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草根民主”主体的理性选择

浅析“草根民主”主体的理性选择
发布时间：2021-03-24T00:30:13.619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0年19期作者：丁登先
[导读] 被称为“草根民主”的村民选举，是中国农村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大事，每届村委会任期一满，就要在中国农村上演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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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称为“草根民主”的村民选举，是中国农村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大事，每届村委会任期一满，就要在中国农村上演一回。

传统农民被反复浸入了现代政治元素之后，他们开始从不懂得到逐步懂得、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其内涵、程序，并能估价选举的实际价值。

这都是在农民在既有条件理性选择的结果。

关键词：民主；村民自治制度；理性选择
民主是歧义最多的一个词汇。

民主起源于古代希腊雅典政治中的拉丁文Demos和kratis的结合，意指雅典是“多数人的统治”的城邦。

在古希腊，奴隶制度下为奴隶主提供了闲暇时间。

民主，在理论上是追求有能力和有资格的城邦男性公民参与城邦管理、讨论城邦政治；在实践上采取了直接民主。

强调统治阶级权利的宏观性质和“人民的意志”的实现。

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西方民主流派开始分化出了精英民主主义，认为民主就是精英人物的统治，以维弗雷多.帕累托、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思.韦伯、约瑟夫.熊彼特为代表；和多元民主主义，认为民主可以被定义为“多元政体”，即多元的社会自治团体主导着政治过程，代表人物：拉斯基、柯尔、罗伯特.达尔。

随着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多种民主理论的冲突和融合之下，西方民主理论有形成了协商民主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是罗尔斯、安东尼.吉登斯、哈贝马斯。

协商民主是指政治共同体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和团体，通过协商或公共协商而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以对话、讨论、辩论、审议等具体形式而达成政治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民主定义和现代社会细致分工条件下的演化结果，农村选举式的民主事实上是对村庄政治精英的选择，选择他们来更好地执行国家在农村的现代化政策。

因此，可以以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的程度高低为标准划分为三个群体：村庄政治精英、村庄非政治精英、“无政治者”。

村庄政治精英是指处于村庄社会的上层，主要指少数占有优势资源的各类精英，他们也是村庄各领域的统治阶层。

如积极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在职的村干部，对公共权力感兴趣有欲望的村民，没有当选但对村庄有影响力的村民。

村庄非政治精英，指社会资源占有量居于精英阶层和政治边缘化人物之间，在数量上占据村庄人口的大多数的普通村民。

对于政治有一定的认识和怀有一定的期望，但是期望值较低的村民。

他们属于村庄的主体阶层，多数人以务农和打工为主业，占有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

他们尽管有着人数优势，但是缺乏组织化和信息来源，通常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较小。

“无政治者”或者称之为政治的边缘化人物。

这部分人对政治压根不感兴趣，参与投票与否取决于能否给他带来好处，如误工补贴等。

以下我们就三种不同划分，利用理性选择理论来看它们不同的选择。

一、村庄政治精英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与农村近年的实践中，一大批具有特殊气质和品性的乡村能人脱颖而出成为村庄精英。

村庄精英在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

在选举方面，村庄精英主要表现为参加竞争性选举村委会委员，或积极动员、影响他人参加选举，这部分人的存在是农村选举不可获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竞选村委会委员的理性选择
候选人的积极参选有力地促进了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实施。

村里较有能力的村民出来参选，广大村民才有比较选择的余地，才使得“差额选举”的制度形式得到实施；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竞选演说和拉票的各种手段才有用武之地，这些与选举相关的制度才得以建立；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选举领导小组和选举指导组在执行有关选举规定方面越要认真，需要投入较多人力物人的制度规定，如“一人一票制”和“设立固定投票站”等才得以实施。

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委会中的职务还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尽管不同的村民参选的动机不一定一样，但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都会权衡利弊，考虑参选和担任村干部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代价以及由此而获得的酬赏。

第一，怀有治理村庄的理想的精英。

这部份人想为村里做一些事情，通过自己带头致富的示范作用，促进村庄的发展。

这部分人为了能够在竞选中取胜，都对选举的相关知识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对选举办法十分熟悉。

