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经》
春秋
●春秋五霸· 宋襄公
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周 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 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 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 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 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但是楚成王令楚兵把 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 荡荡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被楚国抓走后又 放掉。急功近利，空讲仁义是他失败的地方 （毛泽东称其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但讲信用而以仁义待人，却使他位列春秋五 霸之一。不过有名无实，不能算真正的霸主。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 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 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 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 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 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 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 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 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 《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 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 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 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 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如“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详细介绍了郑伯及其父母 兄弟之间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 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其叙事很明显 寓有褒贬。另外，《左传》还保存了前此的一些传说古史。 有些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 君主忠于人民治理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君 臣自由选择的政治思想等。
汉代六经博士必学的书
汉代六经博士必学的书
标题：博士必读书目正文：
《诗经》正文：本书为汉代六经博士必学之书，是儒家经典
之一，包含了古代诗歌、历史、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中国
古代文化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正文：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记载中国古代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对于了解古代制度、思想、文化等
具有重要意义。
《周礼》正文：本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经典之作，详细
记载了周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对于
了解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礼记》正文：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包含了古代礼仪、道德、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正文：本书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智慧的经典之作，包
含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
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正文：本书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了解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六本书是汉代六经博士必学的书，对于了解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名词解释《春秋》
名词解释《春秋》
《春秋》是一部古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也被称为《春秋经》或《春秋》。
它是由孔子编写的，记录了春秋时期 (公元前 722 年 - 公元
前 476 年) 中国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战争、文化和风俗等情况。
它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以鲁国史官所记鲁国历史为基础，起自鲁隐公元年 (公元前 722 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 (公元前 476 年),共记载了 242
年的历史。
它以春秋两个季节的名称命名，意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命名方式。
在《春秋》中，孔子使用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和道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评价。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春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拓展:
孔子是《春秋》的作者，他名丘，字仲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他编写《春秋》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他对春秋时期政治和文化的看法，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部史书来教育和启发人民。
孔子对《春秋》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春秋》是史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甚至将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与《春秋》相提并论，声称自己的学说是“依《春秋》之义，以治世化民”。
《春秋》一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对世界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被广泛地引用和模仿，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经指的是什么书
五经指的是什么书五经指的是什么书 1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一、四书1、《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
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
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
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2、《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
