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燕杂剧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摘 要
廖燕是清朝初年寓居广东的布衣文人，性情狂狷，思想不入俗流而独具特色。

基于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对新朝代下的文人之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以廖燕的杂剧为契入点，主要考察廖燕的思想在杂剧中的价值意义和表现方式，即着眼于从杂剧文本入手，探索蕴涵其中的作者的思想和生命体验，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提炼和总结，以期明确廖燕的人生价值观、杂剧的深层次内涵以及杂剧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廖燕；杂剧；思想；悲愤；游戏；孤独
Abstract
Liao Yan，an ordinary writer in Guangdong in the early time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was an individual man having the thought out of the ordinary. As the time changed from one dynasty to another has the noticeable influence on the thoughts of writers who were under the new dynasty, this article takes Liao Yan's short poetic dramas as the unchanging platform, mainly analyzes the value and the ways of expressing of the thoughts which had been reposed in the poetic dramas.In other words, the article namely explorates the author's thoughts and his life experience that implicated in the poetic dramas, and summarize it from two angles of the longitudinal and crosswise,so that we can clear about Liao’s outlook and values on life, the deep connotations of the poetic dramas and his poetic dramas’ significance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s: Liao Yan; poetic dramas; thought; grief and indignation; game;
lonely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傲骨难谐廿七松——廖燕其人 (3)
1.1文人布衣，狂狷儒生 (3)
1.2思潮变革下的矛盾体 (9)
第2章 廖燕杂剧述论 (16)
2.1悲愤文学内部的新生体 (16)
2.2廖燕杂剧内容概述 (20)
2.3廖燕杂剧寓托的价值观 (24)
第3章 深沉的孤独：廖燕杂剧的生命体验 (37)
3.1游戏中的悲剧精神 (37)
3.2寻求解脱的心理历程 (43)
参考文献 (47)
后 记 (51)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前 言
廖燕（1644—1705），初名燕生，字人也，后改名燕，号梦醒，又号柴舟，广东曲江人，有《二十七松堂集》传世。

廖燕为人清高狂狷，是清初颇具异端精神的文学家。

因其放言奇绝尖锐，且地处岭南偏僻之地，故不入清初主流文人之列，其人在全国范围的名声也并不大。

在其有生之年，因得到释澹归、陈恭尹、魏礼和高俨等人的赏识和高度评价，在粤东大有名气。

廖燕身后，称赞他作品的人就更多了，王源、高纲、朱渠、吴韩等都对廖燕文集作过评阅或序言，高度肯定了他的诗文成就。

然而清朝中期以后的文坛鲜有人再提及他，直到同治元年（即1862年，也就是日本文久二年），盐谷世弘在日本《二十七松堂文集》序中极度赞誉廖燕的文章为“朱明三百年之殿也”，再次引起国人的注意。

《二十七松堂集》是廖燕思想的结晶，其中既包含作者源于生命遭际的价值体验，又有探究事物因由而得的观点总结。

廖燕是一位颇具怀疑精神的文人。

他一生都在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作斗争，不时发表观点抨击旧有制度和迂腐的学说，科举制度、程朱理学甚至经史子集中的片言只语都曾成为他笔下讨伐的对象。

对腐朽的事物进行破坏的同时，廖燕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申述了深刻的生命体验，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尤其在功名观、文章创作观、人生遭遇等重大价值问题方面体现出随性的思考，时见思想火花。

“廖氏的思想和创作密合着一个时代，上挂下连着一种重要的文学趣尚，代表着庙堂文学与山林文学之外的冲撞常规的幽愤的个性化的文学。

”①廖燕其人及其作品地位的缺失，将使中国文学史失去完整性，这也是近代以来直至现在，学者研究廖燕的责任所在。

对廖燕的生平及思想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

容肇祖、张荫麟两位先生开启了近代廖燕研究的新局面。

建国以后，主要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黄葆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在各自著作中就廖燕作品的思
①见于汪涌豪为李永贤的专著《廖燕研究》所作的序。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想价值和文学创作等问题进行了评述；顾易生先生也曾撰文探讨廖燕的思想之异端色彩。

