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kiw 1992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_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_蔡昉
* 作者感谢王德文为本文写作提供的有益建议和相关资料以及蒋乃华对本文的讨论。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蔡都 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100732)内容提要:西部开发战略要想取得成效,需要选择恰当的投资领域,使得西部地区获得经济增长速度趋同的机会。
本文从经验上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意味着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系列不利于向东部发达地区趋同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含义在于创造条件使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趋同的趋势,而投资的重点应该选择那些能够改进西部地区增长条件的领域。
关键词:地区增长 趋同 西部开发 人力资本一、引言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并且预期取得成功,尚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并且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在经验上作出证明。
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对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投资能否产生效果,即加快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投资努力,使这一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从而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地区差距趋于缩小。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无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划分为特点的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着一种趋同的趋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设资本报酬具有递减的特征,由于较发达地区资本投入比不发达地区充裕得多,因而较早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相反地,不发达地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来得迟一些,因而可以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增长速度之间的这个差异,如果得以保持一定的时间,不发达地区就会赶上发达地区。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例如参见Barro,1998)。
经济增长理论把这种可能的现象叫做经济增长的趋同(convergence)。
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当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存在这种趋同现象时,西部开发战略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区域经济差异、生产率的分解及收敛分析
区域经济差异、生产率的分解及收敛分析作者：魏下海李树培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05期摘要：本文以1990—2006年我国29个省区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出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4个成分，考察4个成分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收敛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平均Farrell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落后地区与生产前沿面渐行渐远；我国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发散的，尽管物质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有显著影响，但技术进步最终促使我国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发散效应。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收敛；区域差异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5-0032-08一、引言经济的收敛性一直是增长理论乃至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一个有效范围内的不同经济体，初始人均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最终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趋于消失。
而新增长理论则暗示经济体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其理由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内生性、经济系统的收益递增以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理论观点的分歧催生了大量的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收敛性进行大量的经验分析。
Mankiw等人(1992)对OECD国家的初始人均收入和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存在明显的收敛特征［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Sala.I.Martin等）。
Barro (1997)将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一起放在同一个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不存在收敛现象［2］。
Islam(1995)，Caselli、Esquivel和Lefort(1996)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收敛或发散特征［3-4］。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收敛文献更多地集中于对收入收敛问题的研究。
收敛争论与启示
4.2早期条件收敛的研究
其他的学者比如Kormendi and Meguire (1985) Baumol的研究集中于绝对收敛，
and Grier and Tullock (1989),研究了条件收敛。他们的研究中加入了贸易、菲利普
曲线。但是基本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包括了劳动、资本和期初收入水平变量。
Kormendi and Meguire’s regressions在50个国家的大样本里，发现了负的β系数，
认为是条件收敛的论据。Grier和Tullock（1989）将其样本扩充，时间跨度更长， 这些研究表明参数在子样本、自区间的稳定性，当然他们的研究具有混合性。
4.3早期的收敛与增长理论争论 Baumol（1986）和Kormendi、Meguire（1985）的早期探索，早于或者同时
与新增长理论产生。因此增长理论的争论并不是他们的研究点。随后的研究，尤 其是新增长理论出现之后，都将研究结果与增长理论争论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 上，这些回归没有与增长模型正式联系起来，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这也使得 国内收敛的概念很快浮出水面。
(1996), and Evans and Karras (1996a), Qi and Papell (1999)研究收敛问题使用时间
序列经济学方法，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内部收敛”就是时间序列的概念。 然而， 学者学者也使用时间序列工具研究国家之间收敛。从这个角度看，两个国家i和j， 果他们的人均收入满足以下条件，我们就说他们收敛：
3.6收入收敛vs全要素生产率收敛
研究人员已经讨论了人均收入收敛，也就是收入收敛。 然而，收入收敛是资 本深化和技术追赶两个过程的结合体，一些学者关注资本深化的作用，另一些学 者例如Dowrick and Nguyen (1989), Dougherty and Jorgenson (1996, 1997), Wolff (1991), and
降低利率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吗？(1998.10)
降低利率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吗？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我国目前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就业问题。