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
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
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
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3、《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其学生编辑而成。
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
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
对《春秋》经的浅显认识
“春秋”二字有三层内涵。
首先，史学上“春秋时代”之名源自孔子作《春秋》。
其次，《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用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为《春秋》，言为《尚书》。
”（《汉书•艺文志》）最后，“《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子以鲁国旧史为基础而作《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之间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阐发大一统的希望。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离娄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从孟子的这两段话，我们可以认识到如下几点。
其一，周朝统治衰弱，官员民间采诗的制度逐渐消亡，孔子因此而作《春秋》经。
“《诗》记山川谿谷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史记•太史公自叙》）《春秋》深含褒贬之政治意味。
其二，“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史记•太史公自叙》）孔子耳闻邪说目睹暴行，心中幽愤，现实中找不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只得通过作《春秋》经而立王道。
其三，孔子在《春秋》经的记事之中用“褒贬”和“笔削”的手法赏善惩恶，从而正名分、明王法。
赏罚本是天子之事，孔子未列天子之位而行天子赏罚之职。
所以才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语。
一般来说，古文学特别注重《周礼》，今文学则以《春秋》为主。
《春秋左传》属于古文，以叙述历史事件见长，很少提及义例。
《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都属于今文，主要解释义例，较少记叙史实。
“《公羊传》虽与《榖梁传》性质相同，而《春秋》之微言大义则以《公羊传》所发明者为多”。
西汉中期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较系统地阐述
董仲舒《春秋繁露》简析《春秋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
《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
“蕃”与“繁”古字相通。
《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
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
繁：多；露：润。
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
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
《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一、《春秋繁露》的创作初衷作者董仲舒是汉代的经学大师，他不仅博学多识，担任过朝廷的大官，而且“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决心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促进国家的强盛。
而且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人民因为战争而终日慌乱不安的心也终于平静。
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中央集权统治急需一种理论体系来巩固，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应运而生。
董仲舒在当时的社会上不仅是远近闻名、人人尊重的大学者，而且他做官理事的能力又非常出色，他曾两任汉朝分封国的国相。
因此，有这样一位能力不俗，又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为汉代武帝出谋划策，皇帝当然会欣然接受。
《春秋繁露》作为董仲舒的代表作，主张在以往儒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这样的思想正是汉武帝想要的。
汉武帝有着建立千秋大业的雄伟壮志，首先就要有支持他统治的完备思想体系的支持。
《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李晓杰《春秋》和《左传》都是我国学术史中的名著，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们就试着梳理这⼀复杂的问题，⾸先我们从书名说起。
“春秋”的释义关于“春秋”的释义，学术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第⼀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年四季的简称，也就是选取春、秋⼆季来代表⼀年之四季。
这是杜预的观点。
第⼆种观点认为“春秋”是赏罚的制度，叫做“赏以春夏，罚以秋冬”，也是赏罚各取⼀个字，变成“春秋”。
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有褒贬的意思，也是跟赏罚有点近似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这个“春秋”是跟孔⼦修《春秋》的时间有关，孔⼦于鲁哀公⼗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书成。
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
就是说正好孔⼦修《春秋》的时候⽤了这么⼀年的时间，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较⼀下上述四种提法，现在的学者⼤部分认为第⼀种说法⽐较切合实际。
《春秋》的主要内容如果⼤家对中国古代典籍⽐较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春秋》是被称为第⼀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我们在这⼉定义它为编年体历史著作可能会有⼀些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因为《春秋》在儒家四书五经⾥是列⼊经部的。
所谓编年体就是如果我们叙述历史事件，它是按年叙述的，然后同⼀件事情发⽣在不同的年份，它会把它拆开，放到不同年份去讲。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线索是按照历史时间来⾛，但是有⼀个缺点，同样的事件它可能会被割裂，所以就在编年体之后⼜出现了纪传体。
⼤家⽐较熟悉的纪传体就是《史记》，它通过本纪、列传等形式来反映⼀些事件。
其实纪传体也有⼀个问题，就是为了照顾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在不同地⽅重复某⼀事情，所以后来⼜有学者结合上述形式创⽴了纪事本末体。
最著名的纪事本末体著述是《通鉴纪事本末》，把《通鉴》按年排的事件重新做了编排，所以说它的⼯作⾮常简单，虽然简单但依然有它的⽣命⼒。
再回过头来看《春秋》，有学者做了统计，《春秋》的字数是16572字，涉及的年份是242年，始于鲁隐公元年，⽌于鲁哀公⼗四年。
西汉齐鲁《春秋》学者述略
西汉齐鲁《春秋》学者述略摘要：汉代是儒家经学产生和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西汉时期经学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作为儒学发源地的齐鲁地区对于经学的发展传播更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春秋》学作为五经之一，相较于其他四经来说更加适应汉代政治的发展，故而本文拟通过对西汉时期齐鲁《春秋》学者的考述来反映齐鲁地区与《春秋》学的关系以及《春秋》三传的地位。
关键词：齐鲁；学者；《春秋》；西汉时期儒家经学得以产生确立，终汉一代在政治以及文化层面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时，儒学确立了其在官方至高无上的地位，经学也繁荣发展起来。