此外，林建、覃召文、詹海云等从不同角度相继撰文介绍廖燕及其思想和文学成就。

关于廖燕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著作多集中在八十年代①，而八十年代以后直至本世纪，这方面的研究已陷入沉寂之地。

与此相反，近年，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廖燕作品本身的关注和研究渐有升温之势。

如上所说，廖燕最先被我们接受得益于学界前辈对其生平、思想的发掘和精神上的解读。

读一个人是了解这个人的直接途径，基于此，对廖燕思想进行研究极为必要。

但是如果要读懂一个人，只看别人对他的思想介绍是不够的，同时需要深入到这个人的诗古文词创作去，从文本的角度进行研究。

遗憾的是，两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即使思想性研究或文本性研究，在时间分布上也极不协调。

据目前资料，关于廖燕的杂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现有的研究资料或单纯梳理杂剧的内容，或宏观讨论清代的写心杂剧，相对忽视了廖燕杂剧本身蕴涵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杂剧如同其文章诗词一样，是廖燕呕心沥血的创作结晶，凝聚着作者的思考和人生态度。

同时，廖燕杂剧“自述”的特殊性之“来龙去脉”也需要立足于整个文学史，只有将其放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来看待，自述杂剧的文学史脉络才会清晰明了。

本文把廖燕的杂剧与其思想结合起来，以杂剧为立足点，挖掘汇聚其中的生命思考和价值表达，同时，在梳理出的思想的观照下，对廖燕杂剧进行深层次反观，力求呈现柴舟杂剧独立于其他文体的价值意义。

① 詹海云《清初被遗忘的学人——廖燕》一文发表于1995年。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第1章 傲骨难谐廿七松——廖燕其人
1.1文人布衣，狂狷儒生
廖燕（1644—1705），初名燕生，字人也，后改名燕，号梦醒，又号柴舟，广东曲江人。

廖燕生于崇祯甲申一六四四年，也即顺治元年，卒于康熙四十四年（一七零五年），年六十二岁。

廖燕出生之时正是民族舆图换稿之际，社会动荡不跌，彼时，尚为明朝守卫的广东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战乱频繁，廖燕因此饱受离乱之苦。

①
在民族身份认同上，廖燕自认是一个清朝人。

廖燕出生于顺治元年，十四岁成家的时候是顺治十四年②，而他终老于康熙四十四年，可见，他六十二年的生命历程大部分是在康熙时期度过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生在清朝长在清朝的廖燕承载得是清朝人的家国思想，而其文章作品折射出的廖燕也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清朝文人。

他与明朝的联系只在于一个具有两种不同含义的出生年份而已。

从廖燕的《二十七松堂集》中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国破”的唏嘘悲叹（战乱造成的“家亡”和破败之感却时侵笔端），他并不抵触清朝“摇篮”，反而是加以认同的。

《三统辩》中的一句话将他的朝代认同感全部暴露：“一统云者，已混天下于一姓，而无正偏之可言也，如唐、虞、夏、商、周、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与我朝是也。

”清朝在廖燕那里等同于“我朝”，也只有一个清朝人才会用“我朝”表明自己的身份。

清朝既然取代衰落的明朝而一统天下，那么它就是国家新主，这也是廖燕相对先进的史论观的体现。

廖燕反对清朝的科举制义和科举考试，并不表明他与清朝对抗。

他针对的①关于廖燕生平，主要参考赵贞信《廖柴舟先生年谱》（原载《文学年报》1940年第6期）和姚良宗《廖
燕论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廖燕文章《邓孺人墓表》中称“孺人归余二十年”，当卒于丁巳，由丁巳上推二十年，便可知廖燕成家应在顺治十四年。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不是清朝的科举考试，因为他的枪弹早已射向了明朝朱元璋的时代①；他的“敌人”是科举制度本身，而不是制度依附的时代外衣。

