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住区社群性的规划思考——以广州黄埔区长岭居地区规划实践为例

基于城市住区社群性的规划思考
——以广州黄埔区①长岭居地区规划实践为例
董华文
摘要：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住区规模急剧增长，伴随着物质性空间的虚高繁荣的同时，是其内在品质的建设不足，例如住区认同与归属感缺失、住区活力不足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城市住区社群性内涵的思辨，分析当前住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对新形势下住区的内涵做出补充，即城市住区应包含物质性与社群性的双重属性，这两者的协同构建有利于趋近住区的理想范式——有意义（价值）的人类聚居地。

同时，结合了广州长岭居地区的规划实践作为实证研究，以期对住区规划有所助益。

关键词：城市住区，社群性，长岭居地区，规划实践
1.引言
近十多年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住区建设经历快速扩张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城镇住宅建设量增加，从过去的住房短缺转变为巨大的存量剩余②。

伴随城市住区急剧物质性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住区认同与归属感缺失、住区活力不足等问题。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强调将城市社会性要素（城市发展历史文脉、地域性特色等）与目前规划实际相结合。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该意见也明确指出：快速城市化进程下，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存在盲目追求建设规模而忽视城市内在品质建设等问题。

以上均反映了当前“繁荣”的城市建设进程中所面临内在的复杂问题,即全面拉开住区建设规模框架之后，如何考量、平衡住区的空间建造及其内在品质建设。

基于此，本文也试图通过对城市住区社群性的思辨，审视近年来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住区在空间建造及其内在品质建设的整体塑造情况，并结合笔者经历的实际规划项目做问题导向型探讨，以期对住区规划有所助益。

2.现代城市住区
2.1对现行规范标准指导下住区建设的反思
现行相关规范③对于城市住区的把控侧重于物质性要素的界定。

按照现行的相关标准，城市住区是指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
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聚居地，依据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控制规模，按需采取不同的组合布局形式。

从现行的标准释义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物质性要素的关键词：边界、规模和配套设施，这种界定与规范制定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以《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下文简称规范）为例，《规范》最初于1993年由当时的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其后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主体家庭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等新的形势变化[1]，于2002年建设部又对1993年发布的规范进行修订调整④，调整后沿用至今。

《规范》适逢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背景下修编制作，制度惯性下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依然受到较为强烈的计划配置的遗留影响，反映到空间则表现为单调、均质的物质空间模式。

从这一层面来看，《规范》是带有计划经济时期制度痕迹的阶段性成果。

《规范》适时地填补了过渡时期住区规划的制度性空白，有效地指导了过渡时期的住区规划建设，但在当前也面临挑战。

《规范》通过全国范围的强制性推广，确定了“居住区—小区—组团”的居住结构范式，逐步形成人口、用地规模和“非居住”功能（公共服务设施）相配套的小区规划模式[2]，直接促成了当前城市住区的基本格局。

但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带来的形势变化，伴随而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方面，物质性要素控制导向了住区的内向封闭，并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扩张[3]，对城市构成严重的割据。

在设施配置方面则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配套思路，以“千人指标”进行笼统的捆绑式组合控制而有失粗糙。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推进，城市建设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原本均质单一的城市转而变得混杂与多元，“非居住”功能构成日益丰富，弹性的需求导向配置方式逐渐凸显[2]，公共交往与活动的需求更加强烈，这又对住区的外向包容程度构成新的挑战⑤。

事实上，近半个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历经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规划方式，规划主流思想也从功能至上的原则转向重视城市空间在物质形态之上的人文和社会价值。

而研究城市住区也无法只关注作为物质空间的特性而忽略空间背后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在新的形势背景下，城市住区的内涵应该被不断地延伸并赋予新的内容。

2.2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住区的内涵探讨
现代城市住区的内涵及其规划研究已有比较丰富的基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外城市在经历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病”后，首先兴起了追求实效性的功能主义规划思想。

在城市整体结构层面，强调严格功能分区，将城市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部分。

到住区层面，与功能主义等级化的城市同构，广泛的按照“邻里单位”模式进行推广建设。

邻里单位的规模按照小学的服务规模来控制，以外围过境的交通干道作为边界，并把所需的服务设施集中于邻里单位的几何中心。

事实证明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从“物”的角度安排空间而割裂了居住主体、住区以及城市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质疑与反思⑥。

之后，
物质空间的社会意义开始受到关注，人的交往以及交往空间的得到重视，以美国的新都市主义为代表，他们强调住区的适宜居住性与归属认同感，并坚持住区的设计必须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紧凑的、功能混合且适宜步行的邻里是他们所预期构筑的理想模式。

另一方面，建筑学领域开始在空间研究的基础上将“场所”的概念纳入，把空间同人的生活及其意义联系起来，并对场所的构成作具体的要素解析，运用于实际的住区规划设计（如图1、2）。