齐鲁地区作为儒学发源地，对于经学的研究有着先天的优势，在此文化氛围熏陶下，齐鲁学者研究经学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影响。
西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指公羊学，因《公羊传》的思想内容更加适应汉代政治发展的需要，故而更加受统治者的重视，由此《公羊传》在《春秋》三传中为显学，儒生争相学习研究《公羊传》，以明《公羊传》为潮流。
《榖梁传》也颇为时人所研究，但《左传》相较于其他两传在西汉时期并未被时人所重视，所以研究《左传》的学者相对较少。
西汉时期的齐鲁《春秋》学者经统计为16人，如下所述：嬴公：西汉经学家，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研究《公羊春秋》，关于其师承何人，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为师承胡毋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师承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序》疏引郑玄《六艺论》，正以董仲舒《春秋》学一传为嬴公。
《史记》所记董仲舒弟子中无嬴公，当是漏记，班固为之补足了。
”可知，嬴公为董仲舒弟子这一观点也许更合理一些。
嬴公关于《公羊传》的研究以及相关思想在史料中记载甚少，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对于西汉时期《公羊传》的传承弘扬以及促进公羊学思想更加适应政治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公羊寿：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为公羊高的四代孙，西汉前期其父公羊敢授其《春秋》公羊学。
此时只是“口说”，直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与齐人胡毋生将其著于竹帛，此为《公羊春秋》最初的版本。
《四书五经》之《春秋》，值得终生品读
《四书五经》之《春秋》，值得终生品读老记说事2019.12.27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
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的话语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
《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
《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为《礼记》。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
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
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
”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
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
汉代春秋决的故事
汉代春秋决的故事
汉代春秋决的故事是指刘邦（汉高祖）在汉初时期，借鉴《春秋》思想原则的政治决策。
故事发生在刘邦即将发动战争推翻秦朝的时期。
当时刘邦正联合其他诸侯国反对秦朝的统治，但各国间存在着许多纷争和争夺势力的矛盾。
为了避免内部冲突，确保合纵连横的联盟能够顺利进行，刘邦采用了一种春秋时期的决策法则，称为"春秋决"。
根据《史记·刘邦本纪》中的记载，刘邦决定奉行"春秋决"的
原则，即将诸侯国间的纷争争端，如土地、财产、权力等问题，通过公平公正地裁决和划分来解决。
他提出，除非能够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权益属于哪一方，否则无论纷争双方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将以平均分配的方式解决。
在刘邦的领导下，各国纷争得到遏制，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局面。
通过春秋决，刘邦有效地缓解了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巩固了各国间的联盟，为他成功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奠定了基础。
春秋决的故事强调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以及平均分配的理念。
它成为刘邦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策略之一，也体现了汉初时期刘邦的聪明智慧和领导能力。
《春秋》经传研究
《春秋》经传研究春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已经被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历史长河中。
春秋时期的经传，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也是人们研究春秋的主要载体。
本文将对春秋经传的研究进行深入的介绍。
春秋时期的经传，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经”，包括《风传》，《圣传》，《乐传》，《春秋》，《礼传》。
其中，《春秋》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而也是春秋经传研究的重点。
《春秋》具有春秋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记载，是春秋时期最宝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编写方式主要有两种：“太史传”和“抄本传”。
“太史传”是春秋所有的历史记载都从官方的《史记》里抄写而来，同时也加入了许多其他的外来史料。
“抄本传”具有更大的自由性，从这些抄本传中可以看到更多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
《春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确定原文，分析文本内容，以及探讨经传的历史背景。
首先，在确定原文时，学者们必须要研究春秋经传的原著，考察其来源、内容结构以及文本的特点，以此确定出最可靠的原文。
其次，在分析文本内容时，学者们必须从历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综合考察，从而深入探究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
最后，在探讨经传的历史背景时，学者们要通过对经传的实时分析，深入挖掘春秋历史中的时代特色，以此建立一个可复用的经传历史框架。
在当今的工作中，春秋经传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活跃的领域。
古代文献研究家不仅要搜集原本的春秋文献，还要经过编年、分析、比较等多个阶段来提炼出春秋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者们也注重利用科学手段来验证经传内容的真实性，以此加深对春秋时期历史的了解。
总之，春秋时期的经传是中国古代历史极其重要的文献，它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为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春秋经传的研究也仍在不断地推进，期待着以科学的方法深入解读古代历史，让我们对春秋时期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经》书籍简介
20XX年《五经》书籍简介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典，包括：《易》、《书》、《诗》、《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春秋》(后世指《春秋左氏传》)。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相关资料，希望大家喜欢。
《五经》书籍简介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典，包括：《易》、《书》、《诗》、《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春秋》(后世指《春秋左氏传》)。
原为六经。
《庄子·天运》首先称《诗》、《书》、《礼》、《乐》(已失传)、《易》、《春秋》为六经。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易》、《诗》、《书》、《仪礼》、《春秋》五经博士，奠定了这五部书作为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代又加上《孟子》，合称十三经。