况且，他还多次向在清政府任职的名高位尊的大人们进行自荐②。

可以说，除了一些辩、论针对古代政治有感而发以外，廖燕并不把国家政治问题，尤其是国家更替偏正问题，放在抒情感怀的主体地位。

关于这一点，郑振铎先生曾有肯綮的评价，他认为廖燕的文章“自伤沦落之情多，而哀悼家国破灭之意少”③。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和杂剧《柴舟别集》的政治味道极为淡薄，充溢其间的是一曲既非庙堂又非山林的民间文人的独具个性的感情慨歌，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功名的期盼，对狂简个性的申述，对穷愁不遇的满腹牢骚，对现实的无奈和接受，等等。

让廖燕快乐和痛苦的源泉永远不是政治，而是诗古文词之后的功名，是文人之为文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廖燕十八岁补邑弟子员，成为一名诸生，他的理想是成为象“古雄杰之士”一样汲汲功名的儒生。

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科举和功名等人生价值问题秉持着客观的态度。

幼年在塾馆读书的时候，廖燕就问先生：“读书何为？”先生回答说：“博取功名。

”“何谓功名？”先生说功名就是“中举第进士。

”廖燕又问“止此乎？”先生无言以对。

④年纪尚小的他就对读书的目的进行了积极地思考，隐约探触到了功名与科举的矛盾所在。

在《答客问五则》中，廖燕自拟对话体，围绕“客”提出的五个问题与之进行论辩，最后他说“以上五问，余自童子就塾时业已饱闻其说矣。

”那么，由此可知廖燕自幼接受的都是“中举第进士”一类陈陈相因的教诲和腐说旧论。

年龄愈长，廖燕对八股时文和塾馆教育的认识便愈加清醒而深刻，也愈来愈厌恶之。

补邑弟子员之后，他闷闷不乐，自感才情时时受到八股制义的框束，时文八股与功名背道而驰。

他认为“功盖天下曰功，名传万世曰名”，诸生不过是“民”的一种，与功名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诸生追求的终极富贵的王侯将相，入土之后其荣耀也随即消失，它只与朝廷的爵禄有关，与功名没有瓜葛，“如以诸生为荣而自限，则其效不足以救饥寒”。

⑤让
①《明太祖论》，《二十七松堂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本文所引的廖燕文章皆出自《二十七松堂文集》。

②参见《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九“书”部。

③郑振铎编《清人杂剧二集》题记，影印本，民国廿三年
④曾璟《廖燕传》
⑤《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一《诸生说赠陈含贞》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人不解的是，自从成为诸生以后廖燕在科举的道路上并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

二十五岁以后，他已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摈弃了制举而专攻诗古文词。

五十一岁那年，他曾自我总结“予不幸生而贫且贱，至今一布衣终其身，则此五十有一之年，共三百六十甲子，多半予穷愁闭户著书之年也……”①。

在五十六岁，他毅然辞去了诸生身份。

终其一生廖燕只是庙堂之外的一介布衣。

廖燕虽然不是一个“及格”的八股士子，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具有典型的文人情怀和高人一等的文学成就。

