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诉求的移转

2007年5月 河北学刊 M a y.,2007第27卷第3期 H e b e i A c a d e m i c J o u r n a l V o l.27　N o.3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诉求的移转
汪云霞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北沧州061001)
[摘　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前后的两次中国女性叙写高潮,时间相隔六十年,并时常被战争和动乱所淹没,但前后的承继关系非常明显。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叙写者就把生活理想诉求的实现寄托在两性和两性关系之中,经过多年寻觅,终于无路。

20世纪90年代,女性叙写者开始在全新的叙事纬度空间里重建女性话语秩序,并呈现诸如界碑般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女性叙写;话语诉求
[作者简介]汪云霞(1965—),女,河北省东光县人,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3-0153-03　[收稿日期]2007-03-26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两次中国女性叙写高潮,时间相隔看似长久,但叙写历史并不长,自1937年至1982年的四十多年里,女性叙写如一叶微舟倾覆于战争和动乱的巨浪之下。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生活日渐正常,女性话语诉求才开始重新呈现出来。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强有力地震动着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传统价值观念与人际关系遭到限制和冲击,无法再次成为有效的叙事资源。

女性作为个体的生命浮游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叩问现实:过去视之比生命还珍贵的爱情何以被风化得面目全非?以小我疏离现实生活的空间何以只剩下了空洞的房间和透明的蚊帐?于是,打开心室,到外部世界寻找全新的叙事资源,成为女性诉求的又一次新尝试。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如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直接催生了中国第一次女性叙写高潮,它标志:(1)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形成,她们以文学作为自我言说以及确认自我价值的方式。

(2)把主体性作为女性叙写的基本内涵,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以争取婚姻自由为终极目的,以爱情救赎生活思路的开端。

(3)对公认的性别规范提出质疑和反抗,开启了中国女性对自身生存状况关注和焦虑的叙写方向。

关注个体生存、正视和肯定世俗欲望的创作倾向无疑扩大了文学的叙事资源,触及到了女性自身生存本质的问题。

这种影响在新时期的女性叙写中依然清晰可见。

进入新时期,中国女性叙写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

它承续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叙写的话语诉求,从爱情、家庭等及两性关系出发,寻找女性的生存意义。

率先喊出女性吁求的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是一篇在当时引发了爱情、婚姻与道德关系问题大讨论的小说。

此后,《祖母绿》是张洁进一步探索真爱理想的篇章,充满着一种荡气回肠的悲剧美,使我们似乎看到久违了的“真爱,能够救赎生活”的旗帜又在时空中飘扬。

尽管新时期女性叙写是“五四”之后女性叙写的延续,但它们也有不同:首先,虽然都到两性关系里寻找女性理想的生存状态,但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在刚刚重新找回女性自我意识的惊喜里,在理想和浪漫还没有被商品经济吞噬的当场,女性叙写的诉求是非常乐观向上的。

而五四时期的女性,走出父亲的家是女性觉醒的初始,父亲、丈夫相对于女性自我意识是一种异己的符号。

觉醒的初始是叛逆的开端,但之后呢,精神的割裂和经济的无助又使这些叛逆者的处境颇为玄妙或苦恼。

其次,如果说“五四”女作家将爱情视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新时期女性叙写则多了对婚姻本质的思索,对人性的拷问以及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探求。

王安忆的“三恋”,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叙写了女性对于恋爱和婚姻问题的心路历程及其反思,展示了女性在爱情、事业和家庭之间面临的两难处境。

随着9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商业经济像一场飓风席卷而来,所过之处一切不复在原来的位置:“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不再有构造社会共同想象关系的乌托邦冲动,历史留给这一代人的只有剩余想象———然而它创造了这个时代崭新的语言感觉,最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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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发掘了个人化的内心生活,这一切构成了90年代文学和文化别具一格的场景”[1],人际关系日渐功利化的裸露、对自身生存本质的日渐关注和肯定世俗欲望的文学自知,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叙写呈现出更加繁复的状况。

