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期中论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2014—2015学年第2学期《宪法学》课程期中作业专业：经管法实验班学号：_1412100姓名：郑瀚博成绩：_________ 关于我国宪法权威性的简要分析在去年的12月4日，我国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

12月4日曾经是中国的“全国法制宣传日”，这一举动可被视为是切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的要求，同时表明了国家希望加大宪法权威的意愿也再次彰显我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是民法、刑法等各部门法的纲领性法律，虽然在地位上对宪法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但任何法律的生命力都在于实施，宪法亦是如此。

宪法的权威也应在法治实践中一点一滴的积累。

但在现实中，宪法实施的操作性有局限性，对部门法的指导性不强，因而导致违宪现象时有发生。

正是这种种现象是宪法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建立足够高大的形象，对宪法的嘲讽、质疑时有发生。

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宪法在我国权威性不高的几点可能原因。

目录一．社会历史原因 (1)二．宪法自身属性 (2)三．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 (3)一．社会历史原因由于在五四宪法之后出现了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对我国的宪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分析我国宪法权威较低的原因。

政治权力主要是来自国家，国家权力构成了法律权威的最后支撑，当然也是宪法的最后支撑。

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对于法律的服从，从国家理性来看，就是依据权力的法律命令论，权力是政治的本质，国家权力等同于权威。

这种法律观集中体现于霍布斯的一句名言: “创制法律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威”基于国家权力之下的法律，其基本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和人身自由等，法律的权威也就是政治权力的权威。

与此同时，理性作为国家的正当性根基，它不能无视正义的要求，或者说，体现着正义的国家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

而想要体现正义就要做到当宪法中的规定能够有效地抵御强权政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侵犯，切实地保护公民的核心利益。

所以宪法权威较低可能由两种原因产生一是由于政府权威较低，二则是由于宪法本身内容无法得到认可。

这里仅举“七五宪法”为例，1975年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而又称为“七五宪法”。

因为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带有比较浓重的文革色彩。

是一部有严重缺点、错误的宪法。

“七五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

因而，它在指导思想和具体规定上都存在许多缺陷，包含许多“左”的思想。

它大量地删减了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的内容。

因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是“继续开展阶级斗争”，使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不可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它把“文化大革命”合法化，有许多规定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粗暴破坏。

对国家机构的规定极不完备，并规定不再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

这部宪法不仅缩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围，而且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

由此可见这部宪法无法适应国家的发展、违背了大多数公民的意志，这样的宪法怎么可能树立起权威？又怎么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观“八二宪法”，宪法中通过规定领导人任期制度、把党置于宪法之下、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赋予司法权力以较高地位等制度设计，它试图构建秩序，确保中国走向日常政治。

正因为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新中国数部宪法中最稳定的、最具权威的一部宪法。

由此可见，宪法要树立权威既需要政党的正当性与顺应民意，又需要宪法本身的正当性作为根基。

我在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将我国宪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说《共同纲领》是黄金时代，它给我们开辟出一个革命者开始致力于国家组织建构，初步具备一种革命自我终结的共和政制蕴含。

到了“五四宪法”时期，则是进入了白银时代，虽然也是一个不错的宪制时期，但相比共同纲领，已经有所不逮，人民民主专政的公意政治逻辑开始登场。

“五四宪法”之后，到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它们是第三个时期，可谓破铜烂铁的宪制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八二宪法”以及四次重大修宪的宪制修复时期。

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对宪法在不断修改过程的变化情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感受到宪法权威在人们心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尤其是“破铜烂铁”让宪法的权威大打折扣。

虽然自八二宪法颁布至今，通过四次修正案整体来说已趋于成熟和稳定，但不可忽视的是自第一部宪法公布以来，两部有缺陷的宪法以及频繁的废止、修改宪法定会对宪法在人们心中的绝对权威产生影响。

只有政府的所做所为越来越令人满意，宪法内容更为正义，宪法才能真正的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

二．宪法自身属性宪法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部存在感很低的法律，它不像刑法可以判处罪犯以不同时长的监禁或是直接处以死刑，也不像民法可以对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做出直接补偿，所以直接引用宪法判案的案例极少。

造成宪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曝光度并没有刑法、民法的法条一样高，也许是由于这种原因，让人们产生了宪法无法对我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和规范，从而导致宪法权威在人们心中权威性并不高。

造成这种情况与宪法本身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法，上位法，其中的绝大多数条款过于模糊，无法适应和处理人们日常生活中复杂多变的民、刑事纠纷。