廖燕是一位高产的文人，从后世编校的《二十七松堂集》来看，他的文章有三百八十篇，诗歌五百四十五首，杂剧四种，皆达到了一定的文学境界，具有独特魅力。

明末清初之际的澹归和尚（俗名金堡）评价廖燕“上可践圣贤之域，次可竖豪杰之功，下亦可发文士学家之蕴”②。

同治元年（即日本文久二年），日本盐古世弘也高度评价了廖燕的文学成就，认为他“以才胜”，盛赞其文章为“朱明三百年之殿也”。

③廖燕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与其独特的文章创作观密切相关。

廖燕的文道观不同于一般文人学士。

他认为“诗古文词与制义，其为义虽殊，要皆称之曰文。

……文散于天地事物之间，无端而忽然相遭，纵横曲直，随人性情之浅深而一抵于极。

”
④真正的文章道理并不是制义所能达到的，它存在于天地自然之间，从人的性情深处产生。

廖燕的创作便是对此文道观的亲身实践。

他往往有感于情境，发为心声，或为诗，或为文，或剧本，或狂草笔墨，任意挥毫，抒发性情。

廖燕又将童塾比作八卦炉，因为塾中严禁拘束，与孙悟空坐八卦炉无异。

塾馆里的孩童固然需要锻炼，但他认为大人也是需要锤炼的，于是在塾馆无事的时候他就“取天地古今与人情物理之所以然者，而熟思之，忽焉有得于中，发而为言语文章。

其始虽极惨淡经营，及其文成，则又未尝不得大愉快。

”这种感觉就象在八卦炉里得到巽风解围一样，“因贫而就塾，因塾而得为文之乐”，“不但不以苦为苦，且能以苦为乐”。

此时的廖燕体验到了艰辛之中的快乐，他陶然自得地想起了“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骄傲地宣称“此即斯意也”。

在困境中品味苦闷，又在苦闷中释怀于文章的情感经验，恰恰渲染了廖燕典型的文人气质。

①《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四《五十一初度自序》
②释今释《廖梦麒诗序》，转引自《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③ （日本）柏悦堂刊刻《二十七松堂文集》，1862年。

序者盐古世宏显然模糊了廖燕生活的朝代。

④见文集《黄少涯文集序》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廖燕一生交友甚广，“所交游皆当世名流”①。

南明五君子之一的金堡（即澹归和尚）是其知音之一。

澹归对廖燕诗歌评价甚高，认为“廖生手笔岭表雄，摩青欲峙双芙蓉”②，并以“杰出韶阳之士”称之，廖燕因此“名震粤东”。

不独澹归，“宁都三魏”中的魏礼因闻其人品文章从千里之外慕名而来，并“赐佳刻，其喜慰曷胜量哉。

”③ 魏礼在廖燕文集中的16篇评论里极尽赞赏之能事。

此外，“凤鸣朝阳”的丘际可、“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等等都与廖燕有交往，并对廖燕的部分文章发表了赞赏性的评论。

廖燕身后，欣赏其作品的人亦不在少数。

乾隆二年，即廖燕死后三十二年，高岗任韶州知府，当他得到《二十七松堂集》的时候“读之狂喜”。

他的友人沈正卧病在床，读之，“亦躍然而起”。

于是，高岗不忍其文淹没于蛮烟瘴雨，对其进行了刊刻。

凡此种种，皆赖廖燕瑰奇磊落的人格魅力和文章成就。

廖燕极为赞同古人“録其生平困塞事以自警”的做法，“境遇苦而性情深，性情深而学问入”，廖燕的作品就在不知不觉中日渐累积增多。

在他三十五岁（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那年，他又做起了塾馆的老师，训小孩之外无事可做，就把写诗当作工课，“涂乙纵横，几壁为黑，久之，积而成帙，题曰《丁戊诗》”。

类似这种因文章作品日积月累而编订成集的事情时有发生。

又，康熙二十年时（廖三十八岁），廖燕在破簏子里搜到一些旧稿，竟然是之前做成的九十三篇文章，便把它们归入小品文一类，附入《二十七松堂集》，于第二年壬戌（一六八二年）正月正式刻成。

因为不时有新作产生，《二十七松堂集》在廖燕生前几经重刻。

廖燕自负自己是个真正的文人，虽然尖锐地发表了“习八股非读书”，科举乃政府愚民的一项举措等狂放不羁的观点，并身体力行，但他从不否认自己的儒生身份。

廖燕首先是一个儒生，然后才是一个文人。

这首先体现在廖燕对孔子“千古圣人”地位的认同与尊崇。

他批判为师之道早已湮灭，曾放言“自孔子没至于今，学之不讲盖已二千二百四十余年矣”。

他推崇孔子和子思的言论，并以之为宗法，同时认为即便释迦牟尼、老子、庄子之徒也不曾把一些观点——比如人性——用贴切合理的语言讲出。

在廖燕那
① 朱渠：《二十七松堂集》序
②释今释《答赠廖梦麟文学》，转引自《廖燕论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九《与魏和公先生书》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里，“千古大圣人”就是孔子的代名词，也是正义道理的真谛所在，是不应该怀疑的。

