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5指称_意义和语境_隐喻意义的语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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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意义和语境
———隐喻意义的语用分析
刘世理
(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河南信阳 464000)
摘 要:虽然能指和所指构成概念应符合客观和逻辑,但是隐喻意义的形成是由于指称错位或范畴错位,或指称与所存在的语境形成矛盾。

语言在使用中产生意义,意义的产生基于人们对指称或客观世界的认识。

意义取决于指称视语境而定,从而决定了指称、意义和语境的语用关系。

关键词:指称;意义;语境;隐喻;语用
Abstract :The concept in language ,which is said to consist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must be objective and logical.But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language is formed by reference or category mistakes ,o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ference and its nguage has meaning when it is in use ,which is based on human cognition to the world.Meaning is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according to certain context ,so there exists a pragmatic relation among reference ,meaning and context.
K ey Words :reference ;meaning ;context ;metaphor ;pragmatic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6)05-0008-03
现代语言学普遍认为,语言的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构
成概念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符合一定的逻辑。

然而隐喻学的研究发现,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许多意义的产生是由指称错位或范畴错位(category mistakes )所造成,尤其是为了获得有创意的意义特殊效果,语言使用者有意使指称违背正常的语境,或预设语言前景(linguistic foregrounding )。

而人们在理解时又往往不得不寻求能够筛选出这种错位指称的意义的语境。

本文试图从语用学的的视角,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接受和理解为基础,分析隐喻中指称、意义和语境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

1.指称论意义观与语义学观点的分歧与重叠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对事物的能指和所指构成概念以来,指称与意义一直是西方语言(哲)学讨论的话题。

英美语言学着重讨论从词、词组、语句和陈述、命令及判断等表达式自显意识层面的指称与意义的逻辑关系。

法国语言学着重从言语与语言结构、能指与所指、句段与组合等二元深度模式揣测无意识同意识的非理性渗透(转自张志扬,2000)。

指称论意义观(theory of reference )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雷格(G ottlob Frege ,转自张志扬,2000)认为意义(sense )与指称(reference )始终是两回事:意义取决于指称,而不是指称取决于意义。

如:rock 和rye 分别指“岩石”和“裸麦”,但rock and rye 不是“岩石与裸麦”,而是“冰块威士忌”。

其中经历着侧重形式的逻辑分析向侧重内容的语义分析的转换,从分析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的分析。

之后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主张语言的意义是第一性的,但他后期注重日常语言,强调“词的意义在于它
的用法之中(meaning is use )”
(转自刘宓庆,2001)。

因此,应该摆脱传统指称论的局限,因为客观事物和人的认知水平都在不断发展和
提高,我们以之指代事物(包括客观和主观)的名称的涵义也在不断变化。

指称论的观点是视语境和意向而定的(刘宓庆,2001:201-206)。

Hoey (2000)在分析语篇中的词汇模式时认为,韩礼德(1994)的语言层次结构与索绪尔的语言能指、所指结构相关,即音位和实体包含在能指中,语境和情景包含在所指中。

他还进一步对比了韩礼德(1994)等的语境与意义的对应关系。

语境的研究在后来的语用学和修辞学中得以发展,形成语境理论。

王德春(1983)把语境概括为“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

此概括体现语境对语义或隐或显的制约。

意向(intention )是格赖斯语用学的一个概念,即词句的意义既包含词句所承载的观念又包含说话者本人可能有意而发的观念。

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的观点在随之兴起的语用学研究中得以体现。

而语义学家一直反对将词的意义降格为纯粹的语境值。

因为他们持传统的词义语义学观点,认为单独的词可以被理解,人们可以学会事物的名称,并给出它们在其他语言中的同义词,可以编成词典,因为一个文化可以通过关键词来浓缩它的精华。

