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作者：陈先初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1期[摘要]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

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湖湘文化；传统史学；近代转型；湘籍史学家[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21—07中国史学如同中国文明一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波逐浪涌，前后相继，从未中断。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时势巨变和西学的输入，一系列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样态逐渐产生，遂有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此一转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告完成。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在传统史学领域本不彰显的湖湘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逐步成长为知名史学家，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湖湘史学传统湖湘史学源远流长。

如果说远古时期有关楚地的神话传说还不足以称“史”的话，那么至迟到魏晋以后，史学在湖地地区已经着实产生了。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东晋时长沙人邓粲写出了《晋纪》，该书又称《元明纪》，专述东晋元、明二帝故事。

另外《隋书·经籍志》中有《楚国先贤传赞》、《长沙耆旧传赞》、《零陵贤传》、《南岳夫人内传》等专门记载楚地名人的史篇，这些篇章当为湘楚学人所作。

唐代，湘人在史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作为。

其时，长沙人欧阳询先后参与了《魏书》、《陈书》的撰修；其多达百卷的史学代表著作《艺文类聚》所引古籍1431种，保存了不少隋唐以前的珍贵史料。

另一位长沙人欧阳凯则有十卷本的《五代史初要》问世。

又有祁阳人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

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至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为《覃子史纂》”。

柳宗元：《覃季子墓铭》，《全唐文》卷五九0。

宋元时期，儒学的发展进到理学阶段。

在对理学的探讨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以本籍福建而迁居湖南衡山之胡安国及其子寅、宏，以及籍贯四川而寓居湖南的胡宏弟子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经世致用，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反对“腐儒”学风，因此其较为看重历史，重视借鉴历史上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

湖湘学派的史学成就，较重要者有胡宏的《皇王大纪》，胡寅的《读史管见》，以及张的《通鉴笃论》。

不过由于湖湘学派的学术重心并非史学，他们只是为了发抒自己的理学见解而借助于历史，故其所撰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史学并非等于史料学。

历史撰述总是受着某种史观的支配或者说是某种史观的表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故而，我们不应轻视宋代湖湘学派的史学地位，对于生活于明末清初、同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的湘人王船山，也当作如是观。

王船山一生著述颇丰，所涉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而其史学著述，最值一提者为《读通鉴论》。

该书以三十卷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对《资治通鉴》所载自战国至五代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进行评论，可谓一部重要的史论专著。

该书体现了王船山丰富的史学思想。

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是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

他称我国古代是“人自为君，君自为国”，“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

至殷之末，已至“穷则必变之时”。

于是周代有分封诸侯之举，天下“渐有合一之势”。

“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二十。

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历史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着的。

同时他又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

理之自然者，天也。

……天者，理而已矣。

理者，势之顺而已矣”。

王夫之：《宋论》卷七《宋哲宗》一。

以此观之，我国“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是他的“理、势、天合一”的历史理论。

王船山是传统湖湘史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史论及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主题。

在此形势下，史学的经世功能得到进一步强调，史学工作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一翼。

其时，一批湘籍人士如魏源、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杨毓麟、宋教仁等，纷纷以不同方式撰写史著，以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中尤以魏源为最。

魏源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成百卷本的《皇朝经世文编》。

《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著、奏疏、官书、信札等共计一千三百余篇，涉及作者约七百人，是一部集中反映有清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军事的大型资料集。

有人曾经指出：自《文编》问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

俞樾：《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皇朝经世文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可见其影响之大。

如果说《皇朝经世文编》还只是一部资料汇编，还只是间接反映魏源的史学经世思想的话，那么他所撰写的《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则直接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其《圣武记》一书，是一部探究清代盛衰之由、兴衰之渐的历史著作，梁启超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曰：“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

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

……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

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71～276页。

《元史新编》是魏源“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而成的一部具有诸多创新的元史新著。

全书依正史体例撰写，共九十九卷，约一百七十万字。

魏源《拟进呈表》中有云：“臣源于修《海国图志》之时，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

自国朝以前，疆域未有廓于元者，而史书之芜蔓疏陋，亦未有甚于元者，爰发愤重修”。

魏源：《拟进呈序》，《魏源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页。

可见，魏源重修元史，目的在于通过彰显元朝时期广大疆域和强盛国势，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奋起救亡图存。

这是传统史学经世思想在近代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陈先初：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综上所述，湖湘学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治史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少湖湘学人出于治史存史的兴趣，更出于史学经世的目的，或潜心著述，或旁加涉猎，留下了份量不等的史学遗产，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不仅如此，湖湘传统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断进步的态势。

这种进步，缘于同时也表现于其秉承中国史学素有的资政、经世传统，赋予治史修史以现实功能，并自觉参与服务于变革社会和爱国救亡的现实运动。

这便决定了在近现代条件下的史学转型中，湖湘学人有可能走在同行的前列。

二湖湘传统史学的转型19世纪末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以康梁等人为首，发起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

这一运动最后遭到失败，但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进一步向西方学习。

之后随着共和革命的兴起，学习西方的势头更劲。

“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西方“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其时，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被大量介绍进来，它们成了人们开展“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思想武器和理论依据。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的系统输入，主要是经由日本实现的。

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发表的《史学概论》，即以日本近代史学元老坪井九三的《史学研究法》为主要依据，并参考日本其他近代史家之论著辑译而成。

汪氏自称此书“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界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

预示今后中国史学所要走的是与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方向。

同一时候，留日学生们又将日本著名近代史家浮田和民撰著的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论的《史学原论》竞相翻译过来，其译本在极短时间内竟有六种之多。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高涨。

这一时期，一批西方近代史学名著也被介绍到中国，如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

前者采用近代文明史观，说明欧洲文明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日耳曼之封建政体与圣会及罗马自由市邑之三者……并立互相竞争”的结果转引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380页。

；后者重在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探索英国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从而打破英国某些保守的史学观念，把历史研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讨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得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到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有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

俞旦初：《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激发了进步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热情，他们大声疾呼对旧史进行根本改造，建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新史学”。

梁启超是这一时期“新史学”阵营的主要代表。

1902年，他发表《新史学》一文，开宗明义：史学应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述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而旧史界却“未闻一人之眼光能及于此者”。

旧史简直成了二十四姓之家谱，不过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的偶像。

故而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学说为指导，对旧史进行彻底改造，创造出符合能“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之时代需要的新史学。

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宣告了与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与梁启超同时，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曾鲲化（1882～1925）发表了《中国历史》（东新译社出版）。

其在首编第一章中指出，中国的“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

今欲振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