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探索】战略规划是否提高组织绩效？一项元分析

【⽂献与探索】战略规划是否提⾼组织绩效？⼀项元分析
类别：政府治理
导⾔
战略规划（SP）是在当代组织中⽐较流⾏的⼀种管理⽅法，也⼀直是世界上最流⾏的五种管理⽅法之⼀。

在它的流⾏背后是⼀种假设——战略规划是⼀种在公共和私⼈组织中对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的成功实践。

然⽽，战略规划因过于理性和抑制战略思维⽽受到了很多批评。

最近，定量研究⼤⽜Bert George＆Richard M. Walker两位学者合作，对公共组织绩效这⼀问题进⾏了深⼊探讨。

本⽂从31项实证研究中对87项相关关系进⾏了元分析，并提出了问题，即战略规划是否改善了组织绩效？⼀项随机效应元分析表明战略规划对组织绩效有积极、中度和显著的影响。

元回归分析（也叫Meta 回归）表明，战略规划对组织绩效的积极影响在⽤效率来衡量绩效，并且将战略规划作为正式战略规划衡量时是最强的。

这种影响适⽤于各个部门（私⼈部门和公共部门）和国家（美国和⾮美国）。

结论部分论述了对公共⾏政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启⽰。

论⽂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R上⾯。

战略规划（SP）是当代各类组织⼴泛采⽤的⼀种管理⽅法。

作为制定战略的⼀种⽅法，战略规划包括很多要素，如分析组织的授权、任务和价值主张；分析组织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及根据这些分析和战略流程、⽬标和计划确定战略问题以解决问题。

根据哈佛⼤学政策模型(Andrews 1980)、理性规划理论(Dror 1983)和⽬标设定理论(Locke And Latham 2002)的论点，可以预期SP将对组织业绩作出积极贡献(OP)。

哈佛⼤学的政策模型表明，组织战略应着眼于在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找到适当的位置。

理性规划理论认为战略决策应着重于全⾯分析和系统性的决策⽅法。

⽬标设定理论认为，应该制定具体的⽬标、战略和计划，以了解⼀个组织想要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

SP完美地提供了⼀种策略制定⽅法，包括程序、⼯具和实践，这些程序、⼯具和实践旨在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纳⼊这些理论论点——尽管不得不指出的战略规划在组织实践（howorganizations”do”）⽅⾯存在很多的偏差。

SP的流⾏似乎证明了它对OP的贡献。

毕竟，如果实践者认为它没有提供任何好处，它为什么会如此流⾏呢？
尽管SP很受欢迎，但它的有效性却受到了企业和公共组织学者的批评。

最初也是最激烈的批评之⼀是由明茨伯格提出的，他认为SP不等于或不⼀定有助于战略思维。

最近，Martin(2014)强调了“SP的巨⼤谎⾔”，并声称SP欺骗性地诱使经理们相信战略是可以控制的。

同样，公共组织的政治性和适应性的环境也被认为不利于其有效性。

这些批评都指向⼀个正在进⾏的关于SP是否真正起作⽤的辩论。

本⽂通过提出这样⼀个研究问题——即SP和OP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讨论了SP的流⾏与它遭受的批评之间的不⼀致。

本⽂对“社会科学引⽂指数”（SSCI）期刊上发表的31项实证研究（87项相关性）进⾏了元分析来回答这⼀问题。

元回归检验了这种关系是否受SP和OP的特性、公共组织和私⼈组织的差异、地域性背景以及研究设计（横断⾯调查分析及多个资料来源的使⽤）的调节。

这些分析是根据公共管理中的元分析建议，使⽤stata进⾏的。

战略规划和组织绩效
组织绩效是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核⼼概念。

然⽽，它已经引起了⼴泛的争论。

这⼀争论的核⼼是这样⼀种观点，即极端注重效率和效能与更民主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然⽽，最近对公共组织绩效的概念化表明，这不是⼀回事。

