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的缺失:论德里达的增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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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缺失:论德里达的增补阐释
关键词:增补阐释;公共阐释;德里达;非理性;中心
“中心”代表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极真理”,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它有一系列
同义替换概念,如“存在、本质、本原、真理、实在,以及干脆就叫做逻各斯”等,①是
形而上学借助理性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基础。
在阅读和阐释活动中,“中心”或者说意义的
确定性是传统理性阐释活动的本源,也是当代非理性阐释试图解构的对象。
自尼采起,由
理性所界定的中心性、结构性和符合性真理以及这种真理所带来的认知和阐释行为便开始
遭到质疑;②这种质疑被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现象学所继承,并由此将阐释的存在论意义视
为解构或解析(Destruktion),①即将诠释的视野置放于当下而非中心,使当下能够被
直观把握并显示自身;②直至德里达解构主义中的非理性、延异、增补、游戏等概念的出现,彻底将以认识为目的的阐释扩展到理性之外。
德里达认为:“中心并不存在……中心
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
相互游戏着。
”③于是在当代阐释活动中,对本源的颠覆和中心的缺失即原文意义和作者
意图的缺失,成为文本的本质属性,也是阐释出现的根本原因。
这种阐释观消解了文本意
义稳定的中心和边界,将视野放置于处于非中心部分的阐释,形成了具有增补意义的阐释。
增补阐释由“增补”和“阐释”两部分构成。
“增补”④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逻辑方式,指的是中心意义缺失状态下阐释的弥补。
增补的逻辑着眼于边界的模糊性、内外的含
混性、二元的差异性而非等级性,可为当代阐释活动提供理论基础。
在阅读过程中,文本
中心意义的缺失是德里达增补阐释的前提,它表征于文本的疏异性,迫使阐释成为“中介”。
⑤在这一语境下,阐释的目的就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性认识,阐释的发生
原理和有效性问题就需要被再次考察,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在中心缺失的状态下,以认识论为目的的阐释是否可能实现?若阐释的意义不再具有中心,那么阐释和原文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理性为指导的阐释在非理性语境下如何实现?中心缺失的阐释是
否有自身的局限性?
阐释是对原始文本和先前解释的补充说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增补,而这种增补本
身又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文本。
在德里达的语境下,阐释本身的增补性以及这种增补
本身的文本性使阐释获得了建构性和公度性,这两个基本属性在保证了阐释本身有效性的
同时,又使阐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意义”。
⑥但与此同时,中心意义的缺失也使增
补阐释逐渐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增补超越理性的本质使阐释作为非中心得以在场并
逐渐背离文本,变成了无限的延异和游戏。
这样,增补阐释本身也体现着德里达思想中理
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双重特征。
一、中心的缺失与文本的疏异性
德里达主要从理性和非理性的内外关系来处理中心的问题。
理性,如逻辑、推断、分
析等,代表着形而上学体系的中心和在场;非理性,如情感、潜意识、直觉等,则代表着
解构主义的增补和延异。
德里达试图通过颠覆哲学中理性和非理性既定秩序的方式颠覆中
心的在场状态,使阐释成为意义悬置并延异的增补链条。
在德里达的语境下,导致中心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理性和非理性边界的模糊,即理性并
非是具有绝对中心性和封闭性的整体,非理性甚至可以成为理性的前提。
总体来说,德里
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代表着某种绝对的普遍性和形式化,是对非理性的抹杀
和压迫。
①理性自近代以来普遍被认为是人在决定和判断时所依赖的基本结构,能够产生
知识:“理性能够从某种自明的先天知识或第一原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自上而下地建构
起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
”②而德里达却认为,决定和判断的本质是一件超越理性范围的“例外”,属于非理性的范围。
如果任何情境、条件、语境都能够依据理性来系统化和结
构化,那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差异性也就不再存在,因此决定的时刻必然也是无知的时刻。
③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理性活动,在决定的瞬间,非理性已经进入理性的区域。
而哲学传统对非理性的强行排除或者说强行的内外划分,使理性被塑造为具有中心性的整体。
