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舟山群岛半千荷———舟山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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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舟山群岛半千荷———舟山的历史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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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基本观点
( 一) 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1.历史与文化都属于特定的时空范畴。
历史是文化的历史, 讲历史离不开文化; 文化是历史的文化,讲文化离不开历史。
历史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互为载体, 历史建立文化的架构, 文化充实历史的内涵。
中国古代以天、地、人为三才, 人是历史与文化的主体, 说人类创造历史, 其实是说人类在特定时空范畴内创造了文化, 积文化之和便是历史。
2.历史属于已往, 时不再来, 只有历时性。
就像演戏, 当大幕重新开启, 前一幕的故事已成过去。
孔子也曾叹息说:“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而文化则有共时性, 众多古代文化典籍至今流传不衰, 众多历史陈迹成为当今旅游热点。
读李白杜甫诗歌, 依稀与古人相视而笑; 参观秦陵兵马俑, 仿佛能触摸到他们身上的体温, 感受到文化的脉动。
崔颢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
悠。
”悠悠白云是历史, 黄鹤楼则是文化。
历史过去了, 文化却留下来。
3.历史的传承实质是文化的传承。
文化的传承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 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 要特别重视对文化物质形态的传承与保护, 如古长城、大运河、西安的城墙、北京的故宫以及遍布各地古迹文物, 包括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项目, 都是中国历史之源, 民族文化的根, 与国人血脉相连。
直至今日,“秦时明月汉时关”, 仍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征。
所谓皇天后土, 自然界乃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自然生态环境也是文化的物质形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人的命运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息息相关。
一旦环境受到破坏, 人类便会遭殃。
人类对自然应该有敬畏心理, 敬天法地决非迷信, 而是一种经验, 一种智慧, 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睿见卓识。
4.文化是一种凝聚力、向心力与归属感。
人有种与类的共性, 从家族、宗族到民族乃至人类共同体, 都有合群协作的习惯, 这不仅出于血胤与亲情, 更是基于现实的生存与生活的需要。
人类在长期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过程中, 逐渐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社会伦理与文化心态, 并产生凝聚力、向心力与归属感。
李白
的《静夜思》、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不知感动过多少代流寓异乡客地的中国人。
清明、端午和中秋, 作为民族节庆长期传承, 已形成所有炎黄子孙的心灵共振圈。
每当升国旗、唱国歌, 尤其是国际大赛获奖时, 人们总是神情肃穆, 心潮澎湃, 热泪盈眶, 这也是文化使然。
5.文化还是一种历史基因, 具有先天的特异秉赋。
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抽出每一滴血/可以与李白杜甫认同/你乃是真正的中国人。
”有一首流行歌曲, 更是耳熟能详:“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人类不仅有生物遗传基因, 还有文化遗传基因, 这也是文化的一大特质。