她们似乎没有能力在沉淀的历史女性形象系列里找出自我的对应关系,而习惯性的从男权叙事或是父系系谱上寻找被圈定了的姓名。

这种思维定势本身就固定了叙写的格式和方向,加之受到风起云涌的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90年代女性叙写实际上还是在两性关系中试图找寻答案。

综观90年代后女性叙写者叙写的迁延变化走向,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两大分支:
(一)在潜藏于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和女性被压迫的真实状况中寻找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叙写流向,这是主流写作惯常采用的思维和叙写模式,直接承接“五四”以来女性叙写的格局和方向。

它包含以下几个层次:其一,救赎之虚妄。

女性在现世挣扎、受挫后出于文化和心理惯性往往将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性世界, 90年代后女性叙写明确地表诉出对这种救赎可能性的质疑。

如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卜零不屑下海经商、利欲熏心的丈夫,厌恶伪善的男上司,试图把救赎的希望转到给丈夫开车的司机石身上,石高大英俊,年轻漂亮,但却极端卑微懦弱。

张洁的《无字》与铁凝的《大浴女》,表述了吴为和尹小跳的女性人生对于一个时代的男性神话的拆解。

其二,女性对男权迫害之苦诉。

90年代后女性叙写对情爱的演绎大都以男性对女性的背叛和伤害为母本。

如张欣的《冬至》中,冰琦在情场上一再受挫,得到的只是男性的欺骗和背叛;池莉的《小姐,你早》、张欣的《此情不再》、陈染的《空心人的诞生》等主题亦然。

其三,对男权之颠覆。

置换了在男权文化中女性处于被命令、被塑造的位置。

如张洁的《红蘑菇》、《日子》,铁凝的《无雨之城》等,女性高高在上地俯视男性虚荣肮脏的内心。

其四,对男性之放逐。

拒绝男性的出场,或者只让他们在文本中以符号化的形式出现,使男性成为读者视野中的背景和缺席者。

如须兰的《红檀板》,赵玫的《女皇之死》,林白的《说吧,房间》,在男性家长缺席下,女性家长的涌现就成为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无父文本。

以上四个层次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二)以自我镜像和语言的构合组织来抗拒并颠覆传统社会秩序。

与主流经典女性叙写不同,一批女作家以另一种姿态铺写了女性叙写的另一格局和方向。

她们以自我为中心,挣脱了社会重负、躲避了历史阴影。

而市场经济也以最大的可能消解着时代精神,张扬商业意蕴。

她们在遭遇了西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思想理论的冲击后,更有了性别自觉和对性别本质主义的体认。

在自我营造的心灵之屋里,把作品当作自我的镜像世界来构建。

镜像自恋其实是排除了他者眼光(男性视点)的孤芳自赏,如林白的《回廊之椅》、《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陈染的《嘴唇上的阳光》、《私人生活》等。

这些作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女性隐私、女人身体的展示偏好,这大概和西方女性主义者的鼓吹不无关联:“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自身躯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来对抗和摧毁男权话语[2]。

即用躯体在文本中泛滥着某种理念。

二是对呓语表达的偏爱,陈染、林白、海男等都采用呓语式的表达方式,永无终结的女性独白飘忽迷离、断断续续、怪诞奇特,构成解读障碍。

但她们似乎很陶醉于操作文字及符号的语言迷宫和文本修筑的快感中。

人类思考自身本质时必然要思考两性关系,上升到精神层面,即称之为“爱”。

尽管几千年来男女一直生活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但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却根深蒂固地滋长在女性的理想里,这也是我们叩问为什么自女性叙写伊始,就把救赎生活的重担交付于爱情和婚姻的原因了,实际上,交付本身不仅是盲从,还是依附,长期处于不对等的体力、权力、经济下的生活,女性的依附已经成为其生命的底色,确切说是女性生存的底色了。