并且在选举的过程中，利用选举的办法、做相应的规划与其他候选人进行博弈。

第二，单纯为经济利益而来者。

有一部分村委会委员的竞选者则是为了经济方面的利益参选的。

当选为村干部后不仅可以得到规定的工资或补贴，还可以较为便利地发展自己家庭的经济，甚至有的还可以得到工资之外的“收益”①。

因此经济利益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参选人的多少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

第三，派别利益。

在竞选的过程中，行政村的村民可能分化为不同的派别。

在有的村，这种派别长期存在；有的则只存在于选举期间，选举结束，派别也就不复存在。

这些不同程度存在的派别有的是基于传统的家族关系形成的，有的是因为村庄中不同村民的利益矛盾而结成的，但更多的是基于地域的因素而形成的。

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候选人之间激烈的竞争而形成暂时性的派别的话，那么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由于派别的存在需要在村委会的选举中寻找自己利益的代理人。

因此，一些人是作为特定派别的利益代表出来参选的。

总之，候选人参选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想为村里做一些事情，有的希望能借职务之便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有的想以村干部作为跳板成为正式乡镇国家干部，有的则是作为某一派别或家族利益的代表出来参选的，而有的则同时多种动机交织在一起。

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候选人在参选时都要权衡相关的代价与酬赏。

相关的代价不仅包括参选要花的时间、精力和财物，也包括一旦当选后因担任相应职务要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因工作而得罪村民而在人际关系方面付出的成本，有的还包括因担任村干部而失去经商致富的机会成本。

参选的酬赏则包括当选后获得的工资收入、工资之外的合法与不合法的经济收入、因担任相应职务而获得的权力、因职务的便利增加的经营家庭经济的机会等。

只有当候选人认为参选获得的酬赏大于或优于所付出的代价时，他才会积极参选。

我们发现原任村干部多数留任的现象。

对此现象，贺雪峰用“半熟人社会”予以解释，即在行政村范围内，村民之间相互并不熟悉，新生的精英难以获得原任村干部那样在全村范围的知名度，而原任村干部却靠了全村村民对他的熟悉，获得多数票当选。

治理精英群体组成人员多年来变动很小，俨然一个封闭性很强的圈子，别人很难进入。

而在群体内部，以某人或少数人为中心建立起相互间关系，各人各居其位。

群体内部足够稳定，不会因核心成员之外的其他成员间有矛盾而解体。

我把这样的治理精英群体叫做“精英系”。

用“系”这个词是兼取“关系”和“系别”两重含义，表明治理精英群体内部错综复杂但稳定有力的关系叠加和针对群体外精英具有的封闭性和自我延续能力。

（二）积极动员、影响他人参加选举
每一地的选举，村庄中都存在这样的一部分人，他们热衷于政治，但是认识到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

他们会帮助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候选人积极动员其他村民，这些村民主要以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关系比较近的圈子为单位，游说他们投某个候选人的票。

也有一部分人与候选人之间没有太深刻的关系，但是为了村庄的发展着想，积极参加到选举中来，劝说别人投自己认为优秀的候选人的票。

还有一部分人参加投票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既得的民主权利，支持满意的候选人。

这部分人就是在正式选举日之前做着“深刻的私下动员”者②。

主要就是候选人通过自己信任的政治精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关系比较近的圈子里的人进行游说和影响。

这三部分人的目标也是各异的，第一类人，他们的“帮忙”是为了强化亲情和友情，或者获得了一些私下的利益承诺；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则是为着政治权利而来的。

比如，“因为他和我是小学初中的同学，平时也比较玩得来，他来找我所帮帮忙。

我也觉得朋友一场应该帮忙，我就找找我熟悉的人，投他几票吧。

”
二、村庄非政治精英的选择
对村委会选举的参与需要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投入。

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村民，在参与时都会考虑到参与的酬赏和参与的成本问题。

很多与候选人没有太多关系，而又来参加投票的人，构成了村庄非政治精英。

由于村民委员会既要承担上级政府下派的任务，同时又要管理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一些公共事务，例如调解民事纠纷、兴办公益事业以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宅基地划分、计划生育工作等村委会的事务与村民自身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村委会班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村委会的选举。

村民在选择是否参与选举时要考虑到参与的酬赏以及与此相关的代价，从调查情况看，影响村民参与的酬赏与代价的评估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前任村干部的表现。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前任村主任威望比较高的村，因为无其他候选人能够与前任主任相匹敌，村民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

