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的爱情悲剧及社会原因

唐传奇中的爱情悲剧及社会原因说到唐传奇可能首先会让人想到的即是《莺莺传》，而这部作品正是以爱情为主线的唐传奇故事。

爱情，人类最普遍的情感，是贯穿每部作品的主线。

它的产生、展开牢牢的与中国传统审美取向联系着。

那种东方特色的情感表现方式就是距离，东方诗礼文化熏陶出来的情感老是委婉、曲折，含蓄而不直露、温和而有控制的。

“距离”使才子佳人的爱情取得很好的诠释。

距离在作品中分两步。

第一步是“邂逅”的距离。

第二步是“破灭”的距离。

当咱们在看完元稹的《莺莺传》以后，总会感到一种失落，一份感叹，有一种心绪无法释怀。

为何呢？我想，主要仍是因为张生与崔莺莺之间那么纯真那么美好的爱情故事最终没能实现。

其实《莺莺传》所表现出的悲剧性不仅表此刻它的悲剧性结局，更多的是来自文中的悲剧艺术。

在《莺莺传》中，悲剧表现出深层的矛盾冲突。

有人把矛盾的矛头直指“始乱之，终弃之”的张生，却是远远不够的。

确实，如文中所述，张生的确表达了“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思想，是他“是用忍情”，没有坚守爱情，才最终致使爱情的破灭。

但张生具有这样的思想并非是天生的，恰正是必然社会思想的反映。

是唐朝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的表现。

恩格斯把悲剧说成“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恩格斯这一著名的论断，深刻地指出了悲剧的社会性质及造成悲剧的历史原因。

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主人公为之奋斗的事业或理想，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具有真理性、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

所谓“这一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是指那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现实尚未具有实现主人
公理想的条件，使主人公的事业或理想受到挫折和失败。

而在《莺莺传》中的“历史必然要求”则是指莺莺与张生之间所产生的美好的爱情。

“这一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又是指人物心里和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双重阻力。

正因为有这样的阻力的存在，才致使了爱情的破灭，也才产生出来悲剧。

《莺莺传》中对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生活的描述恰恰反映了唐朝自由爱情义识的觉醒。

这种自由的爱情虽然在必然程度上反映唐朝自由、开明的风气，但并非能掩盖封建王朝的封建腐朽的本质。

继《莺莺传》以后的另外一个唐传奇爱情悲剧的顶峰，即是蒋防的《霍小玉传》。

它是描述妓女和进士之间的爱情悲剧的传奇，女主人公霍小玉父死随母流入娼门，适遇李益“思得良伴，博求名妓”由于双双相爱遂同居。

但后来李益及第是他们之间爱情发生重大转折得关口，李益上任后，霍小玉预感到他们得结合碰到了麻烦，愁苦万状，但李益立誓不变心。

可后来李益负约不归，与卢氏成亲，“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

后来霍小玉因长久抱病怀恨，与李益相见就“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这里一样有个发人沉思的问题：造成霍李爱情悲剧的本源是什么？通观全篇，李益对霍小玉是有情感的，但这基础却在倾倒于霍小玉的天生美色：“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

”他们同居后，情笃意密，但霍小玉毕竟是个有头脑的女子，她为未来的前途担忧，所以“中霄之夜”霍小玉突然流涕对李益说：“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潜，使女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

”这就预示出他们的爱情未来要发生波折，以致酿成悲剧，李益上任后与卢氏成亲，这从全文来看李益也有其难处，至于成亲后不敢见小玉，一方面有他高攀名门大族，以利前途的利己邪
念，另一方面，则是因屈从了太夫人，事已如此，愧对小玉。

及至小玉死，“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以致小玉的灵魂都被感动了：“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当中，能不感叹。

”由此可知，李益既然对霍小玉情深意浓，那是什么力量拆散了这桩美好的姻缘呢？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封建门阀制度是酿成这出悲剧的本源。

正如霍小玉枕席间一片衷言：“妾本娼家，自知非匹”，霍小玉是贱民，而李益则是官人，这中间的阶级壕沟在那时门阀制度禁严的社会，是不可逾越的。

于是悲剧酿成了，矛盾暴发了，他们中间无论有如何似海的爱情，也阻挡不了这悲剧的出现，而越写出他们中间的深爱，就越产生控诉和抨击门阀制度的大力，就越发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唐朝社会的这种严酷的门阀观念导演了这一幕悲惨的爱情悲剧故事。

