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危局——官患

晚清危局——官患
作者：聂作平
来源：《领导文萃》2011年第15期
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义完全背道而驰。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的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的。

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

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

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

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

如果官员们真的安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

明代清官海瑞，官至方面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

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

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

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咸丰皇帝时，咸丰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

但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

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白银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

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额不像今天这样众多。

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即可，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行贿。

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

同时，这也是对陋规这种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

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在两千多两
银子左右。

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支付手下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

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

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于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是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

腐败触目惊心，官场视为理所当然。

与贪污贿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败。

在张集馨年谱里，对腐败的记载多如牛毛。

但从他平淡无奇的记述文字来分析，作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本人早就对腐败见惯不惊，甚至还隐约有几分炫耀。

张集馨统计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腐败花销，发现连同进京的炭敬在内，一年需要五万两白银。

张自承，他每年的入项为六万余两白银。

——按照清制，他在这一职位的工资应该是年薪为银一百零五两、米一百零五斛，加上大约十倍于此的养廉银，其所有收入也不过银两千两。

两相比较，差距竟然达三十倍，可见作为贪墨的陋规带来的好处，要远远高于看似廉洁的低薪。

如果说低薪是海面上的冰山，那么陋规才是海水下面那更庞大的基座。

张集馨本人似乎也觉得这种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场生活过于奢侈，在回朋友的信时，曾自我批评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然而，“耻之”不过是一种口头的说辞，骨子里，他和这种腐败生活已经水乳交融，片刻不可分离。

张集馨任福建汀漳龙道时，其上司闽浙总督伯焘被革职，这位为官一任却没造福一方的封疆大吏返回故乡广东时，必经之地是张集馨治下的漳城。

数天前，张即接到通知，要求他做好伯焘过境的接待工作。

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为伯焘运送家财的夫役过境，每天多达六七百名。

初十，伯焘及其卫兵、苦力、家属和仆人到境，人数多达三千余名。

张集馨为此每天得安排酒席达四百桌之多。

伯焘一行在漳城驻扎了四天，漳城县令蒋某向张集馨诉苦，说是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张集馨不得不贿赂伯焘最信任的黄守备，巧妙地让伯焘及时上路。

张集馨对伯焘行李之多感到奇怪，蒋某告诉他，除了伯焘自家的行李外，伯焘随行的警卫和仆人，争相去包揽了一些商人和客栈的货物，代为运输。

这当然不是警卫和仆人在学雷锋做好事，而是他们可以通过伯焘的身份，合法地利用驿站免费运输，而商人们的运费，则成了警卫和仆人的外快。

官员颟顸无能，愚昧无知。

如此贪墨腐朽的官员，如果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本职工作上还算称职的话，也许民众的气愤会稍微减轻一些，就好比养了一只贪吃的猫，如果它还能捉老鼠，主人家大抵会容忍它。

但非常遗憾的是，张集馨的同僚们，几乎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颟顸之辈，不仅无能，而且无知。

张集馨在汀漳龙道任上时，恰好遇上了英军入侵的鸦片战争，而他的上司伯焘之所以从闽浙总督位子上被革职，乃因其对英军的抵抗荒唐可笑：英军入侵福建前，守土有责的伯焘认为英军根本就不堪一击，——他好像对英军此前在广东和浙江的战绩一无所知。

为了守卫厦门，他下令把各地的巨炮全部集中于厦门海口。

这些早年所铸的巨炮极其沉重，要几十个人才能拉得动。

伯焘为了节约经费，拒不造炮车。

手下人劝告说，炮台在城墙外边，如果在打完一炮后，不用炮车把炮拉回来，兵丁是不敢出墙去装药的。

伯焘非常自信地说，英军不堪一击，只
需打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等到英军进攻厦门时，守城的士兵远远地看到英军的帆影就开始放炮，炮放完后，全都躲到城墙上。

结果，皮毛无损的英军军舰对着炮台一阵狂轰滥炸，清军除了挨打，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至于伯焘本人，“衣物并失，仅以身免”。

与伯焘对英军的轻敌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位列总督的高级官员，即两江总督牛鉴。

“先是夷船在上海，总督牛鉴见敌辄奔。

”牛鉴逃到镇江，英军也接踵而至，牛鉴不作任何抵抗，又逃往南京，“夷亦尾追”。

这位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几乎成了英军进入内地的称职的导游。

张集馨显然是一个不屑与伯焘、牛鉴之流为伍的人，他自视甚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视作当时腐败无能官场中罕见的能吏和干才。

但从他的行状看，他其实并不比当时的大多数官员更高明。

或者说，他的识见说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下圈养的无知无能之辈。

有什么样的国策，就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官员，就会有什么样的闹剧。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