他们认为,无论各种语境多么重要,词语有一种指代某些指称物的恒常的意义,有一种语境所不能改变的核心意义。

一词多义现象就能表示词语在语言中的优点。

没有多义词的语言是违反语言经济原则的,无限增加语言词汇,人的记忆不胜负担;还将违反交际原则,因为它将使语言的指称与人类经历和经验对象的数量等同。

我们需要既经济又灵活,对语境敏感的词汇系统来表达复杂的人类经验。

语境的任务是筛选合适意义的变量,并在多义词的帮助下,设计出只有一种意义理解的话语。

多义现象证明了词的开放特征:词能同时拥有多种意义,而且还
作者简介:刘世理(1959-),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收稿日期:2005-10-15
2006年第5期总第206期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6,№5
Serial №206
能获得更多的新意义(束定芳,2000)。

语义学关心的是符号和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意义、事件是话语的两极,中间存在辩证关系。

如果说一切话语都是作为事件而得到实现,那么一切话语都是作为意义而得到理解(涂纪亮,1996)。

也就是说,语言在说话者实际使用它时才真正存在意义。

这一认识与指称论的观点是重叠的,更接近语用语义分析。

同时表明从语用的视角分析指称、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可能性。

2.从隐喻看语言的指称、意义与语境
隐喻是在更广阔语境中的一种话语现象,其指称、意义和语境的关系相对复杂,常出现能指和所指违反逻辑、话语与语境相悖。

所谓隐喻,主要是因为所用语言字面意义与语境发生冲突时所选择的与语境相符的另外一种理解。

隐喻是一种以词语为焦点,语境为框架的语用现象。

例如一则《爱情妙联》:
上联:情已欠费,爱已停机,缘分不在服务区;
下联:思无应答,想正占线,感情无法再充电;
横批:爱若移动,心无连通。

(摘自《笑林》,2004,第4期)
上例话题是爱情,却被置于“电信”的语境中,或者说“焦点”是电信,而“框架”是爱情。

虽然该对联指称违反逻辑,话语与语境相悖,但细细品味,却有着奇妙的联系,体现明显的隐喻效果。

这种模式在成语、谚语、歇后语中比较常见。

束定芳(2000)从逻辑角度分析了隐喻中的指称与意义的关系。

隐喻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词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因而将它们用系词联接起来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逻辑错误,或称“范畴错位”(category mistake)。

如“地球是人类的母亲”中“地球”与“母亲”的范畴。

又如The old rock is becoming brittle with age这句话谈论一位退休的老教授时,即是隐喻句。

隐喻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语言的偏离。

可以断定隐喻是特定语境中指称与意义的错位,也可看作是“语言前景”(linguistic foregrounding)概念的应用。

有些语言表达法会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因为它们不是某一语言体系中广为接受、经常使用的说法,有时在所处的语境中会格格不入、与众不同。

作者为了创造自己的文体与风格、获得特殊的意义效果,常会在写作手段和用词上偏离常规,从而造成前景(叶子南,2001)。

用索绪尔语言二分法解释,语言常规属于language(语言)性,而偏离造成前景通常是个人语言特色,属于parole(言语)性。

语言前景大体有两种情况:①语言体系不同所造成的前景;②由于原作者刻意安排语言材料所构成的前景。

隐喻中指称与意义的错位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隐喻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在聚合和组合关系中,聚合意味着选择。

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两者之间的替代。

因此隐喻中的指称与意义能构成“双重影像”的联想。

每一个词都处于两种联想关系网络之中,一是聚合关系,二是组合关系。

如“死”与“生”就处于一种聚合关系,与“人”或“有生命的事物”就处于一种组合关系。

如果将“死”与无生命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构成一个语义异常句,同时也引起双重影像的联想。

如:石头死了。

这种异常组合的隐喻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拟人手法实现。

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大海被描述为不同性格的人:the deep-mouthed sea(发出深沉吼声的大海)、the imperious sea(傲慢的大海)、the wayward sea(倔强的大海)等。