在此前提下,和男性的这场战事(暂且比喻)虽然斤斤计较、步步为营,但却无法判明它的输赢和行进状态。

因为“生命的社会形式毕竟已不再是爱情本身了,而是爱的牺牲或转化。

如果爱没有这种悲剧精神而仍然执著于爱的直接现实性,则必然导致爱的悖论”[3](P10)。

我们说自女性叙写伊始,在把救赎的重担交付于爱情和婚姻时,就注定走进了两性对立的死胡同。

二
从被男权视觉覆盖的历史中走出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女性自觉地第一步,这间屋子可以为女性提供一个客观、冷静和自由的空间。

女性叙写者可由此以自己的视觉构建历史和理想,但这仅仅是自我存在的下意识自我关注和自我保护状态,逃离到“自己的小屋”之后呢?除了爱情希望落空之后的苦诉、颠覆和放逐异性的呼号和片断的回忆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在女性自己的屋子里,淡化了相对复杂的依托背景,单一自我的无从比较和鉴别,对真实的把握也离开了合理的参照系。

在这样的环境里,女性的诉求只能是虚化意义上的指向。

然而,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出于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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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的仰视而盲从地把救赎生活的重担交付在男人的情感中,但男人同样也只是这个庞大男权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部件,他无论如何是承担不起如此沉重的担子的,那么,又有谁来承担起这救赎生活的重任呢?
实际上,早在90年代中期,王安忆从《香港的情与爱》和《长恨歌》开始,就在努力去摆脱女性角色偏执的困扰,去表现男女两性之间的开放式的对话形式。

从这两篇作品中,王安忆为我们诠释了女人应有的位置:即首先是人,不是基于与男性对立意义上的女人,更不是妻子或者母亲意义上的女人,无须什么附加物去强调与男性的不同价值,女人作为人,性别的归属并不那么重要,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去付出、去索取,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当逢佳和王琦瑶在情爱中一路走来,她们的心境是平和的,因而是鲜明的。

王安忆近年的创作更让人注目:《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彻底改变了过去的风格和路子,干脆把生活的圈子延展到了乡镇。

而池莉,从一开始便以她特有的轻松来触摸、感知和解读社会,小说中没有抨击,没有否定,甚至没有抱怨。

在池莉的作品中,爱情似乎是一件精致豪华的奢侈品,在小说《不谈爱情》中,花楼街出身的姑娘吉玲为了得到有身份和地位的庄建非而处心积虑,当婚后半年的吉玲无法忍受庄建非太专注球赛而忽略自己和自己身体的变化(怀孕)愤怒地“披头散发,狮子般地占领了电视机”并且脱口骂到“你这个婊子养的”的时候,“庄建非不仅后退了好几步,目不转睛地望着妻子就像望着一个奇迹”。

这场战役,“因一件小事起,然后就滚起了雪球:他的同事、吉玲的家庭、章大姐、华茹芬、王璐、他的父母、双方的单位,一场混战”。

而在这场战役中,吉玲是一个赢家。

身心疲惫的庄建非不得不慨叹:“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

池莉的一系列作品,如《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等都在向世人诠释这样一个道理:生活是艰难的,女人,应该自己承担自己!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池莉的《所以》、铁凝的《笨花》和林白的《万物花开》都是她们试图走出小屋展示外部世界的一个个成功尝试。

从把救赎生活的担子交付男人,到自己来承担,这是女性叙写话语诉求的移转,而对救赎理想的虚妄从无奈到回避再到认同的态度的变化,也是女性写作的书写者们越来越走近生活后,触摸之和感知之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渐入沧桑和渐入深刻的过程,这本身就意义非凡。

随着对父权中心的批判及女权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会逐步认识到,基于生理不可克服的男女差异将是各自的互补优势,而不再成为权力压迫的借口。

通过互补,最终建立起的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庆幸生存,每一个男人与女人都暗暗庆幸自己的性别的所属,为这性别迎接并争取着非它莫属的欢乐”[4]。

这种不带性别偏见的文化理想将是女性自主意识和认知成熟的标志。

女性叙写走出两性对抗的文化姿态,走出试图颠覆和置换男权中心话语的篱落,在双性文化完善互补框架下重建理想人生状态,仍不失为一种文学写作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剩余的想象[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2]埃莱娜·西苏.美杜沙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
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萌萌.断裂的声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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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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