有不同的绩效维度(包括民主成果)、评估绩效的不同利益攸关⽅(包括公民)，以及衡量绩效的不同来源和类型的数据。

虽然最近对OP的概念化已经确定了⼏个绩效维度，但SP的理论通常集中在它对总体op的贡献上。

具体来说，这种关系的理论逻辑符合哈佛政策模式(Andrews 1980)、理性规划理论(Dror 1983)和⽬标设定理论。

哈佛⼤学的政策模型认为，组织的成功取决于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契合程度，可以使⽤⼯具来建⽴这种关系，例如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Andrews 1980)虽然这⼀概念起源于企业战略⽂献，但组织——环境适应的重要性也⼀直为公共管理学者所争论。

事实上，⼤多数SP⽅法都包括对组织及其所处环境的关注和分析，包括确定确保组织环境相适应的战略。

理性规划理论认为，系统、理性和分析⽅法能够对决策产⽣积极的结果，⽽不是更直观、直觉性的⽅法（Dror1983）。

这⼀框架得到了学者对公共和私营组织的⽂献⽀持（例如，Elbanna2008；Walker等⼈，2010年）。

SP提供了⼀种在建⽴愿景、⽬标和战略的背景辅助决策的⽅法。

实际上，许多SP进程的核⼼是逐步实现决策，包括对内部和外部组织环境的分析和基于战略问题的知情决定（Bryson2011）。

因此，SP可以被视为哈佛政策模型和理性理论在战略流程应⽤中的具体化。

⽬标设定理论认为，有⽬标的组织绩效表现更好，因为⽬标确保了⾏动和资源集中在解决核⼼问题上的同时，也保证了员⼯对组织价值排序（priorities）的理解。

私营组织和公共组织的学者都赞同这⼀论点。

SP通常会产⽣旨在解决战略问题的具体战略、⽬标和计划(Bryson，2011年)。

它向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说明组织的价值排序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将⽬标设定理论的各个⽅⾯应⽤于战略制定。

尽管哈佛政策模型、理性规划理论和⽬标设定理论能够推断出SP对OP有所贡献，但其他理论框架也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观点。

战略规划-组织绩效关系中的调节变量
关于SP和OP的学者并不总是考虑到公共⾏政和管理的现实背景。

尽管它们提出了为什么SP可能对OP作出贡献和为什么SP可能没有对OP做出贡献这两个⽅⾯的论点，但哈佛政策模型、理性规划理论和⽬标设定理论并不⼀定能阐明在何种环境下SP可能对OP有更强或较弱的影响。

因此，本⽂评估了可能影响SP对OP产⽣作⽤的三种特定条件（和5个调节变量）。

第⼀个条件包括两个调节变量，这两个调节变量都关注他们都与SP和OP的概念化和后续运作有关。

在第⼆种条件下，SP的实践环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有效性。

因此，我们研究了SP在公共和私⼈组织以及在美国和⾮美国背景下的实践。

第三个条件探讨了⽂章中实践的研究设计，并检验了统计模型是包含单个数据源还是多个数据源。

在⽂章中实现，并检查统计模型是包含单个数据源还是多个数据源。

这些调节变量帮助评估公共⾏政和管理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从⽽提供更多关于SP的中观理论(Abner，Kim和Perry，2017)。