每年新增劳动力有1100万到1300万，其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约有700万，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大约有1.37亿，城镇企业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已下岗的和尚在岗的富余人员）约有2200万，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有550万。
这四项累计，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解决大约1.7亿人的就业问题（林用三，1998）。
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把目光放在了利率政策上。
他们认为，降低利率将会刺激需求，从而增加就业。
于是，从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7月我国的存贷款利率一降再降。
那么，低利率政策是否真的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呢？在一般情况下，低利率是可以增加总需求的。
而总需求的增加一般也确实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
然而，同时实质经济面临的相对要素价格发生了变化：相对而言，资本变便宜了，而劳动力变贵了。
于是，企业在决定要素投入组合时，会多使用资本，少使用劳动力，从而将增加失业。
因此，降低利率对就业有两个影响，一是通过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此处称之为需求效应）；一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就业（此处称之为替代效应）。
其结果，降低利率最终是增加就业还是减少就业，就取决于需求效应和替代效应孰大孰小。
那么，对于我国目前而言，究竟应该采取高利率政策还是低利率政策？本文用一个标准的微观经济模型分析了这一问题。
本文的结论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替代效应大于需求效应，从而低利率政策实际上是不利于就业的。
本文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模型。
从该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低利率政策对就业的总影响取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替代效应）与总需求的利率弹性（需求效应）的比较。
第二部分采用OLS法估计了我国的资本产出弹性和总需求的利率弹性。
第三部分作了进一步讨论，第四部分是总结。
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与资本（K）。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1)
无论是 Mankiw 等（Mankiw, et al. 1992）、Barro 等（1991，1992）对国际 经验和发达国家经验的检验，还是蔡昉等（蔡昉，都洋 2000）、蔡昉等（蔡昉， 王德文，都洋 2001）、Jian 等（Jian et al. 1996）、Tusi（1996）、魏后凯（1997）、 宋学明（1996）、申海（1999）、沈坤荣等（沈坤荣，马俊 2002）、Cheng(2002) 对中国经验的检验，均没有考虑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将运用 1978－2000 年期间中国大陆 30 个省区市的经验资料，对林毅 夫（2002）归纳的关于发展战略对技术进步和劳均资本积累两个假说进行经验检 验。本文后面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有关经济增长实证检验的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为获取本文计量检验的有关变量而构造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方法； 之后的第四部分按照本文构造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框架，对中国 29 个省区市在 1978－2000 年期间的劳均 GDP 的增长进行分解；第五部分报告了计量检验方程 的设定；第六部分报告检验的结果；最后是结论。
但是，新古典理论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收敛机制的分析，抽象掉了 政府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发展战略所决定的经济结构的影响。如果说新古典理 论在分析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情形时，这种抽象还不至于影响其解释力的 话，那么在分析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时，则决不可忽视发展战略 的影响。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结构是否顺应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步伐。林毅夫（2002）总结上个世纪，尤其 是二战以来的经济史，归纳出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若干理论假说。
No. C2003001
2003 年 2 月 25 日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要素市场化如何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变动？——基于CES生产函数的分析摘要：沿袭阿罗等（Arrow et al,1961）的思路，这里构建了包含劳动和资本技术进步的人均收入增长CES函数。
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居民收入及其中劳动者收入增长的估计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主要体现为对劳动和资本替代率的假设上。
在重新测算1999~2010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劳动和资本替代率基础之上，分别对存在劳动和资本技术变化的环境中总量人均收入以及结构上劳动者收入份额进行了分析，并估算了全国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9~2010年的最优劳动收入份额。
结论显示，劳动和资本的替代率及其技术变化，对人均总收入及其主要部分劳动者报酬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在劳动和资本技术变化的环境中，劳动者收入份额提升的方式存在机制上的差异。
关键词：替代率人均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误差JEL分类号: D31; D33; E01 中图分类号：F0144一、引言1978~2012年，收入分配制度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丰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即要素①参与分配开始逐渐被认可，并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补充。
要素参与分配是多种分配方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②要素分配的实际份额，既与要素的初始数量有关，也与要素的所有权划分以及市场化程度密切相连。
其中，除却统计口径因素的影响，劳动要素获得体面和相称的回报是增加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重要方面。
在多元化分配价值观下，要素的市场化过程、要素权利划分方式及其实现途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着其所有者收入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但是，由于市场体系改革不彻底，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主体扭曲，导致资源错配，使劳动者地位相对恶化，③并产生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破坏了收入分配秩序。
（李实等，2011；余斌，2011；杨娟等，2011）在微观层面上，劳动者工资决定机制仅仅说明了个体劳动者收入获得的合理性以及公平性。
①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着眼于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市场化过程及其具体分配方式。
我国三大产业聚集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我国三大产业聚集与全因素生产率探究本文探究了我国三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影响。
通过对1980年-2019年间的实证分析，发现三大产业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三大产业的聚集可以提高全因素生产率。