《五经》分部介绍易《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
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其对自然或社会变化的论述，富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
古人对自然与人生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
作者《周易》的作者，向来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之说。
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其后又传说周文王被商纣拘于羑里(在今河南汤阴)七年，推演出《周易》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或说神农)，并作爻辞，后经周公加工润色而定型;至春秋时，又有孔子作“十翼”之说。
内容《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
每卦六爻。
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
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
汉代经学知识点总结图解
汉代经学知识点总结图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哲学和经学的重要发展时期。
在汉代，儒家学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了汉族的主流思想。
汉代的经学思想以《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四书为主，这在当时被称为四书。
1.《礼记》《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弟子的孙子颜渊整理的《礼记》也是先秦时期“礼”的重要篇章。
《礼记》在汉代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在经学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 《尚书》《尚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是传世《周易》与《诗经》并称“四书”之一。
《尚书》是通过记载历史事件和制度、政治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思想。
3.《周易》《周易》是一部古籍，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传世《周易》与《诗经》并称“四书”之一,《周易》通过六十四卦象象的变化，引导人们来探究天道的道理。
4.《春秋》《春秋》是一个历史专有名词，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春秋国家的统治者利用《春秋》这一历史著作逐渐培育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为政治服务的传统政治文化思想。
汉代经学知识点总结图解图解一：《礼记》知识点总结《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是汉代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礼仪等方面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在《礼记》中，孔子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对后世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礼记》中，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的思想，在《礼记》中提倡了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尊敬、和谐共处的思想。
图解二：《尚书》知识点总结《尚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在汉代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尚书》是一部在政治、制度、社会、历史等方面都有很大研究价值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在《尚书》中，提出了很多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解三：《周易》知识点总结《周易》是一部很古老的经典之一，在汉代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周易》通过六十四卦象象的变化，引导人们来探究天道的道理。
五经之一的史书《春秋》
五经之一的史书《春秋》展开全文春秋（史书）《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 [1]之一。
第一部华夏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
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相传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
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2]。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记载的内容基本是可信的，但是却不完备。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1]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作品名称•春秋创作年代•春秋末期作品体裁•史书散文作者•孔子作品别名•麟经麟史作品题材•历史、政治、文化春秋（史书）作品介绍《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
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
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
公羊传和谷梁传将的是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
），因而许多内容太过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乔福锦【摘要】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期刊名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12)005【总页数】9页(P118-126)【关键词】孔子;《春秋》;文化史;东周;精神资源【作者】乔福锦【作者单位】邢台学院,法政历史系,河北,邢台,054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3《春秋》为儒门六经之一,也是孔夫子一生事业之象征。
作为中国文化之圣人,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述而不作”,然而与《诗》《书》《礼》《乐》《易》五经乃上古文献整理之结果不同,《春秋》一经,虽有传世文献为历史依据,却是寄托着作者人生理想的经典之“作”。
传统的《春秋》之学,在儒家学术门类之中,极其特殊,也最为难治。
两千余年来,论争从未间断。
其中《春秋》一书之性质,又是各种学术纷争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今文学派认为:“《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1]2古文学派则本“经承旧史”说,认定《春秋》是据“旧章”而传“述”的史著,[2]14缘此而走向极端者,甚至有“断烂朝报”之说[3]10550;徘徊于两派之间的折衷之论,亦难获多数学人认同。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传统经典解释的固有思路,关于《春秋经》性质之认识,也随之发生转变。
最为流行的进化观点认为,《春秋》仅是“略具雏形”的早期编年体史书;另一种观点,则将其看成“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著作。
虽然中西学术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简单类比与过度阐释,均会伤害《春秋》文本原义,但近百年的历史已然证明,中西学术之深层对话,不仅可为华夏固有学术难题之解决找到参照方式,也是传统学术资源开掘的重要途径。
《尚书》与《春秋》
《尚书》与《春秋》《尚书》与《春秋》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23：34《尚书》最早只称《书》，汉代才改称《尚书》，孔安国释为"上古之书"。