数据
数据通过系统⽂献综述收集。

⾸先，定义⼀个研究的范围，即SP，区别于其他的规划（⽐如城市规划、理性规划）。

第⼆，研究者们在2017年8⽉26⽇⽤WOS做了⼀个标题和摘要搜索⼈，把重点放在ssci上，因为这些期刊是国际性的，使⽤严格的同⾏评审程序来提⾼⽂章的质量。

选取了标题或摘要中提到“战略规划”的⽂章。

得到了919个结果。

第三，分析了这些⽂章的摘要，以确定这些⽂章是否提到了OP。

，筛选出139个结果。

第四，阅读这些⽂章，阐明它们是否关注SP与OP之间的关系，并提供定量的实证证据，得到了28个相关结果。

最后，分析了选取的28篇⽂章中的引⽂，使⽤⾕歌学术来确定是否有任何研究被遗漏，得到了另外3篇⽂章。

这项元分析综合了31篇实证⽂章的结果，与本领域的其他元分析相适应(例如，Gerish，2015；Harari等⼈)。

2017年；Walker，2013年)。

这些⽂章包括 SP与OP之间的87个相关关系。

⽂献的平均样本量有278个组织，⾄少有14个，最多有1815个。

平均⽽⾔，SP与OP之间约有三个相关关系，其中最⼩值为1，最⼤值为9。

研究⽅法：元分析步骤
本研究采⽤元分析，或称为“分析的分析”，定义为“对单个研究的⼤量分析结果进⾏统计分析，⽬的是整合分析结果。

”(Glass，1976)。

这项元分析依赖于使⽤统计软件包Stata的指导步骤，执⾏了四个步骤。

识别效应量：⽂献中所确定的SP与OP之间的各个关系的效应量都被计算出来。

相关系数很流⾏，在社会科学和⾏为科学中都易于解释。

因此，它们是公共管理和政策中元分析的⾸选效应量(Ringquist，2013年)。

进⾏元分析：利⽤Fisher'sr-to-z变换的随机效应元分析，导出了所有相关和研究的总体效应量。

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为使⽤的是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背景下的真实数据。

为了将研究结果推⼴到更⼴泛的⼈群(不仅仅是纳⼊元分析的研究⽂献)，需要随机效应模型提供⽆条件的推论。

进⾏元回归分析：采⽤研究⽔平下的聚类标准误差随机效应元回归分析。

在该模型中，因变量由Z变换的效应量组成，并将假设的调节变量作为⾃变量加⼊。

识别发表偏倚：为了发现潜在发表偏倚问题，进⾏了可视化和统计检验。

遵循了Ringquist(2013)的建议，提出了⼀个对称漏⽃图作为发表偏倚的可视化检验，并包括了Egger检验和Begg检验以检验发表偏倚在我们的元分析中的显著性。

元分析
利⽤Fisher‘s r-Z变换进⾏随机效应元分析的结果。

⾸先，对所有87个相关性进⾏了分析。

其次，计算了每项研究的平均效应量⼤⼩，并对31项相关性重新进⾏了额外的稳健性分析。

在这两种情况下，总体的效应量为正向(0.229，0.255)，显著(p<.001)。

显著和正向种群效应⼤⼩的强度分为较⼩到中等，但⽐起较⼩(0.10)更接近中度(0.30)。

这些结果表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SP对OP有显著、中度的正向影响。

基于卡⽅值，总体效应量也有显著性差异，这意味着需要进⼀步的元回归验证以确定该变化的来源。

元回归分析：随机效应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并对研究⽔平的标准误差进⾏了聚类分析。

效应量在正式SP和综合SP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然⽽，参与式战略计划的平均效应量明显较低。

这⼀发现意味着正式SP对业务⾏动的影响最⼤，虽然综合SP对OP的影响较⼩，但差异并不显著。

不过，参与式SP的影响确实⽐正式SP弱得多。

分析表明，当⽤组织效能来衡量OP时，效应值最强。

对于所有其他维度，影响较弱，但这种差异仅在⼀个维度(即组织效率)显著。

在与背景相关的调节变量⽅⾯，发现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这个影响的⼤⼩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美国背景和⾮美国背景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最后，有证据表明存在与同源偏差有关的问题，因为使⽤多个数据源的研究，效应量的均值明显偏低。