另外，本文还探讨了三大产业的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探究效果对于增进我国经济可持续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三大产业、聚集效应、全因素生产率、影响机理、政策建议Introduction：我国经济快速进步，三大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支柱。
然而，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与整合问题一直存在，影响了我国的经济进步。
因此，探究三大产业的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影响，实现三大产业的有机整合，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结合实证分析，探讨三大产业的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理。
最后，依据探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接受面板数据模型，选择1980年-2019年间的数据样本，思量聚集效应、全因素生产率等变量，对三大产业的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其影响机理。
Results：本文探究发现，我国三大产业的聚集对全因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协同作用可以提高全因素生产率。
详尽地，当三大产业的聚集度提高1%时，全因素生产率平均上升0.5%，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得到了验证。
另外，本探究还探讨了三大产业聚集效应对全因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一方面，三大产业聚集茂盛的经济环境为创新提供了基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另一方面，三大产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也能够提高全因素生产率。
Conclusion：本文对我国三大产业的聚集效应和全因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产业聚集可以提高全因素生产率。
在影响机理上，三大产业的分工、协作、竞争和创新等方面形成的整合效益是使得三大产业聚集能够增进全因素生产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影响探析
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影响探析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中国的人口变动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
人口变动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缺口，造成了“未富先老”的社会现象。
在此背景下，人口变动与住宅市场互为影响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人口学与住宅学研究相结合的同时，以下几个问题有待学者进行深入探究：人口机械变动与自然变动分别对住宅市场造成了多大影响，人口红利对住宅市场是否产生了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等。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一）人口数量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住宅作为一种刚性需求产品，生活的必需品，部分学者认为人数的多少必然会对住宅的需求产生影响。
曹光辉（２００２）运用相关系数法定量研究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重庆市人口、人均ＧＤＰ、利率等因素与居住水平之间的关系。
得出城市人口是影响重庆市主城区住宅需求总量的关键因素。
持相同观点的学者有：罗兆烈 （１９９８）、孙伶莉（２００３）等。
然而部分研究认为人口数量对住宅市场需求影响并不显著。
张兵（２００９）以安徽淮南市为例，建立基于灰色理论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城镇人口数对商品房的销售影响较小。
笔者认为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区域的住宅市场和人口状况存在差异，且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不同。
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已有研究中以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为主，数据基本上采用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手数据运用得很少。
在其他指标的选取上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造成结果不一致。
在人口数量变动对住宅价格影响问题上，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ａｅｎｎｉｇ通过研究德国９８个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和衰退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他选取了房地产价格、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人口衰退、建造成本、居民收入等作为变量建立模型，得出结论：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城市，人口增长所引发的房地产需求并不能有效作用于房价，而人口衰退却能导致房价显著下降。
格里高利 曼昆
主要作品
经济学原理
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第六版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世界上首版（首版出版于1998年）最为成功的经济学教 科书，其英文原版在1998年出版后畅销不衰。2000年第二版对首版中的若干遗漏和不足进行了弥补，还更替了许 多统计和案例资料，使这部专著更趋完善。 2007年第六版上市，封面更加清新雅致，更新了绝大部分“新闻摘 录”及部分“参考资料”和“案例研究”等专栏内容，并更换了部分习题。
2003年，格里高利·曼昆走入政坛，接替哈伯德的职位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同时担任马萨诸塞 州剑桥的一个非营利性智囊团——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属的货币经济计划部主任，还被聘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及波士 顿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另外，他还供职于ETS考试研发委员会下的经济学高阶水平考试委员会和NBER商业周期 委员会。
格里高利 曼昆
美国经济学家
01 个人生平
03 成就与荣誉 05 他人评价
目录
02 主要作品 04 个人生活
基本信息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1958年2月3日出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9岁成为哈佛大学历 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2003年走入政坛，著有《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等经典教材。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他人评价
他人评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在网上转发了《致格里高利·曼昆的公开信》，并评价：“曼昆的教科书 在中国经济院校的影响比美国还大。”
经济增长理论中趋同研究的新进展综述
经济增长理论中趋同研究的新进展综述摘要：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是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对人类福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关键词：经济增长；趋同；文献综述趋同（convergence）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国家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缩小的趋势，与趋同相对，产生了另一概念———趋异(divergence)，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
一、早期趋同研究的简短回顾1.趋同的理论基础趋同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基准模型的假定之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假定意味着产出的增长将会小于资本存量相应的增长，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将随着资本要素积累的增加递减，从而削弱储蓄的动力，减少了给定投资量对增长的贡献，并且带来一定时间内增长的减缓。
而内生增长理论从不同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不依赖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假定经济中资本的边际收益可以递增。