而相比西方国家，国内的住区规划研究起步较晚，发展相对缓慢，如前述所示，当前正经历着对住区功能主义规划思维的反思，包括基于产权经济学、空间生产、城市性内涵等视角针对城市住区封闭化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对国外先进的建设经验的总结与对比 [5~8]。

在住区的交往空间与场所创造，及其居住主体的归属认同感的营造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图1 J·彭特的场所营造的概念图[4]图2 J·蒙哥马利的场所营造的概念[4]
基于此，本文提出完整的城市住区应该是具备物质性与社群性双重属性，是二者的统一。

其中，物质性即住区的实体，具体包括了住区内部的建成空间与设施，是承载住区生活的容器；社群性则借鉴社会学的“社区”概念⑦，所指的是居住主体基于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等形成的空间价值取向与认同，它具体化于“住区所在区域的日常互动模式（这些模式包括购物、娱乐休闲等活动，以及教育、宗教、行政等设置）”[9]。

城市住区的社群性是其物质空间的核心价值。

从城市与社会视角来看，根据西方城市对空间的社会价值的重建经验，城市的公共空间与活动是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交往、恢复城市活力的关键要素[10]，住区的社群性可以理解为一种混合功能的、异质的社会交往与包容能力。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人的生存意义从本源上是政治性的，需要在共同的活动中交换和展现自己的价值观点，这就要求对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言论和行动的场所，公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都来源于公共生活中的公众参与[11]。

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公共领域”的公共交往和参与能达成超越私人利益之上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集体意愿。

从这一视角来看，住区的社群性也可以理解为所有人参与、获取与使用的可能性，并能形成集体的历史记忆从而维持时间维度的连贯性。

从时间维度来考量，城市住区的建设是物质性与社群性不断构建的历时性过程，既是物质空间与设施的更新代谢过程，也是居住主体的集体意识和个体经验的整体性累积、传承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在建造住区的同时也被住区塑造。

而反观当前的住区建设，它呈现出虚高的物质性繁荣与社群性缺位的现状。

一方面，近几十年土地财政推动下的快速城镇化带来了超大规模人口转移和居住空间的需求，短时期内在大量的生产要素涌向了住区开发建设。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速率减缓，居住空间的供给大于需求而出现生产过剩。

事实上，当前国内的大部分城市都面临巨大的房地产去库存压力⑧。

短时期内爆发的居住空间需求导致对增量的过激追求的同时，也伴随着较大的公共设施欠账问题。

另一方面，住房由福利分配制度转向市场化交易，逐利取向下住宅作为居住性使用商品可以通过排他性地占据城市优质公共资源（优良的自然环境等），加以空间意向和抽象符号的包装，来谋求超过其居住功能的“垄断地租”[12]。

其结果是城市逐渐被不同的封闭式“斑块”所割裂，优质公共空间资源的私有排他，城市面临着空间生产与消费对多元社会价值的侵蚀。

这些无疑也对城市住区社群性发展构成严重的阻碍。

2.3现代居住行为方式变化下的新趋势
城市住区建设的发展伴随社会技术革新、生活方式与观念等要素的转变，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对住区的建设构成重要影响。

在社会层面，快速发展的交通、通信技术帮助人们有效地克服空间距离阻力，尤其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支撑体系对生产、生活带来的新变化，生产将可以是分散式，“扁平化的世界”中生产和生活的兼容性提升[13]，功能与空间得以容易的实现跨界、交融。

在家庭层面，在伴随经济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呈现新的特征。

它包括家庭核心化及其独立性逐渐增强，个体空间重要性加强，少人口的家庭数量增加带来公共设施与住宅形式的变化，家庭交际日益减少并推向社会化等等。

这些社会与家庭层面的变化，一方面进一步泛化了住区的功能，它可以广泛地与旅游、休闲、教育、健康甚至工业等众多的城市功能嫁接，住区空间可以实现宽泛的外向包容。

根据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居住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甚至可以达到60%以上[14]（居住用地内包含了众多居住以外的功能）。

同时，新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个体的差异性，并为满足这种差异性提供了可能。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住区的社群性内容正日渐丰富，但这也意味着住区需面临着更大压力，即提供足够承载社群性内容的空间与设施，组织、维系社群精神的活动与事件。

2.4小结
当前，“创造有意义的城市空间”已被许多学者强调应作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核心任务。

本文也认为，城市住区的理想范式应该是“有意义（价值）的人类聚集地”。

那么，如何趋近、实现这样的理想范式呢？回顾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可以发现，尽管它们各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是基本不能偏离于住区物质性与社群性的协同构建，即通过有效的规划干预等手段维系住区的公共性活力以保障空间价值取向与认同的延续。