隐喻中能指和所指的异常组合可通俗地解释为“风景没变,看风景的角度变了”(束定芳,2000)。

其次是指称论。

莫伊(J.Mooij,1976:37)把传统的隐喻理论分为两大类:单指论和双指论。

双指论认为隐喻表达中仍然保留字面指称意义。

此观点的“互动理论”(理查兹和布莱克)认为其中一个主词的主要特征被“影射到”(project onto)另一个主词上,产生词义变化。

一个词的意义一般可以分为基本意义和第二性意义两种,如果一个词的第二性意义不需要通过基本意义推断出来的话,那么它就已经获得了被承认的意义(established meaning)亦称“熟语”或“死喻”。

如英语的brainwash(洗脑),deadline(最后期限),bottleneck(瓶颈),mask(面具)等。

汉语中有些隐喻性成语,如井底之蛙、中流砥柱、蛛丝马迹、藕断丝连等,一般只用其喻义,本义已不再用。

英汉许多此类词作为多义词,在特定的语境中人们仍能判断它们隐喻的意义。

3.语用:指称、意义与语境关系的归结
分析表明隐喻的指称、意义与语境的关系是语用关系。

隐喻并不是一个普遍语法问题,不同文化、民族理解上的困难,许多是要靠语用的原则和语境参照来解决的(Mey,J.,2001)。

用语用的观点分析隐喻语义不能陷入狭义的语用意义论的循环中,即语义是语用产生的,语用即是词的使用规则在一定语境中的句式表现,形成了语义靠用法、用法靠规则、规则靠词义的循环。

我们对指称、意义和语境的分析应采取语境中的认知方式:一词多义性、词汇意义变化性和语用模糊性(pragmatic ambiguity)。

对语用的观察应基于隐喻化的认知理论,即不是仅以客观真实世界为基础,而是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为基础。

(Sweetser.E.,2002)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把语言作为一个纯一的系统。

但是只有考察言语和语言的冲突,我们才能发现语言的创造性。

我们知道隐喻涉及到意义的变化,而只有在言语中,在语言的具体实现过程中,意义变化才可能出现。

Jef Verschueren(2000)把语言的使用解释为“对语言选择性的不断创造”。

语言的选择性体现在以下3方面:变异性(variability)、磋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

语言的变异性使语言有选择地服务于使用;磋商性使语言在使用中不拘一格,可基于灵活的原则和策略;顺应性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使
语言的使用达到最满意的交际需要。

语言使用过程中人们对意义作出不同顺应的意识反应,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人们顺应语言的意识程度不同而影响着语境和语言结构间关系的变化。

从该语用学的观点来分析语言能指和所指在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即如下图所示:(根据Verschueren,J,2000:76改动)
可以看出,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说话的意义和解释的意义都要经过交际语境过滤,包括物理世界(时间和空间指称关系)、社交世界(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准则)、心理世界(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指称
・9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 
和意义的关系很可能发生变化。

语言语境对指称与意义的影响可以通过对话语类型等的选择来实现。

如选择肯定句式或否定句式:①他一定要去。

②他不得不去。

两句指称信息基本相同,但句①带有主观情愿的意思,句②却有不情愿的意思。

再如陈述句与反问句:①他是大伙喜欢的人。

②他难道不是大伙喜欢的人吗?尽管指称信息也大致相同,句②的语气显然重些。

顺应过程中意义生成是动态性的,语言意义不仅具有规约性,而且具有变异性,话语类型和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可以使语言意义产生无限的变化。

隐喻的语用效果更灵敏,其“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喻化,甚至矛盾的。

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化表明,每一符号均由“能指”“所指”两部分组成。

那么隐喻的概念以语言形式出现,其能指与所指这一深度的构建上有何特点呢?首先,它打破了语言“标准化”的能指和所指关系。

一般说来,标准化语言的能指是类似的,即所有的能指都是符合一定标准的;二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基本是确定的。