廖燕的论学态度就是要以孔子的精神去揭露后世假道学的面目。

以《性论》为例，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有“性”，其道无穷，说不足以尽之，强求反致晦性，即性无善恶之分，而孟子、荀子、扬雄、韩愈之徒则对性进行了善恶的划分。

廖燕认为，后者愈明白无误地阐述性之善恶，便愈违背天地规律，而孔子和子思则深得“性”之三昧，孔子只说“性相近也”，子思则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除此以外没有赘述。

他们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言辞贴切，回味有余，正是儒者思想的至高境界“空”的体现。

作为“大圣人”的孔子为什么没有给世人一个明确的答案？廖燕自信地解释：“若性既有本，孔子当言之，孔子不言，则必别有其故可知”，岂有“尚有言之不全而必待后人补说之耶？”何况，儒家思想的高妙境界是“空”。

因其“空”而包罗万象，又因为包罗万象才“空”。

由此，他不仅对孔子“历代文官祖，累代帝王师”的地位推崇备至，还对孔子“空空如也”的话做了一番深刻体悟。

廖燕虽然对孔子极尽尊敬折服之意，并不因此对孔子及其观点不加证明地唯唯诺诺，而是跳过历史的沟壑，直接与孔子进行精神性的体贴与交流，在与圣人的思想共鸣中表达无限敬意。

廖燕博览群书，善于主动推敲思考书中的观点，或赞同，或加以补充，或批判反驳，自认为能通晓圣人的意思，得儒家真谛，再对比孔子以后以至于清初的儒家文士，他则表现出睥睨一切、简傲狂狷的姿态。

“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之唾余而掩有之，则是讲程朱之学，非讲孔子之学矣。

”显然，程朱之学不仅歪曲了孔子的本意，还将诸多观点死死说定，不遵从它便不能通过科举制义，也就与仕途前程无缘。

在廖燕看来，程朱理学是对孔子正统儒学的扭曲，应当极力批驳。

他对程朱观点的挞伐毫不留情。

程朱解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认为“性即理也”，廖燕不以为然，他认为“理有是非，盖道理之谓。

今性既作理字解，下句道字又作何解，岂可云天命之谓理、率理之谓理耶？”同时，怪程朱“多嘴”，连孔子都不随意评论的话你却妄加指点。

关于召忽和管仲的功罪问题，孔子对忠诚的召忽视而不谈，反而去表扬没有尽到臣子责任的管仲。

对此，程子直接从孔子话语的表面出发，认为孔子的意思在于管仲有功而无罪。

廖燕对程子的解释愤愤不平，他说，召忽的忠诚和管仲的不忠人尽皆知，即使管仲后来功盖天下也不能淹没之前的罪状，而孔子之所以表扬管仲，是因为“若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仲之功，人或未之知也，故曰君子表微。

此《春秋》之旨也。

”廖燕的解释从孔子著书立说的本意出发，显然更有说服力。

廖燕的论诗词强调“心胸”“性情”，他认为“万物与我之性情同在，然而物非物也，一我之性情变换而成者也”。

主张性灵的观点沿承王阳明的心学，在清代有一定价值。

但是，在八股取士和理学当道的年代，相比于正统文学，性灵文字附着一层乖戾色彩，似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当廖燕做《四子书》发表自己对四书的见解时，世人以为他是背程朱而行，而廖燕却坚持认为自己的学问直接从孔子处而来，独得儒家真谛，是复孔子之学、“复性”的表现。

廖燕自我评价“好奇谈”，经常就寻常的观点发出不同流俗的评论，大有破腐朽言论的意思。

《汤武论》开篇就提出质疑，认为后世儒者在“为汤武讳”：明明是放其君而夺其位，斩其君之首而悬之太白之旗，犹曰非篡非弑。

继而指出，儒者对孔子“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理解是错误的。

廖燕认为，如果上天注定汤武将成为君主，而汤武还坚守臣子的礼节不加僭越的话，便不是“顺天”；如果人民都希望汤武成为新的君主，而汤武还不敢用武力夺权的话，也不是“应人”；“顺天应人则不得不出于篡弑而后可以顺天应人也”，汤武与后世司马炎、刘裕之辈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孔子的“顺天应人”应是理直气壮提出来的，是“相因之言，而非相讳之言”。

