也可以作为非婚同居的主体；还有更为前卫的观点认为，同性之间也可以形成非婚同居。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均有失偏颇。

达到法定婚龄、符合结婚条件并不是同居的必要条件，现实生活中存在少男少女未达到法定婚龄即在一起生活的情形，如果要求非婚同居的主体必须达到法定婚龄，既违背现实，也使未达法定婚龄却共同生活的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成为一个问题，不如在定义非婚同居的主体时放宽标准，将这类人群的纳入主体范围之内，这不仅符合现实情况，也有利于立法的统一。

对于同性之间可以形成非婚同居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还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前提下，同性同居者之间没有所谓的人身关系之说，并且同性间不可能产生后代，不存在子女抚养等问题。

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完全可以通过物权法、债法等法律调整，因此没有必要将同性同居这一伦理上有争议、法律上不支持的现象纳入非婚同居。

本文认为，是否同居关系应根据同居男女年龄及共同生活的具体情形确定。

刑法规定，故意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为强奸罪。

故若同居女方当事人不满14周岁，同居男方当事人具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且故意与对方发生性关系，不应按照非婚同居处理，而应由刑法强奸罪条款调整；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应认定为非婚同居关系。

此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可以看作是广义的非婚同居，这种情况由刑法重婚罪条款调整，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非婚同居易与事实婚姻在认定上出现混淆。

根据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对1994年2月1日以后同居生活的男女双方不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的，均不再承认事实婚姻。

也就是说事实婚姻是“完成时”，1994年2月1日之前的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同居状态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之后同居并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一律认定为非婚同居。

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的相同点是，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区别是，事实婚姻要求满足结婚的实质要件，且双方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并满足上述时间要求，而非婚同居是“无夫妻之名、行夫妻之实”的一种同居状态，双方的结合并不要求以建立婚姻关系为目的，也不要求满足结婚的实质要件，只要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就有可能认定为非婚同居。

二、非婚同居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现实中，非婚男女在同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婚姻关系中类似的问题。

如果法律对这些问题不加调整，很容易造成同居关系中弱势一方的权益没有办法保护，给弱势一方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出现自杀、故意伤害或者报复社会等极端情况。

必须厘清这些问题，以对症下药。

（一）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随着非婚同居的增长，发生在同居关系中的家庭暴力也逐渐增多。

由于生理上的弱势及卑微屈从的观念遗留，暴力的受害者常常是女性。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终于使得同居暴力可以寻求和家庭暴力同等程度的法律保护，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同居过程中，可能出现一种例外的人身损害。

若女性在同居过程中意外怀孕，一方或双方没有结婚的打算亦没有将其作为非婚生子女进行生育抚养的打算，往往只能选择堕胎流产，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身心损害是双方共同行为产生的，不应只由女性一方承担后果，应当有必要的法律进行规制。

（二）财产损失与财产继承许多非婚同居当事人出于各种原因考虑，只举行了婚礼而未办理结婚登记。

当纠纷出现时，双方对财产归属问题往往产生分歧。

同居期间的财产是属于共同财产还是分属双方的个人财产？同居者一方死亡，另一方能否作为其继承人继承其财产？对于这些问题都存在不同的认识，需要法律加以规定。

（三）子女抚养首先，虽然《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是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保护仅止于原则性规定，具体权利规定却屈指可数，反而设置重重篱障限制非婚生子女的权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户口问题。

非婚生子办理户口审批手续非常复杂，比如北京非婚生育婴儿办理出生登记，要求缴纳婴儿的社会抚养费，提供婴儿父亲、母亲的户口簿、身份证、亲子鉴定证明等证件及材料，并须经派出所所长审批。

面对如此复杂的手续和高额的罚款，同居当事人常常望而却步，不再为子女寻求“上户口”的门径，因此他们的子女就成为传说中的“黑户”，难以享受普通公民享有的法律权益。

其次，并且受传统观念影响，非婚生子女在生活中常常受到歧视，这很容易给他们的心灵造成创伤。

最后，非婚同居双方解除同居关系后，抚养方如经济困难，无法为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也很难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非婚同居的立法建议笔者认为，构建非婚同居关系立法应着力于以下方面：（一）根据同居目的区别对待非婚同居有的以结婚为目的，而有些仅追求共同生活。

笔者以为，对两种同居关系应当区别对待。

仅以共同生活本身为目的的同居，可以按照契约关系处理，即男女双方无论是在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上都是独立和平等的，同居是双方的合意，而对于人身和财产并没有处分的意思，因此同居期间的财产应当归各自所有。

而以结婚为目的的同居，考虑到其主观上是想与对方形成夫妻关系，并且形成夫妻关系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同居期间的生活除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外，跟婚姻生活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笼统规定同居期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容易造成婚姻关系中付出较多一方或者弱势一方的利益受损，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有违婚姻法的法理。

（二）同居双方的意思自治原则同居关系不同于婚姻关系，是不牢固和不稳定的，非婚同居在人身方面的联系应当弱于婚姻关系。

非婚同居者不应享有因夫妻关系所具有的住所决定权、同居权、贞操请求权、生活互助权。

忠实义务是以婚姻关系为前提的，因此同居双方之间不具有相互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也不与对方亲属间产生任何姻亲关系。

（三）同居双方应有扶养义务和代理权非婚同居是一个共同生活体，当事人之间不是临时性的两性关系，而是同居伴侣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同居一般发生在双方家庭之外，如果不赋予双方互相扶养照顾的义务，有可能造成一方生活困难，遇有突发状况也难以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非婚同居双方互相扶养的权利和义务。

在同居期间，同居伴侣一方无独立生活能力时，应有请求另一方给付生活费的权利。

同居双方之间也应有代理权，考虑到同居双方的生活密切联系，很多情况下，只有同居方有照顾对方的可能性，因此有赋予同居双方代理权的必要。

这种代理权的行使以有利于对方利益为原则，滥用代理权的行为无效。

同居关系结束后，代理一方有权就其因代理行为遭受的损失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四）财产关系与财产继承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没有夫妻身份关系，双方一起生活更像是一种合伙，其财产关系亦可类比合伙财产关系处理。

具体而言：同居当事人在同居前的财产应当归各自所有，同居期间个人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劳动所得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

同居双方不发生财产继承，在非婚同居一方当事人死亡时，生存一方享有受遗赠权、析产请求权、住房优先购买权和承租权、其他生活用品优先购买权等权利；对于有抚養子女的一方，还可以适当照顾，以保障其基本权利和利益。

（五）子女抚养同居双方与其非婚生子女的关系以及非婚生子女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应当适用亲属法关于亲子关系的全部规定，这样不仅解决了非婚生子女的户口问题，而且确定了双方平等地享有亲权。

而对于父母没有抚养能力或者没有抚养意愿的非婚子女可以建立认养制度，由符合条件的收养人加以培养教育，以保证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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