其主要策略包括：物质性要素
的评估，对住区所在地的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现状建设情况等要素的充分调研，初步形成适宜居住的生态原型结构；社群性内涵的发掘，辨别使用主体（居住人群）的特殊性，分析居住人群类别与阶层、生活方式等，并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使用主体对空间发展的诉求；建立联系，即通过对具有地域特征的物质性要素与社群性内涵的合理组织，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住区空间环境以及空间环境自身之间联系，以达到居住主体的归属和认同，并实现物质环境与社群内涵的双重诞生。

3.基于城市住区公共性的住区规划实践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也将结合笔者参与的广州黄埔区长邻居城市设计国际竞赛项目做进一步的实践解析。

黄埔区长岭居是广州市政府重点项目。

按照政府规划预期，它依托国家级开发区——广州开发区的优势，将打造成为广州东部山水新城的示范区，为企业家、海归精英、科技人才提供高端居所，并促进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等周边地区的共同协调发展。

3.1项目概况
长岭居位于广州黄埔区中心，规划区北至广汕公路，南至广惠高速公路，东至萝平路，西至永和大道，共34.9平方公里。

规划区内用地主要包括长平村、水西村、萝峰村、贤江村、禾丰村、岭头公司以及广州市干部疗养院等用地。

规划区位于广州30分钟生活圈内，可承担广州中心城区居住、研发、商业服务等功能外溢。

规划区是广州东部山水新城的重要组团，为广州东部山水新城内中新知识城、科学城、永和工业区等产业高地提供优质的城市及居住配套。

依托广惠高速、广汕公路、长岭路、永和大道等区域性干道，地铁21号线以及区捷运系统，与黄埔区中心区及各功能组团联系便捷。

其周边居住组团主要为碧桂园凤凰城、翡翠绿洲、海伦春天、太阳城巧克力社区等构成的新塘居住板块。

通过功能定位的错位互补，可与新塘居住板块共同构成面向黄埔科学城、中新知识城与新塘开发区三大产业引擎的综合型居住承载空间。

图3 项目区位示意图
3.2典型物质性要素与社群性内涵的提取
通过对项目基地现场的调研考察，可以总结提取出基于山水条件、人文资源和居住主体等方面的典型特征。

首先，规划区内山水资源是独特的空间意向元素，场地内地形呈北高南低，自然山体资源类型丰富，大山、小山、浅山以及较平整用地分列其中，并形成三山夹两沟的独特地形。

同时，规划区内水系资源涵盖湖泊水库、池塘、河涌等不同水体类型，并形成东西连线的整体格局。

其次，规划区内人文资源较为多样，其中，“燕连古韵、玉岩书香、天鹿秀色、东江丰碑、萝岗香雪”等八景作为地区名片，可进一步的强化。

最后，基于区位格局分析，总结出长岭居未来面向的高端人群主要包括追求创新型、文化知识型、生活严谨型和成就彰显型四大特征类型。

同时，规划区内现有村民也是未来规划需要考虑的居住主体之一，通过问卷与访谈的形式，发现现有居民偏向于就地安置的取向以及对优质服务设施的期望较大。

基于以上的分析，判定本次规划的重难点在于如何依托山水条件、人文资源，塑造具有场地特色的空间意向，并建立起居住主体与空间环境的积极联系。

3.3 主体规划
立足于创造一个基于地域环境、时代特征与文化传统的全新高端居住体验场域空间，规划提出“跨界、生长、自由、喜悦”的核心理念策略。

即我们力图构建一个能提供各种可能性的跨界空间，营造一个城市与自然的共融的人居环境，提供一个运用先进理念与时代技术变革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一个解放人的需求的宜居住区。

3.3.1 功能跨界，住区不只是住区
作为承载人类生活最基础需求的场所——住宅将在此背景下进行“跨界”。

未来的住宅
必将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与大多数人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如生产、工作、购物、交往与游憩等等。

规划提出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长岭居的应跳出住宅建筑纯粹的居住功能，与多式功能充分混合成为一种空间资源，让其价值最大化，并形成若干具有活力的私人与公共场所，为高端人群提供分享——交流——创新的平台。

基于此，构建以“居”为主的多元化功能结构系统，融入创新、体验、交流功能，发展高附加性与高包容性的“多元生活场所”，形成居、业、游、享相宜的城市功能体系。

反映到用地布局则根据用地情况与环境特征落实功能项目，加强土地的跨界混合使用，增加开发控制弹性，让各组团功能充分交融又各具特色，实现整体功能价值最大化。

图4 功能体系结构示意图
3.3.2 山水为底，住区的呼吸生长
源于城市有机体的基本法则，长岭居规划将通过整体性建造、可持续发展，及以地域环境、时代特征与文化传统为核心的岭南特色为设计参照的蓝本，强化本地区发展的“生长”特点，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证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长岭居周边绵延的山体为基地构筑了强大的生态屏障，规划将着力保护地区良好的山地类型的生态基质，通过梳理场地内部山水结构，利用水系、线性绿地构筑起一个大型生态呼吸圈，形成山地与谷地、山野与城市互融的格局。