这清楚地强调了在⽤效能来衡量OP，形式SP来衡量SP，并且使⽤单源数据时，SP有着特别强⼤的影响⼒。

识别发表偏倚：对发表偏倚的可视化检验的漏⽃图。

图中的对称性表明没有发表偏倚。

尽管确实发现了⼀些对称性，但很明显，⼤量的相关性超出了漏⽃图的置信度范围。

⽽这可能是发表偏倚的⼀个表现。

为了对这⼀偏倚进⾏统计检验，进⾏了BEGG测试和Egger测试。

BEGG检验的z值为1.88(连续校正)，在p<0.05⽔平上⽆显著性差异。

这个检验表明在我们的元分析中没有发表偏倚。

Egger检验的偏倚系数为2.651，在p<0.001⽔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这⼀检验表明，元分析中明显存在发表偏倚。

因此在研究中不应假定发表偏倚总是造成元分析结果偏差。

讨论：对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启⽰
这⼀元分析综合了20多年关于SP的实证研究，以确定SP是否对OP有贡献。

虽然SP的评价特别趋于两极化。

本⽂为SP 的⽀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提供了证据，并提供了SP在何种条件下特别有效的见解。

本⽂的核⼼是这样⼀种观点，即SP在公共组织中仍然⾮常流⾏，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们认为SP在私营部门起到了作⽤并且同样可以使公共部门受益。

研究证实了这⼀假设，发现对SP-OP关系有正向、中度和显著的影响。

元分析还显⽰，这种关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不同区域的政治、社会背景中都适⽤。

此外，还发现，当SP被测量为形式SP时，OP⽤效能来度量，并且使⽤单源数据时，SP的影响特别强。

这些发现对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都有启⽰。

本研究还评估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以及美国和⾮美国环境之间的区别是否重要。

这些区别在SP-OP关系中并不具备显著的影响。

对实践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SP经常被嵌⼊在公共部门的改⾰中⽽本项元分析给这些改⾰提供了⽀持。

尽管根据⽬前的研究证据，对SP的批评往往⾮常直率和有⼒，但在各个部门和国家看来，SP实际上是“起作⽤”的。

我们不应将其边缘化，⽽应将其纳⼊当代组织的标准管理⽅法。

尽管对SP的偏见依然存在，但这种偏见似乎缺乏实证有效性。

证据表明，SP的效能和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相关。

因此，⿎励任何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这参与战略⽅案和(或)确保其SP进程是正式和全⾯的，以提⾼其组织绩效。

研究者们也⿎励从业者考虑谁应该参与SP，以及如何参与。

SP团队应该能够仔细分析组织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具有产⽣许多战略选择的必要能⼒，并且能够选择和战略⽬标最相关的⽅案。

只给财务部门或城市规划部门留下SP是不可能成功的。

SP应该是⼀项跨组织的⼯作，涉及到对组织及其⽬的、雇员、财务和总体任务有了解的实践者。

然⽽，以同样的⽅式让所有利益攸关⽅参与也不太可能取得成功。

使⽤利益相关者管理技术有助于确保SP期间利益相关者以可⾏且相关的⽅式参与其中。

结论
明兹伯格在四分之⼀个世纪前宣告了SP的没落。

然⽽，SP显然在当代组织中⾮常活跃，尤其是在公共部门。

这项元分析表明了为什么它还有这样的⽣命⼒：它对OP有着显著的、中度的和积极的影响。

显然，这些发现表明，反对SP没有经验证据⽀持，这给了以SP为中⼼的全球公共部门改⾰的依据。

尽管如此，未来研究的⼏条途径仍然存在。

这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深度和研究，同时使⽤多个数据源，并以利益相关者参与为调节变量，来研究不同的OP维度。

因此，需要使⽤更多的研究机构来⿎励未来的元分析⼯作，每个研究对SP的理解都有细微的差别。

在这篇⽂章中，阐明了SP如何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作为⼀种成功的管理⽅法运转，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富有成效的研究途径，并希望⿎励学者们参与了这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作为⼀种成功的管理⽅法运转，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富有成效的研究途径，并希望⿎励学者们参与了这⼀重要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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