儒家尊之为经，又称《书经》。
《汉书艺文志》称《尚书》一百篇，但经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火，汉初实存二十八篇，以通行隶书书写，故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发现用古文写定的《尚书》，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十六篇。
后经兵火，其书不传。
东晋初，梅赜献出古文《尚书》，计五十八篇。
唐孔颖达以它作底本写成《尚书正义》，南宋以后编入《十三经注疏》。
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先后考证其中的二十五篇为伪作。
阎说几成定论，但现在也有学者对阎说表示怀疑。
现存《尚书》中写作最早的是《商书》中的《盘庚》篇，最晚的是春秋时期的《周书秦誓》。
因汉字繁难，加上书写工具的局限，古人一般将口语浓缩后记录成文，以减省书写的精力和时间，造成言、文的分离。
《尚书》也不例外。
但要求古人一开口就把口语浓缩成简明易解的文章显然是不实际的，故早期作品多古奥难懂，甚至"佶屈聱牙"(韩愈《讲学解》)。
如《盘庚》上篇说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这是商君盘庚对臣民的告喻。
其"若颠木"以下诸句，显与上文之间缺乏逻辑上的联系。
"若颠木"句当然是对"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的譬喻，但上文既说"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又怎知"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呢?由此可知，此段文字实分别说了两种相反的情况。
其实际意思当是：现在不继承先王传统，不明白上天决心，那还说什么继承先王之事业?反之，就如倒伏的枯树会发出新芽一样，上天会让我们的生命在新都绵延下去，并且继续复兴先王的伟业，安定天下。
文章本是从正反两方面向民众说明迁都的必要性，并且运用了譬喻，可看出在表达上已具有相当水平；但由于在把口语浓缩成书面语时，省略了"反之"一类必要的转折词，就变得艰涩难解了。
《春秋》：一部引人深思的史书巨著
《春秋》：一部引人深思的史书巨著我的生活真好发布时间：18-03-0819:18《春秋》本指先秦时代各国的编年体史书，但后世不传。
传之唯鲁国《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六经”之一，传说由孔子修订。
《春秋》成为经书比《诗》、《书》、《礼》、《乐》四经为晚。
《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持此说法者虽众，存疑者亦众。
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为“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影响了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开端，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
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
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
《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经传与汉代政治
《春秋》经传与汉代政治
李宜春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06(000)002
【摘要】两汉是经学昌盛的时代。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公
卿罕有不从经术进者；同时，汉崇经术，皇帝诏书、群臣奏议多援引经义以为依据。
而当景帝时以治《春秋》公羊学的胡毋子都和董仲舒成为博士之后，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经传便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学在两汉不断发展，吸收融合了阴阳五行、法、道、墨、名等诸家的有益因素，成了一门体大精深、蕴义丰赡的政治理论学说。
司马迁的如下评述，基本上反映出汉人对《春秋》经传的基本观念：“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把《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作为导君臣父子于明礼知义的途径，作为“明是非，定犹豫”的决策宝典，作为有效的辅佐法令的教化工具，这正是《春秋》在两汉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表现。
【总页数】4页(P92-95)
【作者】李宜春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4;B234
【相关文献】
1.《春秋》经传对汉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
2.汉代《春秋》公羊学政治论义发微
3.《春秋》经传与汉代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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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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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gǔ《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
《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
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论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
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
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
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
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
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臵，tì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
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左传《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讫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
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
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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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经》
作者：陈其泰《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6日14版）【读史札记】
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
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
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只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外戚窦婴和大臣袁盎则坚持按儒家传统办，应当新立景帝次子刘彻（当时是胶东王）为太子。
他们当着窦太后的面对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家的规矩，皇上哪能传位给梁孝王？窦太后对此十分恼火，声言不愿再见到窦婴这位堂侄！
袁盎曾经当过太常（掌宗庙礼仪，九卿之一），他从《春秋经》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春秋经》上记载，宋宣公不传位于子，而立其弟为国君，结果引起宋国五代的祸乱。
专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就严厉责备宋宣公的错误处置，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系嗣位的做法，称“君子大居正”。
