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夷陵之战对蜀汉政治的影响

浅析夷陵之战对蜀汉政治的影响（段萌20110701008）摘要：在历史上，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以及赤壁之战并称为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但是我们一直以来研究的重点都是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对于夷陵之战的意义研究的不够，本文试着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来分析夷陵之战对蜀汉政治的影响，来突出夷陵的战略地位，突出夷陵之战的历史意义，并引起人们对于夷陵之战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夷陵之战蜀汉影响所谓的夷陵之战，是公元221-222年蜀汉伐吴过程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夷陵也称彝陵或西陵。

战争的结果是东吴军队在猇亭火烧连营，大败蜀汉军队，刘备只得退兵，最后在白帝城去世。

我们在分析夷陵之战的影响之前，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发生夷陵之战。

赤壁之战之后，荆州七郡被曹操、刘备、孙权三家瓜分，其中刘备得到了其中的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孙权分得了南郡，江夏和武陵。

后来，刘备趁着武陵太守叛乱的机会派兵打败武陵太守，夺得武陵郡①，又两次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南郡，在鲁肃的劝说下，孙权暂时将南郡借给了刘备。

之后刘备以荆州五郡为根据地攻取益州，并留下大将关羽镇守荆州地区。

在得到益州之后，刘备将长沙和桂阳两郡归还给孙权，相当于归还了南郡。

但是孙权趁着刘备主力在益州，关羽又北上攻击曹操的襄阳郡的机会，派吕蒙攻打荆州的南郡、武陵和零陵郡，关羽在回师救援的过程中兵败被杀，时间是在公元219年。

两年后，刘备在登基称帝仅三个月的情况下打着为关羽报仇的名义攻击孙权，其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重新得到荆州三郡。

战争开始后，蜀汉军队势如破竹，孙权试图以归还荆州三郡来换取刘备的退兵，刘备断然拒绝，孙权不得已派出陆逊等人抵抗蜀军。

两军在三峡的出口，也就是今天的宜昌地区对峙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陆逊用火攻，在今天的宜昌市猇亭地区打败蜀汉军队,刘备兵败之后退兵,在今天的白帝城病逝。

夷陵之战的失利对蜀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主要可分为内政外交两方面。

对内，夷陵之战中，为了弥补蜀汉军队兵力不足的弱点，刘备纠集了一些蜀汉境内的蛮族军队作为仆从军，这些战斗力强劲的军队实际上在夷陵之战中出力不多，战败后损失也较小。

战争中，蜀汉军队损失惨重，撤回蜀地的军队已经很难对全境进行有效的震慑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公元223年，刘备逝世后不久，益州郡统帅雍闿发动叛乱，居住在今天彝族地区的南蛮也随之叛乱，为了巩固后方，蜀国决定平定这场叛乱，但此时蜀汉的军队建制仍在恢复中，且军中将领也不足，因此平叛的规模不大，主要集中在统治的中心区，对南部则无力进兵。

在积蓄了一段时间的力量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军队平叛，很快就打败了叛军，正准备退兵时，南蛮的首领孟获收拢残兵又来攻，诸葛亮不得已再次作战，其中发生了“七擒七纵”的典故，但是在《三国志》中却没有“七擒七纵”的记载，只是记载了“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而且诸葛亮在蜀汉位高权重，这决定了他不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南蛮地区去与当地人协调关系，所以说诸葛亮以收买人心为主要目的的攻南蛮计划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他只是在军事上战胜了南蛮部落，具体实行诸葛亮收买①三国志黄盖传中记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

”但是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的是：“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

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

”而同时裴松之又作了一个注：金旋字元机······领武陵太守，为备所攻劫死·······事见魏武本纪。

所以这些记载是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即使是在三国志一书中也是如此，黄盖的传中说的是武陵叛乱，刘备的传中说的是金旋投降了刘备，而魏武本纪中记载的又是金旋被刘备杀死。

可以确定的是刘备用武力控制了荆州的武陵郡，桂阳郡，长沙郡和南郡。

人心政策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应该是后来的越巂郡太守张嶷①。

当然南蛮叛乱只是夷陵之战失利后发生在蜀汉境内的叛乱之一，之间还有汉嘉太守黄元②叛乱，造成了一些混乱，但是很快就被陈曶平定。

刘备建立蜀汉之后，它的统治阶层是比较复杂的，既包含着跟随刘备白手起家的人，例如关羽、张飞等等；还有从荆州和襄阳地区过来的有识之士，这些人的才能和影响都十分的大，诸葛亮、庞统、蒋琬、董允、杨仪、费祎、刘敏、向朗、伊籍、马良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在夷陵之战后实际领导蜀汉政权的是诸葛亮，诸葛亮死后执政的先后是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可以说荆襄派系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控制了蜀汉的朝政；但是蜀汉政权的真正基础却是根基深厚的益州势力，在蜀汉政权的基层军政机构中，益州势力占了大部分，虽然他们没有像荆襄势力那样出现有影响力的军政高层，但也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力量；最后一股势力是从曹魏或者是东吴，甚至是从各自的私有地盘投奔过来的有实力的人物，其中马超和魏延是典型的代表③。

这四方势力在蜀汉政权延续的过程中此消彼长，在蜀汉建立之初，荆襄势力无疑是占据上风的，但随着关羽攻襄阳失败又失去荆州，夷陵之战后东吴牢牢占据夷陵，蜀汉与荆襄地区的联系处于基本断绝状态，荆襄地区想要去投奔蜀汉的有识之士基本没有进川的门路，而荆襄势力在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补充的情况下，虽然凭借诸葛亮的巨大声望以及所谓诸葛亮的遗命而能够继续执政，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保证益州势力的利益，这导致益州势力后来对蜀汉政权的存亡漠不关心，在曹魏伐蜀的过程中他们实际是扮演的暗中帮助曹魏的角色。