( 二) 大历史观与大文化观
1.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 看作是经纬交错、纵横贯通的网络结构, 既有时间纵立面, 又有空间横立面, 不同于一时一事, 一枝一节。
大历史观可以概括为三点: 从整体看局部, 从过去看未来, 从世界看中国。
换言之, 也就是以宏观的视野、发展的眼光, 运用比较的科学方法给具体的历史阶段、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找到正确的历史定位, 厘清历史的线索脉络与走向。
历史是动态的, 用江河作喻, 有上游、中游和下
游, 又有沿岸不同的地貌地物与风土人情, 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景观。
汉唐是公认的盛世,“康乾”也曾被称为盛世。
前者是纵横比较所得出的宏观结论, 而后者则以偏盖全, 未免有粉饰太平之嫌。
因为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 已经远远落在世界形势后面。
《红楼梦》第五回有两句判词:“生于末世运偏消”,“凡鸟偏从末世来”, 整部《红楼梦》也就是封建末世的一曲挽歌, 由此可见曹雪芹先生洞察的过人智慧与卓越的历史眼光。
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论大历史, 其要点有三: 一是用数字化统计; 二是用纵横比较的方法; 三是出古入今, 出今入古, 可资参考。
2.大文化观:
( 1) 要有一种包容气魄和宽容精神。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大”不是“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大, 而是“细大不捐, 兼容并蓄”的大; 不是封闭的大, 而是开放的大; 不是“一元化”的大, 而是“多元化”的大。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和而不同”, 可以说是大文化观的最好注脚。
( 2) 优秀文化是全人类共同财富, 具有普世价值。
文化既具有地域性、民族性, 又具有普遍性、国际性; 既具有个性, 又具有共性。
愈是民族的, 愈是世界的, 不能借口地域或民族不同, 否认先进文化的普
世价值。
历史处在不同发展阶段, 文化也有先进落后之分, 但先进文化始终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
( 3) 文化有狭义有广义。
通常所说的文化, 大都是狭义。
大文化是广义的文化, 它是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艺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 承载着历史的全部重量。
能使“厚德载物”、“远悦近来”、“薪尽火传”, 惟有文化。
( 4) 实行“拿来主义”。
诚如鲁迅所说:“没有拿来的, 人不能自成为新人; 没有拿来的, 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几千年前的古人就有“晋材楚用”之说, 留下“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的宝贵格言。
在信息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各个国家之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取长补短, 资源共享, 固自不待言。
( 5) 对待过去文化的态度首先是继承保护, 然后才是扬弃创新。
文化是导引国民精神向前的火光,“薪尽火传”不止是一代两代人的事。
有保护才能发展, 有继承才能创新。
二、关于舟山的历史
舟山古称“海中洲”, 意为大海环抱中的陆地, 早在5000 年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从考古发掘看,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一脉相承。
舟山在春秋时期属越国, 战国时期属楚, 秦属会稽郡, 两汉至隋因之。
隋
置句章县, 后析为鄞州的一部分。
唐开元26 年( 738) 始置翁山县, 从此有了文字记载的翔实历史。
以唐代建县为界, 舟山历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口头传说时期与文字记录时期。
舟山口头传说时期的历史, 无史志记载, 大都为渔夫舟子之谈, 口头相传, 带有明显的想象成分与荒诞色彩。
其原因是舟山乃化外之地, 人口少, 流动性大, 交通不便。
不过, 参照历代史籍, 也有零星片断记述, 并非完全子虚乌有。