宪法可以作为兜底作用来确认很多权利，但诸多权利都将根据其权利属性归为刑事、行政和民事权利。

各类部门法则在宪法的所规定的根本原则下进行立法，从而使各类案件做到有法可依，通过部门法来规范调整人们的行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案件中不至于也没有必要动用宪法。

而在齐玉苓案中动用到宪法是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了姓名权和教育权，但在案发当时，没有对教育权进行具体法律的规范而止于宪法（如教育法在95年实施，侵权责任法在10年实施），且侵犯姓名权的行为是手段行为，不应止于民法通则中有关姓名权的保护，因此只能通过解释宪法予以确认相关民事权利的存在进行裁判。

在本案中，仍然是在保护民事权利，而并非进行宪法诉讼，保护宪法权利。

案中将宪法规定通过民法原则引入裁判，使民法原则起到一种管道作用，可见其实质仍是对民事权利的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第五条提到：“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在这段话中，将宪法和法律并列使用。

广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中的一种，那么此处的并列使用就有特殊强调宪法地位的意思，我认为即突出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的地位，突出宪法对其他部门法的领导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宪法在具体的案件中可适用性并没有那么高。

但国家也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宪法存在感，普及宪法，增强宪法在人们心中的认知度，如在2014年12月公布的十大宪法事件，设立国家宪法日并在全国普及宪法教育、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再审案、黄海波被收容教育、福建省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上海市公安局刑拘人大代表的请求、“秦火火”网络谣言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公民姓名权、浙江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案、重庆失独家庭集会维权事件、冷冻胚胎继承案、北京APEC期间车辆单双号现行等行政管制事件入选。

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案件让人们对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人身自由权、性别平等、社会公德、伦理道德等宪法精神有了深入了解，也相信在国家的努力下宪法会更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树立宪法在人们心中的权威。

三．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为了监督和保证宪法的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这已成为我国理论和实践的共识。

但是这么一个理论界不断呼吁、实践急迫需要的宪法基本制度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这也是宪法在我国权威性不高的另一个原因。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首先，负责违宪审查的机构仍不明确。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首先要有专司违宪审查的专门机构，这是实际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的必要一步。

从现行宪法来看，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它的常委会。

但是，宪法又有相关规定指出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

但是，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都没有宪法解释权，我国的宪法解释权是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宪法解释权是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因而，这些规定不仅使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的归属变得模糊，而且在实践中无法操作。

其次，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不充分。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宪法的最高性，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和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宪法的可适用性，即宪法能够直接用于审理和解决具体的宪法争议纠纷。

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说明违宪存在的可能性，而第二个条件则说明了解决违宪案件的法律依据和法律适用，因此，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可适用性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我国将宪法的作用局限在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法律依据方面，它不具有可适用性。

法院在审理具体的刑事、民事及行政案件中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条款或运用宪法原则去审查拟将作为裁决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也不能受理和审理当事人以宪法为依据提起的宪法诉讼案件，同时宪法也不能直接运用于审理具体的纠纷案件，因而，法院在适用一般的法律文件审理争议纠纷时是不可能发现这些法律文件与宪法有抵触的；而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尽管在法律上它有违宪审查权，但是，由于它仅仅是制定法律，并不直接适用和执行法律，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推动，它自身是无法发现违宪案件的。

最后，则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质上是虚置的。

从违宪审查制度的产生看，违宪审查是在法律的适用及法律的解释中产生的，因为司法机关在解决具体的纠纷前必须对其所要适用的法律（包括宪法）有准确的理解和认识，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必然出现法律的争议，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中的争议，法律的适用机关就首先必须对有争议的法律条款进行解释，从这个角度上看，它是一个有能力进行法律解释和违宪审查的机关，但是，在法律上它没有法律解释及违宪审查的权力；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具体适用法律。

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具体适用法律，因此，对于宪法及法律在具体适用和执行中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并不了解，因而，很难感受到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使它想解释也做不到，因为它并不清楚哪些原则和内容在适用和执行中会产生分歧，需要解释。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限的法律解释看，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对有关宪法和法律条文在具体适用中的争议所作的阐述或者说明，而是对法律制定中的疏漏或者针对新的情况所作的补充规定，这些补充规定并不是所说的违宪审查。

因此，宪法监督实质上是宪法适用中的监督，而宪法解释及违宪审查又是宪法监督的具体形式，如果宪法解释及违宪审查不与宪法及法律的具体适用相结合，那么，为宪法监督而准备的宪法解释及违宪审查必然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