这样一定程度上，对趋同问题的检验就成为了对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判断的试金石。
2.趋同问题的检验对趋同问题的初始检验是用经济增长率对初始收入水平进行简单回归（Baumo，1986），即Barro 回归，这是一种绝对趋同；随后，条件趋同的概念出现，它认为回归模型的外生变量，如技术水平、政府政策、人的偏好等变量对初始水平的控制相当重要，只有在相同的稳态条件下，实际人均GDP 的增长率与人均GDP 的初始水平成负相关，这一回归思路就是著名的MRW 分析框架（Mankiw，D.Romer&Weil，1992）。
同时，在对趋同问题进行检验的方法上，早期的趋同检验主要运用的是以下四种方法：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早期面板数据回归法，收入分布动态法（Quah，1996；Jones，1997）。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现代经济信息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然而随着另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贯彻实施，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越来越低，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越来少，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
我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了解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的失衡是否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我国人口结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国外的研究结果大多数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 Lindh and Malmberg，1999；直广雄川1971) ，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均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Groezen 等，2005) 。
国内的研究国内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胡鞍钢(201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结构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毛毅，冯根福(2012)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确定，主要要看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储蓄率降低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谁更大。
(李阳，张楠，2011)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解释，较少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更少。
因此，本文旨在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之上，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和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抚养比、人力资本存量等人口结构变量，从理论角度推测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知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讨论稿系列Working Paper SeriesNo. C2000008 2000-6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1林毅夫刘志强NO.C2000008 2000 年 6 月1 日摘要我们利用了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
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 的增长率。
这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假说一致。
另外，我们还发现农村改革、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们感谢Hans Bin swa nfer、Jack Hou、李华刚、Suza nne Piriou-Sall、马峻、An war Shah 和邹恒甫对本文初稿所作的有益的评论和建议。
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世界银行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支持和赞助。
1998年1月13—18日，在泰国曼谷Royal orohid Sheraton召开了 "第3届环太平洋联合经济组织会议"，我们向该会议提交了论文，本文基本上是对该论文的修订稿。
文中所有可能的错误均由作者负责。
1.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破纪录速度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使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改革，在企业管理中引入了物质激励的企业改革，各种价格改革、技术引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市场开放以及非国有部门的兴起等等。
在众多的改革措施中，一个重要的但却没有被充分研究的方面就是始于8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
本文主要在于探讨财政分权是否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广义上讲，中国的财政分权与世界其它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差别，都指中央政府将财政控制下放给地方政府。
在那些财政分权的拥护者眼中，财政权力和责任向各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和中央政府相比，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Oates ,1972)。
财富效应的产生及影响：来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分析
财富效应的产生及影响：来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分析财富创造是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据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89年末到1999年末，美国家庭财富实际净值增加了大约15万亿美元，其增长率超过50％，到1999年底人均净财富已经超过15万美元，迅猛的财富增加也同时创造出一个巨富阶层，以至于许多人将20世纪90年代比作了19世纪后期的金色时代——一些至今都是赫赫声名的大富翁，如Carnegie、Rockefeller、Vanderbilt等等、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中积累财富、构筑福泽后代之金融帝国的。
到1999年10月，在《福布斯》（Forbes）所列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有267个都是亿万富翁，比10年前整整多出200个。
在90年代的美国财富话题中，更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其中超过60％的财富创造来自于家庭股票持有价直的上升。
相当丰厚的股票市场回报，将那些首先具有现代投资观念的家庭带入了富翁阶层，按照权威机构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1995年公布的调查发现，当时大概有300万家庭的财富净值超过100万美元：而到1998年同样的调查显示，已有接近450万家庭达到这个水平；从1998年开始由高科技产业兴盛所推动的股市繁荣，更使资产总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在1999年底超过子500万大关。
这种财富拥有量的巨大变化无疑对于消费支出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联邦储备局十分关注股票市场，认为通过财富效应的传递，股票市场波动是影响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方面，由股票价格上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显示向好的经济数据。
但是，过度的股价上升则有可能引发超过预期的通货膨胀风险；另一方面，如果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则会抑制消费、甚至引发经济衰退，事实上，有证据表明（Shirvani 和Wilbratte，2000）股票的下跌将比股票的上升产生更为强烈的效应。