可是这种门阀制度随着唐朝社会的发展，也受到必然的冲击。

科举制的实行，为最终摧垮门阀制度培育了掘墓人。

从现存唐传奇作品中来看，有关女性的描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本来，社会就是由男女组成，女性应当在文学作品中取得充分的展示，可是在漫长的封建永夜中，女子由于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能自养”，所以老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老是被逼到文学殿堂的一角，在唐人小说作品中描画了许多女性形象，但从整体上看，女子仍然被视为玩物，生活舞台的主宰仍然是男性。

这种境况具有必然的现实性，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父权制因其“合理”的因素，正逐渐走向“现实”。

这种“现实”的男权传统，在唐朝爱情悲剧题材的传奇中虽有所松动，但亦取得了充分的表现。

在精神心态方面，男子是男权社会的主体。

唐传奇中，男子掌握了爱情婚姻的主动权。

如在传奇《李章武传》人鬼恋爱，情节动人，王氏缱绻情深，以致殒
命。

后来，李章武忘了她，偶然忆起，而访之。

《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科举不中，抱着追求功名的心态，留在京城“攀龙附凤”，抛弃了崔莺莺。

《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曾“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可后来却抛弃了霍小玉，抱着高攀名门大族，以利前途的利己邪念，与卢氏成婚。

与之相应，唐传奇中女子，如莺莺愁怨悱恻，霍小玉怨愤而亡。

她们虽然有其刚烈的一面，但她们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女性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在这场和男子争夺爱情主动权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从精神心态方面看，这种男权传统已经根深蒂固。

可是随着男权的松动，女子必将逐渐掌握精神心态的主动权。

另外从对女子面貌的要求方面考察。

“女为悦己者容”，封建时期的女子达到如此境界，已经很有一点“主体精神”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女子的面貌已经完全不属于自身，而是奉献给男性的必备贡品。

无貌，被以为是女子的一种罪过。

在这些爱情悲剧文体的唐传奇中女性一般说来都具有美好的面貌，这也从一侧面表现了男权传统的影响深远，女子面貌必需符合男子的审美要求。

如《长恨歌传》中的杨贵妃：“鬓发腻理，纤侬中度，举止闲冶……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霍小玉传》中的小玉“若琼林玉树，彼此照耀，转盼出色射人”，莺莺传》中的莺莺“常服碎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算了。

颜色艳异，辉煌动人”，《李娃传》中的李娃“明眸皓腕，举步艳冶。

……触类妍媚，目所未睹”，《任氏传》中的任氏“容色姝丽”，“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指皆艳，殆非人世所有”。

若是把这些女子的美貌比喻为“花”的话，那么这些“花”是开给谁看的呢？固然是给使她们取得悲痛的负心男子看的。

这表明了男子不仅精神上控制了女子，而且还在面貌上控制了她们。

从男女角色的身份地位看这其中的男权传统影响。

“人不等同于身份地位，身份地位只是特定场合下的符号性存在，而不是真正人的存在。

以身份地位为基础的社会对话是不平等的，在品级制的社会形态下没有平等可言。

封建系统下的男人是念书人，儒生，而女人是这一身份地位的附属品乃至是玩物。

于是男人，身份地位的物质存在，在玩物眼前是玩主；女人，附属品的物质存在，永远不是女人”在这些爱情悲剧题材的唐传奇中，人遭遇身份地位的异化而变形，男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感，女子相较之下微乎其微。

如《霍小玉传》中李益乃“生门族清华”“以进士擢第”，而霍小玉则只是个妓女算了。

《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为“时望甚崇”“家传甚微”的“常州刺史荥阳公”公子，而李娃则仅是位“长安之倡女也”。

《长恨歌传》中的男主人公是高高在上，万乘之尊的唐玄宗，而杨玉环只不过是寿王府的“弘农杨玄琰女”，身份地位差异。

《任氏传》中的韦公子是“韦使君者……信安王炜之外孙”，郑生是“授槐里府里毅尉”，而任氏则是“女妖也”。

这样的男性身份地位高于女性之上的写法均出自男性作家笔下，是男性文化思维一手捏造出来的。

总之唐朝传奇在唐王朝大一统，社会风气开放，大度、中外，各族文化，经济交流频繁，融汇南北，贯通中外的兼容并包文化产生的。

它含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文人自主创作的最新求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