用村民的话说，反正选不选都是他当主任了。

相反，村民对前任村委会的工作越是不满，他们也就越关心选举，投票率也比较高。

第二，选举是否公正也是影响村民参与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总结过去几届换届选举经验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村民相信选举是公正的。

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村民是否参与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每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的大小。

如果选民认为自己的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越大，投票的价值超过投票的成本，他就会积极地参与投票。

第三，村民参与的程度还与农村社区的特点相关联。

贺雪峰划分的强社区记忆，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低的A类村庄。

③在农村中，村民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同一地域，相互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交往和联系。

许多村民积极参与投票是因为他们与候选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候选人的亲戚、朋友或邻居。

徐勇教授认为：“圈子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人生活的地域范围。

尽管乡村社会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但是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

圈子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往关系。

除亲戚外，交往较多的就是熟人。

还有朋友圈子。

”圈子的本质是一种互利性的活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利的活动包含或装饰着一种温情、一种人伦、一种情感。

所以村民在很多时候愿意为圈子里的候选人进行投票和拉票。

一位从外县赶回来参加投票的村民是因为他的朋友参选村主任：“这次我的朋友是主任候选人，他叫我回来我当然要赶回来。

我如果不回来，他以后就不把我当他的朋友了。

而且这次两个人竞争很激烈，每一票都很重要，我这一票也很重要，所以我要赶回来。

”
第四，村民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主要的还是会考虑自身参加选举的成本。

经济落后地区村委会选举弃权者多的原因是外出打工和经商的人群比较多。

他们没有回村投票是因为投票的成本太大，这个时候弃权就成为选民的一种理性的选择。

此外，候选人的知名度、能力和品德是村民直接考虑的问题。

一般的选民是不会轻易把票投给他们所不认识或者不知道的候选人的。

那些知名度高的人在选举中相对占有优势，当然选民不仅仅参考候选人的知名度。

还会考虑候选人本身的实力，主要体现就是候选人的带头致富的能力。

选民对于候选人另外一个看中的素质是，能够懂道理、办事公道，在乡亲面前不摆官架子。

若有领导来视察选举，村民的参与率会增加，同时，选举也会更规范。

县镇府的介入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较大的正向影响，提高了竞选的规范水平。

村民选举有了政府的组织动员，会增加村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增加了村民自治的绩效。

三、“无政治者”的选择
有一些人是因为看在误工补贴或者记工分的基础上来参加投票的；有的是邻居叫着一起来，就跟着来的；有的是因为每家都要有人来，不来不行；有的甚至是弃权。

这些村民我们称之为政治边缘化人物。

他们对选举的知识很匮乏，不会像政治精英那样钻研选举办法；这部分人对候选人是谁漠不关心；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废票，什么是无效票。

甚至，他们对选举压根没有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谁当村委会成员都是一个样子。

其中陈姓村民是这样说的：
上一届的村委不行，现在这次的候选人也都不怎么样。

照我看没有一个行的。

我知道的这些都不行。

但是要问我哪个行，我找不出来。

之所以过来是听说上面有领导下来视察，怕得罪村里面，还是过来参加投票。

要不然我才不会来呢。

总之，被称为“草根民主”的村民选举，是中国农村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大事，传统农民被反复浸入了现代政治元素之后，他们开始从不懂得到逐步懂得、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其内涵、程序，并能估价选举的实际价值。

这都是在农民在既有条件理性选择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徐勇.中国古代乡村行政与自治二元权力体系分析[J].中国史研究，1993（4）.
[2]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述[J].学习与探索.2006（6）.
[3]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4]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
注释：
①这个收益主要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完成各项政治承包任务的奖励，主要是烤烟种植面积承包奖励、计划生育任务奖励；安全奖励、部分产业结构调整奖励及其其他一些奖励。

当然，也不排除可以得到免费吃喝、“与乡政府人熟，好办事”、“有面子”一类的潜在收益。

——笔者注。

②很多关注村民选举的调查者都有这样的说法，选举前夕，“深夜整个村的狗都要叫得欢些”。

——笔者注。

③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作者简介：丁登先（1986年-），男，汉族，江苏沭阳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