人力资本与经济收敛的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与经济收敛的文献综述[摘要]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大力倡导，要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近二三十年中，人力资本被引入了经济收敛的研究课题中，其研究成果给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希望。
研究表明，人力资本通过多条途径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经济收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在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些问题时(诸如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增长的决定因素、均衡稳定增长的途径等)，曾先后集中关注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注意到人力资本的作用。
亚当斯密(1776)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20世纪30、40年代提出的两个模型：一个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另一个是10年之后提出的索洛-斯旺模型。
二者都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因素。
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分析，如果在假设要素边际产品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前者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而索洛-斯旺模型认为外生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
此后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是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使得技术进步内生化。
对人力资本真正引起重视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
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大力倡导，要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他们建立了以劳动要素分析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理论。
在该理论中含有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的形成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之后的arrow提出的“干中学”理论对舒尔茨，贝克尔的理论进行了补充。
舒尔茨用收益率法测算出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对美国1929-1957年28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的数字竟然高达33%，以此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助推力。
经济与金融的空间集聚与收敛效应
经济与金融的空间集聚与收敛效应作者：陈乔黄志敏张正华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年第10期摘要：利用1999-2018年东盟十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数据，通过塞尔指数、收敛检验、Moran' s I指数等分析方法，探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差异、收敛性、空间集聚等特征。
研究发现：（1）东盟经济增长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均逐年缩小，而金融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呈小幅增长，且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区域间差异均大于区域内差异。
（2）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呈现α、β收敛，且金融发展的收敛速度大于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
本研究为东盟经济和金融合作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敛效应;空间集聚;中国-东盟一、问题提出千百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相融，血脉相亲，东盟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重要枢纽，而且是我国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日益紧密，经济往来更加频繁[1]。
东盟自1967年起一直以区域一体化为目标，但是东盟区域辽阔，各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若这些发展的不平衡持续扩大将制约区域内稳定的发展。
区域一体化组织建立之前，参与国具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成为组织成立的有利条件之一[2]。
深入研究东盟各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收敛以及区域内各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从宏观角度分析东盟各国的一体化进程，并且对促进该区域一体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分析方法为和α收敛分析法和β收敛分析。
关于经济收敛检验的研究，Barro等（1991）对美国各个州及西欧地区73个国家进行β收敛检验，结果发现美国各州及西欧73个国家存在β收敛，尽管收敛速度很慢仅有2%[3]。
健康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三次人口普查数据
一、引言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本（Schurz，1960），人们往往更多关注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健康也是人力资本的构成部分之一（Mushkin，1962），同样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到2018年的77岁，增长了42岁 。
预期寿命的提升无疑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积累了丰富的健康人力资本。
本文试图在省级层面检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考察这种作用是否在不同地区之间具有差异性。
考察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不可避免遇到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与健康水平相互影响。
一方面，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收入越高，同时医疗技术越先进，因而人们的健康水平也越高。
进一步，如果将健康投资考虑进来（文献中往往将健康投资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会更为复杂。
长期来看，健康投资有助于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短期来看，过多的健康投资可能挤出物质资本的投资，从而不利于当前的经济增长。
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健康人力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已有的文献大多沿用Romer（1986）和Lucas（1988）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将健康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验证了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另一种思路是在标准的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和其他因素，在控制当前人均GDP的基础上考察健康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速的影响（Mankiw、Romer、Weil，1992；Barro，2013）。
本文采用第二种思路，使用中国31个省份在1990、2000、2010年三个年份的数据构成面板数据，在控制当年的人均实际GDP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用预期寿命来解释今后十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长率。
结果符合扩展的索洛模型预期，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预期寿命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