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中国经验及其普适逻辑：基于比较与比较管理哲学的视角

管理的中国经验及其普适逻辑
基于“比较”与“比较管理哲学”的视角
管理的中国经验及其普适逻辑：基于“比较”与“比较管理哲学”的视角
一、情境、环境与经验
CHILD[1]的《中国管理情境、比较观点与研究方法论》是较早对情境进行分类的文献，CHILD认为，管理情境包括物质体系、理念体系和制度产出三个方面。

蓝海林[2]认为，情境不仅包括物质体系与理念体系自身，还包括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情境不仅包括了通常称之为“环境”的客观因素，还包括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新因素。

徐淑英[3]强调，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

例如个体理解周围世界的总体倾向、判断和决策的逻辑、思维过程和个人特点等。

本文认为，个体对于外部环境的认知及其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管理者的管理经验。

THOMPSON和ROSCH[4]在《具身认知：认知科学的人类经验》一书中对经验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我们的认知既体现既是一种生理结构也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结构，简言之，既作为外在的，也作为内在的；既作为生理学的，也作为现象学的，这种双重性不是对立的……相反，我们不断地在两者之间穿梭往复：它既包含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包含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

二、管理的中国哲学、文化深层结构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贾良定等[5]认为儒家学说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典型的如关系、五伦、人情等学说，并认为以上概念可作为中国管理与组织情境化研究的中介或调节变量。

实际上，不只是儒家学说对管理经验有着深远影响，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哲学都对当代中国的管理有着深远影响，例如关于“易”、“阴阳”和“道”的思想。

中国哲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石，它通过文化直接影响管理者的世界观、方法论[6]，形成管理的中国经验。

“文化深层结构说”最初由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7]提出，“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基本稳定的层次，它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在表面层次上，文化经常会有变动，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往往是相对稳定的。

学术研究中将深层结构与一般环境区别开来，其理论框架的说服力可能更强，影响力可能更为持久，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石则是中国哲学。

在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下，中国管理者可能在管理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根本层次上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明显的差别，而管理研究的任务就是解释中国管理哲学如何影响管理经验的过程，即管理的中国经验背后的逻辑机制。

根据WHETTEN[8]对于两种情境化的划分，上述研究属于“情境理论化”研究——即针对中国独特的“情境与经验”进行理论解释，它区别于仅仅对西方理论进行调整与修正的“理论情境化”。

三、独特性、普适性与全球价值——比较视角下“管理的中国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经验”
当前华人学术界要求建立所谓“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呼声甚高。

BARNEY等[9]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专注于给出只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处方和社会处方，他们不大会介意其成果在中国情境以外是否具有通用性，而更关注能否以独特的中国套路来解释中国现象。

在本文看来，这种将“独特性”与“普适性”完全割裂的观点十分有害：没有一种理论是完全独特的，企图建立完全独特的“管理的中国理论”是不可能的。

任何理论都同时具有普适性与独特性，理论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是独特的——因而有价值；它是普适的——因而能被人们所理解”。

主流管理学一直强调管理学的“科学普适性”，因而排斥独特性，他们认为，西方主流管理理论能够解释一切管理现象，但BARNEY等所提出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则将理论的普适性进行了完全逆转。

在本文看来这两种方式都存在问题：只有通过“比较”的方法，既承认其独特性，又承认其普适性，才能更好地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发展本土管理理论。

与管理学同处于同一门类下的很多社会科学，例如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等，都存在一个发展得较好的“比较教育学”、“比较法学”、“比较经济学”的分支领域。

管理学虽有学者提出“比较管理学”的概念[10]，但该领域极为边缘化，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管理学术界没有认识到“普适性”与“独特性”往往同时存在，理论的价值正在它既“普适”又“独特”。

实际上，管理的中国经验也同时具有“独特”与“普适”二重性。

对于“经验”，人类学中早就成为定论：“经验”中的“文化的普同性”与“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存在。

但该命题在管理领域中却长期得不到理解，并不时引起争论。

例如，对于“关系”的看法，有学者
认为，关系这一概念除了在中国，在其他各国也普遍存在，因此“关系”不是一个本土元素。

在本文看来，由于独特性与普适性的辩证关系，“关系”是不是“中国独有”本身就是伪命题，正如争论某一个理论究竟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中国的管理理论”没有意义一样，真正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的好理论，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一个独特的理论。

四、比较管理哲学作为本土管理研究、比较管理研究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共同基础
比较管理有三种经典范式，其中只有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比较的层次深入到管理哲学的范畴。

结合本文前述对情境、环境与经验等概念的分析，本文赞同将比较管理分析的层次推进到管理哲学的深度，即从“管理的中国哲学”视角来解释“管理的中国经验”。

与本文“基于中国管理哲学的情境理论化”类似，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行为的差异归结为管理哲学的差异，因此很自然的，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学的差异就成为本土管理理论建构中的重要问题。

不仅如此，根据上文所述之“独特性”和“普适性”的辩证关系，差异固然重要，相同之处也非常重要。

简言之，就是仍然要使用“比较”的方法厘清不同文化下管理哲学的异同，上述研究可以称之为“比较管理哲学”研究。

比较管理哲学能为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一种普适逻辑，否则，“本土管理理论”就只能局限于“本土”。

例如，“家长式领导”虽作为一种成功的本土理论，但至今还未摆脱学术界对其“威权与仁慈同时存在”的质疑，在本文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家长式领导”未就“威权与仁慈为何同时存在”做出一个比较管理哲学的解释，因此，虽然存在大量经验证据，家长式领导的这两个维度仍不能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全面理解和赞同。

比较管理哲学当然也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尼根希—艾斯塔芬范式将不同文化条件下组织行为的差异归结为管理哲学的差异。

因此，为了解释差异的根源，找到差异背后的普适逻辑，自然要进行比较管理哲学的研究。

比较管理哲学还是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跨文化管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找到了不少区分中西方文化的维度，例如：集体主义/个体主义、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但上述维度的划分由于缺少比较管理哲学的支持，也受到不少质疑。

总之，只有从比较管理哲学的视角找到中西方差异的根源，才能筑牢本土管理、比较管理或跨文化管理的基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