袁盎所举《春秋经》这番道理居然产生了巨大的效力，窦太后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只好不再提起此事，原先跃跃欲试的梁孝王也打消了这一念头。
于是刘彻才被景帝立为太子。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在当时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春秋经》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把刘彻送上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否则，此后汉朝所走的道路或许就是另一种景象。
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位，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王臧为郎中令，组成一个尊儒色彩鲜明的班子。
过了五年，到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正
式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盛行，至汉武帝时期却大兴儒学。
治国方针和学术思想出现如此“大换位”，原因何在？如果仅以武帝本人或几位近臣对儒学的喜爱来解释，那未免是过于表象之见。
实际上，儒学的上升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汉初以来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
简单地说，一是儒学主张的德政、仁爱、忠孝、君臣等级制度等，本来就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适宜的治国指导思想。
汉初以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成效人所共见。
二是西汉初年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因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大受尊崇。
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汉朝已经具备强盛的国力，粮食、财物储备充实，“家给人足”，鼓吹“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需要改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
主张以经议政、积极作为的春秋公羊学说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专讲“微言大义”，被认为是“为汉制法”。
它倡导“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国家统一；主张历史演进的“三世变易说”，要求“改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
董仲舒因推阐《春秋》之义，成为群儒之首；公孙弘因为发挥《春秋》学说，策论经武帝亲自阅卷、拔为第一，后平步青云，当了丞相。
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提出的多项施政建议，都得到武帝采纳，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他又广收学生，下帷讲学，弟子转相传授，使学派更加繁盛。
《汉书·儒林传》载，因为武帝对《春秋》格外重视，曾特意安排了一次当场比试，让通春秋穀梁学的江生与通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论辩，结果董仲舒取胜。
由此汉武帝更加明确地支持春秋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
武帝以后盛行的《春秋》学，实已兼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的双重地位，正如编撰《两汉三国学案》的清代学者唐晏所说：“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
”《汉书》各篇中多有记载朝廷或官员将《春秋》作为决定疑难之标准的典型事例。
首先，是
拿来作为决定皇位继承难题的依据。
前面景帝时决定立刘彻为太子已是一例。
后来，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幼小的昭帝继承武帝皇位未久，此时才十二岁，发生了有人假冒为卫太子（卫太子是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刘据，九年前因巫蛊之祸逃出长安，自杀于湖县）出现于长安未央宫门事件。
其时情况真假难辨，群情汹汹，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命令所有公卿将军二千石官员前去辨认究竟，长安吏民围观者有数万人。
如此混乱的局面却硬是被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经》一句话给镇下去！他的根据是《春秋经》哀公三年记载：卫国太子蒯聩违背父命出奔，此后被拒于国门之外，对此“《春秋》是之”。
因为这体现了家事服从于国事，下服从于上的道理！由于隽不疑搬出《春秋》这一权威，原先公卿大臣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立即找到处理的经典依据，使在场的数万官员百姓人人信服，再无二话，冒充太子者当即被逮入狱。
昭帝对隽不疑大加称赞，要求大臣们都以他为榜样，“用经术明于大谊”。
又其后，昭帝卒，因无子嗣，立昌邑王刘贺继位，结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将军霍光等联名上奏皇太后将其废掉，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言“王者无外”，因而迎立汉宣帝刘询。
其次，当时也常常用《春秋》决狱。
武帝时，张汤为廷尉，即奏请征用博士弟子通《春秋》《尚书》者补为廷尉史，因为熟习《春秋》即能判案治狱。
当时最著名的断狱案件，是用《春秋》治淮南狱。
此事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胶东王、江阴王阴谋策应，都因计划败露伏诛。
这一特殊案件错综复杂，牵涉王侯及其他人员众多，汉武帝命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
当时用《春秋》断狱形成风气，董仲舒还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此外，当时的大臣奏议也往往引《春秋》作立论之根据。
如宣帝即位后，博士谏大夫王吉上书，引《春秋》大一统之义，要求选择良史，以正风俗。
还有丞相魏相、山阳太守张敞先后上书，据《春秋》讥世卿，要求削除霍氏权力，提高皇帝威权。
西汉时期把《春秋经》作为治国施政的依据和学术思想的权威，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情，对于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想变迁影响至巨，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发掘和分析、总
结。
其中有两点尤其有启示意义。
其一，一个时代盛行什么学说，其深层原因应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去找。
汉初百业俱废，因而需要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
至武帝时，因国家实力雄厚，需要兴造制度，大有作为，于是倡导“改制”“大一统”、德刑兼用的春秋公羊学成为显学。
这恰好为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其二，一种学说若想做到“与时俱进”，应当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否则其优势可能转变为劣势。
西汉公羊学盛行之时，即孕育着致命的弱点。
董仲舒的学说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他大讲阴阳灾异，助长了西汉后期鬼神迷信的严重泛滥，直至王莽利用图谶之说取代了刘姓政权。
西汉又把诵习《春秋》等经书作为选拔士人的依据，今文公羊学说成为禄利之途，经师们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如桓谭《新论》所说，秦延君为讲《尧典》题目二字，用十余万言。
这种极端繁琐的做法也表明其最终必走向末路。
至西汉末年，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以讲《左传》为中坚，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学派，压倒了以讲《公羊传》为中坚，重解释引申义理的今文学派，中国学术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