而隐喻不同,其符号代表甲,其概念却往往表示乙,把表面上看互不相干甚至相对立的词联结到一起,例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时间是一个乞丐”,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

其次,虽然一部分比喻词语通俗易懂,但相当一部分具有民族文化性,它们不像标准化语言的能指较为普通,能指背后的所指较为明确,而是具有奇异性、错位性和区域性。

如as cool as a cucumber(冷若冰霜),to laugh one’s head off(笑掉大牙)。

“隐喻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

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

”(Lakoff&Johnson,1980)按照莱考夫等人的理解,语言使用中的隐喻只是一种表层现象,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

例如,英语文化中的深层隐喻: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Argument is war(争论即战争)等导致了一系列我们语言使用中的隐喻现象,例如:I cannot afford the time(我赔不起时间),Time is precious(时间是宝贵的)。

Nida(2001)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使用中的语言做出类似的解释。

生理冲动或需求的语言(在没添加人文意思之前)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里没有什么不同的意思,人类在此反应是相同的。

即语言普遍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体现的是一般指称意义。

但人类总是超越对基本生理冲动的认识,追求更高的境界,使本来“自然”的概念添加了人文色彩。

婴儿流泪是生理,而“老泪横溢”则是喻化。

“风、霜、雪、雨”在识字、认知自然、天气预报等中,是指一种自然现象。

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其自然意义便被置换,隐喻和象征开始起作用,超出了所指的范畴。

如:“小楼一夜听春雨”,“独钓寒江雪”。

汉语唐诗中多以自然的“雁”喻“思乡”,如:“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

淮南秋夜雨,高斋闻雁来。

”(《闻雁》,韦应物)“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

乡心正无限,一雁过南楼。

”(《寒塘》,赵嘏)古人提及大雁,往往会引发两种情感:一是因鸿雁传书之说而渴望获得某种信息,且多是喜讯;二是因雁是候鸟,一年两次迁徙,回归故巢,常会牵动漂泊异乡的游子产生浓浓的思乡之情。

因此诗人常借雁寄寓浓浓的乡愁。

指称、意义与语境综合出的词语隐喻现象可以归结为语言在语用过程中产生的超指称意义。

语境和意向中的指称意义的变化和延伸构成超指称的意义系统,主要包括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情态意义、文化意义和结构意义。

内涵意义是指称意义在言者世界观和价值观作用下得以充实、延伸和着色,在语言交流中增加了交流价值,增加了为其指称所不能涵盖的“推断性质”(putative value)(Leech,G., 1990)。

如:
如鱼得水———水的正面价值
血浓于水———水的负面价值
超指称意义包括所有可产生联想的意义,即人和社会文化因素引发的意义。

由于它是从语言所存在的大环境中滋生出来的,是社会的、文化的意义,很难保持稳定。

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产生多个联想意义,甚至相反的关联意义来。

如:son of a bitch是骂人的话。

但久别重逢的好朋友说“And how are you doing,you son of a bitch?”其关联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结构意义被视为超指称意义之一,是因为语言本身结构可产生意义。

如:rock and rye,bread and butter都分别指一个事物而不是两个事物;白猫、黑猫与“熊猫”不能视为同类指称。

另外,结构意义与文章的语域有关,以信息为主导的语篇中所指意义占主导,而演说、广告等语篇中就会突出词语的联想意义。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说不同的话,语言在所指意义的基础上又生成了色彩缤纷的关联意义”。

(叶子南,2001)
4.结语
莱考夫认为我们生活在隐喻之中。

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生活经验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认识给隐喻注入了营养,语言被用来描述缤纷世界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给隐喻提供了广阔的语用天地。

指称和语境的关系在矛盾中得以发展,新的意义不断产生。

这个世界的任何领域,无论是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还是超验的,都处在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语用关系中,只要你能注意到它的隐喻空间,你就可以获得较大的语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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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期刘世理 指称、意义和语境・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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