公元253年费祎遇刺后，蜀汉的政权逐步操纵在陈祗手中，陈祉是河南的汝南人，他既不属于荆襄势力又不属于益州势力，但是在他当政期间宦官黄皓在宫内取得了刘禅的信任，史称“后主刘禅颇宠之，祗与黄皓互为表里，权重于姜维”④。

陈祉死后，形成了黄皓专权的局面，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黄皓的专权是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其实夷陵之战的失利对蜀汉内政的影响远不止此，首先，夷陵之战中蜀汉损兵折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战死，造成了之后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谚语，虽说廖化其实也是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但也反映出蜀汉军中没有当世名将坐镇的尴尬局面⑤。

其次，在战后不久，刘备忧愤交加得病死去，17岁的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实际大权都掌握在诸葛亮手中，但是诸葛亮缺乏刘备知人善任的能力，无法发掘属下的能力，而是一味的事必躬亲，这造成了蜀汉一大批有才能的官员得不到锻炼，甚至是蜀汉的皇帝也是如此，在诸葛亮死后，虽然有蒋琬、费祎、董允这样的贤臣出现，但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无法达到诸葛亮那样的影响力，实际贡献是有限的，因此，在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治水平是陡然下降了一了一个层次，后期更是腐败不堪，出现了宦官专权。

如果刘备没有在蜀汉建立后不久就死去，而是利用他的领导才能和威望对蜀汉政治进行一系列的梳理和安排，蜀汉的政治应该不会在诸葛亮死后陡然走下坡路的。

更为重要的是，夷陵之战的失利迫使蜀汉放弃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设想。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提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①《三国志·蜀书·张嶷》中记载：······除嶷为越巂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

②《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

······三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

遣将军陈曶讨元，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

③有关蜀汉政权中的四方势力的情况详见白杨和黄朴民先生合写的论文《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

④《三国志·董允传》记载：陈祉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为表里。

⑤虽然在《三国志》中关于廖化的记载不多，《三国演义》中也有丑化他的嫌疑，但是我们从有限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才能。

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廖化就成为了先锋，关羽被围麦城时也是廖化突破吴兵的包围圏去求援的，在被东吴生擒后又装死，一路闯过东吴的追捕，带着母亲回到蜀汉，被刘备封为了宜都太守，在之后跟随诸葛亮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又差一点打死了魏军统帅司马懿。

而不可图也”，并且提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后不久，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立刻领兵北上攻打曹操的地盘襄樊，但此时并没有发生所谓“天下有变”的情况，而且关羽攻打的对象又是诸葛亮早以言明的不可与之争锋的曹操，这是对诸葛亮的战略设想的一次大的背离。

襄樊守将曹仁无法抵挡关羽的攻势，援军于禁也被关羽打败，曹操大为惊慌，甚至有了迁都以避关羽锋芒的打算，但是曹操最终抓住了孙权急于收回借给刘备的南郡的心理，双方联合，麻痹关羽，使得关羽将荆州的大部分守军调到襄樊前线，孙权派吕蒙趁机攻取了南郡、武陵和零陵。

等到一年之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真的出现“天下有变”的情况时，荆州已不在刘备的手中。

但是刘备为了实现“跨有荆益”的部署，不得不在称帝后不久后就起兵去收复荆州，去攻打“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孙权。

在经历了夷陵之战的惨败后，蜀汉的实际控制者变成了诸葛亮，他在当政期间对“跨有荆益”似乎丧失了信心和兴趣，在他此后的方针政策中，已经看不到荆州，而只有联合孙权并以益州为基地攻打曹魏的规划,这无疑是对《隆中对》中规划的一次修改，但是从荆州对魏蜀吴三国的重要性，以及三国的实力对比来看，蜀汉即使占有了荆州也很难能守住，因此诸葛亮毅然放弃荆州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由于蜀汉不是因为内部变革而灭亡的，是被外部势力直接灭亡的，所以分析夷陵之战对蜀汉的影响的时候对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唐朝诗人李白发出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我们可以想象在李白之前五百多年的三国时期蜀汉境内的交通状况更是艰难，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在古代地图上看到蜀汉向外大规模用兵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它版图的西边是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南边是蛮荒之地，向东的通道大多是崇山峻岭并且有巫山的阻隔，通过陆路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动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蜀汉时期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长江三峡的水运，但是三峡的出口，也就是夷陵，在夷陵之战后被东吴牢牢占据着，而且蜀汉为了完成刘备“匡复汉室”的愿望，奉行的是联合东吴而打击曹魏的政策，因此在夷陵之战后蜀汉一直都没有攻取夷陵直至收回荆州的计划。

所以，无论从现实还是战略需要出发，往北发展都是蜀汉唯一的出路，所以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①，他之后的姜维更是九次北伐，但是北面有秦陵、大巴山、祁连山、六盘山等连绵的山脉，这决定了蜀汉北伐的兵力不可能太多，且会分散，进兵的路线也会受地形的影响，所以在诸葛亮时期五次北伐中的前四次都是从陇右地区的山谷和斜道等一些地方进兵，只有最后一次北伐是走的他在《隆中对》中提到的秦川，而且从实力对比上来看，在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蜀汉无疑是三国中最弱小的，在这种情况下，蜀汉还一意攻打最为强大的曹魏，是不实事求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