依托山体之间自然形成的绿化联系廊道，并沿山体对峙点确定的景观连线，初步确定基地内部联系自然山体的生态廊道体系；同时，在经过优化的交通结构基础之上，确定基地的发展轴线体系，即依托改线后的长岭路作为生活发展轴、规划的长平路作为景观发展轴以及连接东西两翼的元永路作为交通发展轴，串联各功能组团，打造三条向城市辐射的主轴线。

顺应风向的“呼吸廊道”，将场地划分为六个具有归属感的“呼吸细胞”（功能组团）。

“呼吸细胞”内部配置完善的服务设施，可独立生长又各具特色，打造高品质的城市山居生活。

图5 呼吸生长示意图
3.3.3 快慢相宜，住区的自由交往
城市的建设应力图让人们感受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带来的行为解放与精神满足，作为城市进化的重要载体——住区，在“智慧”时代下的设计与营造更应凸显规划手段与工程技术对于未来居住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通过合理的功能布局，有序的交通组织，全面的工程规划，营造宽松宜人的环境，实现充分享乐与交往，最终达至人、建筑、环境的和谐共生。

规划采用“TOD”发展模式，强调交通发展对城市土地使用与开发强度的引导，并针对长岭居居住群体的类型制定差异化的交通对策，以公共交通为主，合理规划机动车交通体系与慢行交通体系，构筑高效的交通组织模式。

3.3.4 归属认同，住区的喜悦升华
住区的宜居程度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的因素，和谐的人居环境则成为衡量生活美好的标准之一。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社区氛围、合理的规划设计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的主要因素。

长岭居的规划设计立足于为高端人群打造提供“第一居所”的愿景，通过充分结合场地特征要素，并考虑其多元化、高层次与个性化的精神需求，形成完善的住区结构，达到居住主体的归属认同。

图7 长岭居土地利用规划图图8 长岭居规划总平面图
4.结语
正如本文所强调的，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时性过程，这一进程中物质性空间可以持续的更新代谢，而如何延续发展基于物质性要素的空间意义和社会价值还值得持续的探索发
掘。

本文仅就当前住区面临的现状问题做浅显的思辨，对住区的内涵作出补充看法，并结合实际的规划实践予以检验探讨，以期对城市住区规划有所助益。

而随着住区建设的存量剩余问题越来越凸显，就建成住区（历史街区）的住区环境与整体品质的优化提升方面，在未来的规划实践中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2014年,国务院同意撤销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设立新的广州市黄埔区,以原黄埔区、萝岗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黄埔区的行政区域。

○2199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投资额由4311亿元增加到5.7万亿元，年均增长20.4%；住宅竣工面积从4.8亿平方米增加到10.7亿平方米，年均增长5.9%，15年来我国累计住宅竣工面积达104亿平方米。

到2015年即“十二五”末，我国家庭户均拥有住房可能会达到1.08套。

就全世界经验而言，户均拥有1.1套住房以后，住房市场的峰值就会到来。

/a/20130412/7897079_0.shtml
③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 50280-9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两个规范文件。

④新《规范》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一是新《规范》降低了居住区平均“户人口”标准，相应的，提高了居住区户数标准；二是新《规范》增加了在居住区设置老年人住宅的要求，并规定了一系列于之相适应的具体标准；三是居住区由住宅、公共设施、绿地和道路设施四类性质的用地构成；四是新《规范》提高了道路和停车设施用地的比重。

⑤主要面向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典型的案例如近年来争议比较多的城市住区内部“住改商”的问题，一方面，市场化进程中各种商业需求的爆发增长导致住区内部自发出现若干的住宅转商用。

另一方面，由于住改商带来的干扰对住区整体环境构成较大影响。

⑥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对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她认为“正统的规划理论”中机械的功能分区割裂了城市的各功能之间的联系，现代主义理性的方法摧毁了固有的城市形态、其结果则表现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丧失。

⑦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所提出，指那些存在于前工业社会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

社会学领域很大程度并不将“社区”视为实在体，而是其他社会力量发生互动博弈的“载体”和“容器”。

部分研究者将社区视为研究对象存在的一种“场域”，甚至避免使用“社区”的概念而用“邻里”或“街区”等来代替。

本文则统一采用“住区”的叫法。

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商品住房待售面积45248万平方米，如果按照人均住房面积35平方米计算，“空置”的住房可供1300万人口居住；按照2015年商品住房每月平均销售面积11.24万平方米计算，消化上述住房需71个月，如再考虑2015年出售的土地面积以及以前空置的土地，今后商品房库存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

参考文献
[1] 孙鹏.浅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调整的社会学原因》. 200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