在阐释活动中,中心意义的缺失使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判断出现不确定性,直接体现为
文本的疏异性。
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迫使阐释对其进行进一步说明,阐释由此获得了增补性:“当人们面对充满疏异性文本企图获得理解时,确当的阐释能够给予清晰且有说服力
的解释和说明。
”④疏异性在某种意义上阻隔了意义的正常获取,造成了意义的裂隙;然
而在另一種意义上却开启了阐释,即一种对裂隙的补充。
文本的疏异性为增补阐释的出现
提供了前提和基本条件,而增补阐释作为文本的补充则与文本一起形成了具有共同基础和
含义的动态集合。
文本的疏异性具体见于文本的两个层面:原文本的疏异性和阐释文本的
疏异性。
1. 原文本的疏异性
阐释作为“精神和人文科学基本呈现方式”,⑤其能够发生的一个具体原因是文学文
本或者说原文本的疏异性。
原文本的疏异性被文学语言的文学性所放大,在修辞中带来了
语义上的悬置和张力,被德里达视为文学作品的“不可读性”。
在审美领域,中心意义的
缺失即体现于不可读性之“无”。
德里达认为康德审美判断之“无目的性之合目的性”之
所以成立,关键就在于这个“无”:“美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无,亦即关于目的之无知识。
……这种无其实不是一种欠缺,反而是美之为美的必备成分。
”⑥文学文本的审美意
义和合理性都基于一种“缺乏”或“无”,文本的无目的性使它无法与任何现实中的目的
相关联,从而造成了文本本身与读者在获取文本意义时的不对等性。
“无”开启了对文本
意义的追寻。
从根本上来说,由原文本的“无”带来的“不可能”或“不可读性”是文学作品能够
产生多重和开放意义的前提。
“不可读”并没有否定文本本身意义的产生和它的连贯性,
它与“可读”并非对立。
德里达表示:“不可读的东西(unreadability)并没有阻碍阅读,也没有令阅读滞留于晦涩的表面;反之它重启了阅读、书写和翻译。
”⑦不可读性为
文学文本被继续阅读提供了条件,它使文本阅读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乃至是无限的。
显然,阐释就在这种不可读性中被开启,并且是多次乃至无限的。
不可读实际上意味着一
种无限性:它意味着读者无法马上获得文本的“正规意义”,⑧它的存在使正规意义被推
迟和延后,文本的意义总是在朝向正规意义的运动中,即在将被读者获得和被推迟两种状
态中不断前行。
2. 阐释文本的疏异性
开启阐释的另一个原因是阐释本身作为文本的疏异性,即疏异性并非原文本独有,而
是广泛存在于所有文本之中。
只要文本之中存在着裂痕,就有疏异性存在的基础。
因此,
不仅文学文本开启了阐释,阐释同样也能够开启新的阐释,这是中心缺失和边界模糊所带
来的结果。
阐释文本意义的疏异性使已知的、固定的文本与未知的、动态的阐释之边界出现模糊:一方面,阐释对于原文本处于不足的状态,阐释自身的历史性使某一特定阐释必然无法成
为对原文本的完满性阐释;另一方面,阐释对于原文本也处于一种解构主义意味下的溢出
状态,即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使某一文本不能总是按照阐释者所期待的那样恰好地指涉其
所想指涉的内容,“文本溢出所有到目前为止加诸于它身上的限制,它溢出于所有被设定
为与书写对立的种种界限”。
①德里达认为,整体笼罩在形而上学之下的艺术哲学本质上
就是一种以内外对立为基础的话语,②那么审美领域真正应该考察的就是这种内外划分,
即艺术作品的“边框”(parergon)问题。
德里达认为,任何“中心”都伴随着边框,如
果颠覆了边框的附属地位,中心的核心地位也就不复存在。
边框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
边框具有可见性,它的出现使艺术作品区别于周围物体,它是完整的艺术作品的补充,同
时又是艺术作品显示其自身独立性的标志;二是边框具有不可见性,即边框的作用是使艺
术作品站出来,因此它必须要消失在背景之中,让人意识不到其自身的存在。
“它(边框)的出现就是它的消失,更准确地说,它以它的消失实现自己的出现,它的消失就是它的出现。
”③于是,边框作为“美”的边界其本质实际上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依赖边框所建
立的审美意义乃至扩大到整个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意义也如此,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稳定性
和普遍性。
这样,在理性审美领域内的边框成为人为的附加,而依理性所产生的真理和意
义的有效性也就被限定在边框之内。
当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边框不再清晰、内外分界不再
明显,反思判断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在边界处破裂。
单一的阐释无法覆盖原文本意义的所有
可能性,走向完满性的阐释必然是数个文本的交织、重叠、覆盖、补充,即阐释的集合。
总的来说,中心的缺失导致非理性进入阐释的视野,以理性和非理性交织而成的解构
主义理性成为德里达试图颠覆形而上学阐释活动的尝试,以理性为核心的阐释的认识论意
义在中心缺失中也显示出离散和延异的特征。
由于文学知识“在形式上是关于对象的言说,而在實质上则是对于主体的一种自我言说”,④因此当围绕理性而构建的主体性不再一致,文学知识在德里达的增补阐释中也逐渐从理性走向非理性。
中心的缺失及其根源性的非理
性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理解后现代语境中语言和阐释之原理的依据,是对当代开放性
和多元性解读的必要手段。
张江认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非理性因素一直在或隐或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