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的论文中写道 80 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 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 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

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 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

80 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 90 年代，似乎又中断了。

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 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 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

现在真需要对 90 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 顾。

注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李 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 7 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7 月。

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 的意义。

尽管刘再复对于 80 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 是他对于 90 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

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 评价而提出的 90 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

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

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 述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 80 年代以来重写 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 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

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 史的坐标和界碑。

5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 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

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

然而，到 20 世纪末，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启的重写 文学史已经充分释放和耗尽了它所积蓄的历史势能，空白之页已经充分填 补，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抑的极端。

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是在 1988 年 7 月《上 海文论》第 4 期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 论文。

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

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和成为潮流，是在 1988 年，可是，重写文学 史的辽沈战役却打响于 1985 年。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晓明明确地把 1985 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 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 20 世纪 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注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 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见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 海文论》，1988 年第 6 期。

这是符合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实际的。

而重写文学史的起点则更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 作座谈纪要》以及文化大革命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

正是通过对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否定与批判，1979 年，《上海文学》发 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为文艺 正名注对《纪要》的否定是从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开始突破的，而以对文 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构成了对《纪要》的彻底否定。

1978 年 5 月 20 日出版的 《人民文学》 1978 年 5 期在彻底批判‘文艺黑 线专政’论的专栏下发表了林默涵 1977 年 12 月 29 日在《人民文学》编辑 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 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

《上海文学》1979 年 4 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 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否定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强调文艺本身 的规律。

，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重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陈思和正是这样来正确地理解重写文学史的脉络的 ‘重写文学史’的提 出，并不是随意想像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 步。

……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 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 学术革命。

注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 年 2 期。

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并不是陈 思和个人的看法。

作为《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辑，毛时安更清楚地认识到重 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 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

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

从根本上来说，构成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有力支撑的是两个中心的观念 这就是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的观念。

文学现代化被理解为纯文学，最终又被理解为现代主义。

因此，在 80 年代，纯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几乎是同时产 生和确立的。

也就是说，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现代化，将文学现代化又理解为 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追求。

这种理解直到 90 年代被固定为常识。

90 年代后期，以文学现代性为题产生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讨论，其论文 结集出版，基本上体现了这种 80 年代的常识。

夏志清在美国接受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理论的规范和训练。

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文学的理解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 80 年 代的重写文学史。

与此同时，新批评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 文学理论》也在 80 年代被作为文学理论的圣经译介到中国并且发生 了覆盖性的影响。

《文学理论》所提出的有关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剖析被奉为不刊之 论，由此发动了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潮流。

1982 年，唐ｔāｏ@①即指出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 是文学史。

注唐ｔāｏ@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 ，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根据龚鹏程的看法，最早将现代化的标准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的是严家 炎。

1981 年，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中明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追求定位为中国文学现 代化。

80 年代现代文学史学科的重建实际上是一个文学现代化取代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所确立的文学史叙述和评价标准的过程。

王瑶说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 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

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但 ‘现代化’的 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

注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 5 期。

钱理群等人提出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集中反映了文学现代化的思维。

文学现代化作为文学评价标准最早是徐迟在 1978 年重新提出的注徐 迟《文艺与现代化》，见《文艺报》，1978 年 3 期。

而文学现代化的合法性又是来自于 70 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转换和作 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现代化注《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见 1979 年 1 月出版的《文艺报》2 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龚鹏程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系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 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理解上。

现代化，又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一方面亚非拉丁美洲等地区 皆因受西方势力及文化之冲击，而展开其现代化，显现出脱离个别传统文 化，汇入世界的大趋势……从文学上来说，即‘世界文学’。

……此一思路， 实际上仍采用西力东渐、 中国逐渐西化现代化世界化的 历史解释模型。

然而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 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 现代化’为标志的。

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 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 中。

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命题提出来的；然而，在当时， 20 世纪中国文学本身是远未结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

实际上，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硬 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 种文学史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

重写文学史在后来被视为是一个反对政治的文学性实践；然而，实际 上却明显地甚至直接地受到政治的规划，无疑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追溯到文学性的实践，而是追 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新的政治实践。

龚鹏程为努力想摆脱政治羁绊的文学研究，为何不能自我厘清文学史 论和政论之间的分际而困惑不已注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 析》，见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

，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看到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口号和重写文学史运 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

实际上，正如王富仁所指出的那样，重写文学史从来就是和新政治意 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注王富仁曾经指出过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 态实践意义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凡是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 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或要求。

他认为，从 1928 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史便在不断地重写。

尤其是 50 年代以来，每一次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都导致一次文学 史的重写。

见王富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载《上海文论》，1989 年 6 期。

龚鹏程批评说，文学现代化论者没有走出现代化的迷思，他们将 20 世纪的历史简单地解释为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而没有思考现代化这 一概念的复杂内涵以及全球现代化历史的复杂性注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概念之解析》，见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 1993。

可是，这对于当代现代化论者来说是一种过高的期望。

重写文学史恢复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这 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但是，在重写中对于一度成为历史空白的历史的过分关注和倾斜，使 历史又一次失去了重心，从而再一次颠覆了文学史。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一开始就带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和矫枉过正的 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