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

布尔什维克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黄宗良[内容提要]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

在十月革命90周年的时候，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 布尔什维克政权原因[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7)04-0010-04 [作者简介]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极其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中巩固政权?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就是这个党能够在俄国社会“毫无出路”、广大工农大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俄国广大工农大众要求的是什么?是“四大件”：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即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获得政治民主自由，改善民生。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使俄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但是其他问题一个也没解决。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谁能够带领工农大众实现这些愿望，谁就能赢得工农大众的拥护，就有可能取得政权。

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策略、谋略的问题，因为策略的背景是一个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

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保皇的十月党，还是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都公开声称要把帝国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直言：“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有战争，一切会很快垮台。

”[1]他们把本阶级的利益同进行战争捆在一起了。

对于解决关系到工农兵的面包问题的农民土地问题，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行动上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反对农民的夺地运动，斥之为“越轨行为”。

这样的政治势力，自然不可能取得民心，而只能被人民抛弃。

列宁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甘愿退居合法反对党的地位。

因此，他们尽管向帝国主义政府发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呼吁，但支持临时政府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就是支持进行战争。

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召开立宪会议上。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则在一战期间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著名策略口号，并以鲜明的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

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坚持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

根据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经过列宁的不懈工作和顽强斗争，列宁的理论和方针逐渐取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成为党的方针。

二月革命以前，比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并不大，在正确的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激烈和瞬息万变的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也迅速地改变着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

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布尔什维克只有2·4万人，召开四月会议时就发展到8万党员，到了党的六大(1917年7月底)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党已拥有24万党员。

党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地扩大着。

这明显地反映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力量对比上。

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700—800名。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大多数民众根据切身的体会，确信布尔什维克在和平、土地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上代表了他们的主张，起而罢免了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政治潮流。

8月底9月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京都先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之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明斯克、塔什干、乌拉尔、顿巴斯等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苏维埃都相继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说，“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

《中央执委会消息报》也指出，布尔什维克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

[2]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在649名代表中占有390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分别是193名和80名。

[3]同广大工农兵血肉相连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的渴望。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报告。

大会相应通过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列宁曾经为之作序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对大会通过这些法令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当大会一致通过《和平法令》时，代表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

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战士感动得像小孩一样地呜咽着”。

在一战中，俄国400万士兵缺吃少穿，有的冬天里光着脚在地里偷几个萝卜充饥。

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就不难理解大会的情景，也就不难理解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深得民心。

当大会表决通过(只有一票反对)《土地法令》时，“农民的代表们欣喜若狂”。

作者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不移的行动纲领，而其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空谈了八个月之久”[4]。

历史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有十分宽厚和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的。

工农民众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这个党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苏维埃的许多活动，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是比较准确地标示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列宁语)。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

于是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

列宁回答说：“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

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

……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

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

”在列宁看来，是按布尔什维克、还是按社会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5]。

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讲话，是因为它在民主与民生、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原汁原味”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读来发人深省。

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关注民生必须实行民主，党的领导的正确，根本保证在于充分地信任和尊重广大人民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

二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更应该这样。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布尔什维克巩固政权的“秘诀”是什么?自然是以广大工农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渡过难关。

第一次大危机是三年国内战争，3/4的国土曾经陷入敌手。

布尔什维克党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便是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于1919年3月决定同中农实行巩固联盟的政策。

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解决前线士兵、城市工人和居民的吃饭问题，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余粮收集制。

这项政策对夺取国内战争胜利是必要的，但在没有工业品交换农产品的条件下，农民的粮食换来的是一些“白条”。

农民在战争条件下容忍了这种损失。

国内战争一结束，农民再也不能接受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了。

“全国到处是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事件集中反映了全国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6]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布尔什维克党毅然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从当时未经实践充分检验的社会主义观念看，叫做“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于“给”农民发展经济、谋求生计的应有的自由自主权利。

当然，这里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而且是全国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发展。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的经济很快从崩溃边缘恢复过来，布尔什维克执掌的苏维埃政权也因其政策合乎国情民意而得到巩固。

试想想，假如继续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俄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局面呢?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来看，列宁此时的思想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发展。

这便是：搞社会主义不能仅靠“高举红旗”、“政治热情”；应该靠人民大众从私人利益上来关心社会主义事业。

也就是说，应该把民众的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同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

列宁指出，必须改变“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办法，“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

[7]我们以前研究新经济政策，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点看来阐发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政权、巩固政权，靠的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也是靠党自身的集中统一和铁的纪律。

列宁总结说：“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8]但是党的正确和统一又是靠什么来取得和维持的呢?靠的是同人民民主紧密相联的党内民主。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不断召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是停留在纸上、口头上的，而是实际上做了的，其目的在于防止和减少高度的集中统一情况下容易出现的一言堂、个人专断和决策错误。

这里着重要提出的是党的十大决定要实行的“工人民主制”。

这个被用以代替“极端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的主要内容一是“排除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9]。

决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要定期、公开召开，并使之成为制度，“有关的党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