替汤武讳言，绝非孔子的本意，只是后世庸儒的个人揣度罢了。

狂狷不是文人的必然特征，但骨子里的狂狷塑造着文人独具特色的思想和创作风格，廖燕的血液里从始至终都激荡着澎湃不息的清狂因子。

《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引《岭海诗钞》称“柴舟性简傲，邑令岁周餽之，求一诗不可得。

”①廖燕性格狂傲，对狂狷人格极为推崇，并常以特立独行之士自居。

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没有可以中行的同路人时，干脆做个狂者或者狷者；狂者进取，狷者蕴藉。

言外之意，狂、狷都是被孔子肯定和欣赏的人格。

孟子这样理解狂和狷，他说狂者的志向很远大，说话很夸张，嘴里常念叨“古之人，古之人”，可是他们张扬的行为与言语不符合；而狷者则指那些洁身自好的人，是比狂者稍次一等的人。

②
①（清）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卷14，第21页，《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29）》，台湾明文书局
②《孟子•尽心下》。

“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 是又其次也。

”
《廖燕思想述论——透过杂剧看廖燕的思想》
“进取”和“有所不为”含义不同，甚至相对，可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狂狷”就具有了独特的内涵。

狂狷的性情既包含言行情感的大张扬，也孕育着深沉处无穷的忧郁，比如“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

而廖燕从孔子那里完全吸收了狂狷的思想，并转化为他所谓的“特立独行”。

“心思以及远为狂，而耳目手足以举近为简。

以及庶物，莫不有狂简之分焉。

此皆斐然成章，为天地间所不可少之人物。

若不狂不简，则为天地间之废物而已矣，乌乎人。

”①与孔子厌恶那些“道德之贼”的老好人一样，廖燕也很排斥没有棱角的庸碌之辈。

在给神交了二十年而始终没有见过面的高望公的信中，廖燕把一身的才学胆识汇成一股自信，坦然地向对方表白：燕自以为“有微长”，“先生亦不可不一见燕也”。

他从不因为任何事任何人怀疑自己，“天下无知音久矣”是孤独的慨叹，对于自己的才学禀赋却不做丝毫贬折。

“六经删后谁堪继，一代文成已独知。

举向良朋应首肯，后来怀抱不须疑。

”②极度的自信支撑起了廖燕的“狂”性，而他的狂狷反过来让自信更加张扬。

除了自我清狂的写照，廖燕还仰慕庄子、刘伶、嵇康、王阳明、金圣叹等“瑰璋权奇智能博达之士”。

尤其对金圣叹的推崇更达到为之作传的地步。

他遍读了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极为赞赏他的批点工夫，认为其标新立异在千百年作者之上。

廖燕还亲自到苏州搜索材料，写了一篇生动的《金圣叹先生传》，赞赏先生功开万世，何其贤哉！又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吊金圣叹先生》，情深真挚，痛惜才高遭忌，斯人不在。

此外，廖燕交往的友人如易堂君子、澹归等也都是傲然于天地间的狂悖不驯之人，他们之间的交往除了文学上的切磋，还有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而友人的个性魅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廖燕自身的狂狷因子。

1.2思潮变革下的矛盾体
廖燕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无论国家政治、社会制度还是文化形态，都在剧烈的时代动荡中踽踽发展。

身处两个朝代的转折和新朝代的初步建设期，势必要受到前后诸多文化思潮——明末清初主要表现为心学和实学——相互碰
①《狂简说》，《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一
②《丁巳就塾水竹轩喜与黄遥绛帐隔邻赋诗相慰兼以解嘲寄陈崑圃》，《廖燕全集》卷二十一“诗”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