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

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
Excerpt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

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图书目的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它是清朝有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向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

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图书目标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分析史意或史义。

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

”在这里，他经由过程与以上诸家的对照，明确指出本身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分析史意。

别的，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分析史意的主要性。

比方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

”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

”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作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文史通义》定名泉源。

章学诚为什么云云强调史意的主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孕史事、史文、史义三个局部，个中史义是魂魄，因而最为主要。

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年龄》，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据此，章学诚把本身的著作定名为《文史通义》，注解他愿望经由过程对史乘和史文的研讨到达知晓史义的目标。

头脑显示
起首，搀扶世教，改正民气。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念书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题目，而于世教民彝，民气习俗，何尝不三请安，每每推演古今，窃附墨客之
义焉。

”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汗青局限地点，不外我们照样应该辩证对待这个题目。

章学诚的这一看法，在政治上虽然是悲观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提高意义。

其次，改变僵化的考证学风。

这点前文已有叙述。

再次，对考证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举行揭破和反攻。

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着《通义》之书，诸亲信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出身有所枨触，勤苦而笔于书，尝谓百年然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死后之桓谭也。

《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修订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镣铐之间，纷争流派章学诚简介，势将弗成已也。

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寰宇之纯、昔人之大致也，或于习俗民气不无小补欤!”
《文史通义》还为中国方志学奠定。

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

章氏虽善于史学，但从未获得清*** 的重用。

因而他把本身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

编修方志在他终身运动中占领相称主要职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竖立的极其主要人物。

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78 年代全国修志 *** 鼓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看成发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弗成、非读不可的热点了。

但该书内容复杂，构造松懈，又缺乏中间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联系关系，这也许是因为作者终身生涯极不清闲，悉数著作险些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原因。

《新唐书·冯盎传》原文翻译，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
冯盎，字明达章学诚简介，高州良德人，本北燕冯弘裔孙。

高瞻敏行，有世界计。

隋仁寿初，盎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师，请讨之。

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情势，素奇之，曰：“不料夷狄中乃生是人!”即诏盎发江、岭兵击贼，平之，拜汉阳太守。

从炀帝伐辽东，迁左武
内容简介
《文史通义》共8卷，包孕内篇和外篇两局部，内篇5卷，外篇3卷。

然则，因为该书版本许多，内容不尽一致。

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文史通义》问世以后，关于后代史论的生长，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因而，宋元时代，接踵发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

继宋元以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可谓能与《史通》对抗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

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只批评了曩昔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意。

他对编辑史乘的详细做法，又显示在他所修的诸种处所志当中。

又增《补遗》8篇。

束缚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付梓，又附增《补遗续》5篇。

别的，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叙文一篇，刘刻本未载，束缚后付梓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约莫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用时20余年。

因为版本分歧，我们只好综合分歧版本的内容，将其触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

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声称"《六经》皆史也"。

又说："昔人何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论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以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认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叙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注重。

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看法，然则在乾嘉时代，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证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度，"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需"符合事先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主动的意义。

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头脑，不只将史学的发生上溯至《六经》之前，并且扩展了古史研讨的
局限，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讨作出了孝敬。

关于"六经皆史"的叙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触及。

其二，有关汗青编辑学题目。

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

章氏生长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以外，提出"史德"题目。

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德》)具有"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

"义"指汗青看法，"事"指汗青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

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外是求"义"的依据和技能罢了。

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器械，那末，怎样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敬汗青实在的基础立场，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立场。

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请求史家不以主观的私见替代客观的史实。

以是，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立场。

只需依照这个请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础条件。

在章学诚看来，古来史乘就其性子而言，基础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作"与"比类"(《报黄大俞师长教师》)，又称之为"著作"与"纂辑"(《博约中》)。

虽然称呼不尽相同，而寄义并没有区分。

前者指史家的"专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

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厉区分史着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格式方面，章氏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长处。

“六便”是：免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黑白，去矛盾，详邻事。

“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

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特别赞美像郑樵撰述《通志》这类特地的学者。

关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同，认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纪年"，"定夺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纪年史所不具有的长处。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特地的学问。

我国方志劈头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事先的处所志。

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越发流行。

然则，把方志作为一门特地的学问，提出体系的理论主意，始自章学诚。

章氏不只对方志的性子、内容、格式等题目有独到的看法，并且将其主意贯彻于详细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

章氏的有关方志的叙述，现在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孝敬。

关于方志的性子，向来把它列入地舆类。

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舆分歧。

而"地舆之学，自有特地"(《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两者不克不及殽杂。

从性子上划分了方志与地舆的区分。

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汗青，专载一方，就不该只重区域沿革，而轻一方文献。

因而，在格式上，他主意方志立三书，即纪录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纪录典章制度的"掌故"、纪录文献诗文的"文征"，和作为附录的"丛谈"。

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竖发愤科的主意。

因为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批评，但也挣脱不了张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关于历代史学名著的批评，其看法仍有值得商议的处所。

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毛病的处所，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头脑的人，他的文集大批赞誉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烈士，章学诚仅从《鲒崎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反复，即把全祖望赞誉民族气节的一片至心，看成是为本身的文集争面子。

这些是我们在浏览《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