( 一) 口头传说时期
这一时期可上溯五千年, 江浙沿海一带为东夷族聚居地。
东夷人凿木为舟, 以网罟捕鱼为生, 其中一部分人到过舟山, 以为是神仙居处, 人云亦云, 不免夸饰其谈, 故有浓厚的传说成分。
传说人物故事有两类: 一类是流徙的部族、罪犯( 如徐偃王、夫差) ; 一类是方士、隐逸( 如安期生、徐福、梅福、葛玄、梁鸿等) 。
这两类人物在正史里也曾提到, 在当地还能找到他们的若干遗存。
传说的好处是, 可以不拘泥史实, 海阔天空, 驰骋遐想, 从而有利于拓展人们的心灵世界与想象空间。
舟山历史上著名的传说人物, 列举如下:
徐偃王, 西周徐国国君, 嬴姓, 封国在今淮河泗
水一带。
因好行仁义, 遭周穆王嫉妒, 唆使楚国发兵灭徐。
徐偃王不忍战火蔓延, 生灵涂灵, 遂率徐国百姓入海, 辗转来到舟山。
宋《四明图经》昌国卷载:“县东,乃徐偃王所居之地, 旧址犹存。
”今舟山市政府附近有鼓吹峰、金旗山, 为徐偃王驻兵处; 比战洋、马岙等地名, 也都与徐偃王有关, 历代文人有题咏流传。
夫差, 春秋时吴国国君, 与越王勾践争霸失败, 勾践把他流徙到“甬句东”, 即今舟山定海,《国语》、《史记》均有记载。
夫差最后归宿虽仍是个谜, 但定海旧有吴榭乡, 又名甬东乡, 决非空穴来风, 至少夫差族人流徙至此, 大概是可信的。
徐福, 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入海采药, 传说曾途经舟山岱山岛。
岱山古称蓬莱, 今岱山东沙角山嘴头、小岭墩等处仍留有徐福遗迹。
安期生, 秦代方士, 在东海边采药行医, 名声颇大。
秦始皇东巡会稽, 曾与交谈三天三夜。
安期生不辞而别, 留书曰:“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
”安期生的传说在舟山历代史志记述最详。
宋《四明图经》云:“马秦山有安期洞, 耆老相传安期生得道隐此, 因以乡名。
”唐开元26 年舟山立县时置安期、富都、蓬莱三乡,亦可见此传说深入人心。
清光绪《定海厅志》多处提到安期生:“桃花山, 相传安期生学道炼丹于此, 尝
以醉墨洒于石上, 遂成桃花纹。
”今桃花岛对峙山又称安期峰, 为舟山第一高峰, 峰顶有炼丹洞, 为安期生当年炼丹隐居处。
山上云雾缭绕, 风景奇秀, 如今成为旅游热点。
梅福, 西汉寿春人。
王莽专权, 梅福避祸至此, 居普陀山, 结茅修道, 采药炼丹。
北宋以前, 普陀山称梅岑山, 因梅福得名。
今尚存梅福庵, 香火不绝。
葛玄和葛洪。
葛玄是三国时吴人, 道教人士。
曾到“甬东”( 今舟山) 隐居, 采药为百姓治病, 百姓称其药为“仙草”, 尊其人为“仙翁”, 名其所居之山为“翁山”。
北宋乾道年间, 翁山下发现一铜鼎, 据考证是葛玄炼丹遗物。
清定海和县缪曾燧曾作题咏。
唐代舟山建县所以称“翁山”, 意为仙山, 也与葛玄有关。
葛洪是葛玄从孙, 号“抱朴子”, 也是道教人物。
葛洪曾隐居普陀山, 今尚留有“葛洪井”遗址, 相传他还到过定海、嵊泗。
其所著《抱朴子》七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 为道家和医家经典。
梁鸿, 东汉人, 偕妻孟光避乱至此, 今梁鸿岛, 为其生前居处。
清代文人全祖望作长诗《梁鸿山》专咏其人其事。
舟山虽僻处海中, 却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星罗棋布, 富有神秘色彩, 常被古代诗文引为“海外仙山”之
代称。
传说中的“三神山”蓬莱、瀛洲、方丈, 据称就是舟山, 今舟山尚有“瀛洲”别名, 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留在普陀山的摩崖石刻“瀛洲界”, 窠擘大字, 鲜明可见。
汉代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 汉人辑集的《山海经》等著作与舟山都不无因缘关系。
( 二) 文字记录时期
1.唐开元26 年( 738) , 置翁山县, 筑城, 首任县令为王叔通。
2.北宋熙宁6 年( 1073) , 应王安石奏请,“意其东控日本, 北接登莱, 南亘瓯闽, 西通吴会, 实海中之巨障, 足以昌壮国势矣。
”乃置昌国县, 首任县令为张懿文。
舟山从唐代开始就是著名产盐区, 设富都、蓬莱等盐场多处。
著名词人柳永曾来昌国任盐官三年, 作《煮海歌》。
这首长诗以舟山盐民生活为题材, 风雅比兴, 慷慨涕泣, 生动感人, 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 别开生面。
3.南宋建炎3 年( 1129) , 宋高宗赵构因避金兵追击入海, 经舟山去温州, 后建都临安。
这一时期舟山人口激增, 经济繁荣, 教育发达。
邑人余天锡、应亻繇任参知政事, 创办虹桥书院、翁洲书院, 翰墨书香, 浸淫明清。
有宋一代, 昌国共考取进士34 名, 33 名在南宋时期。
南宋嘉定16 年( 1223) 县令赵大忠开辟从昌国
至明州的舟山渡, 定时往返, 是舟山称名的开端。
舟山取“远看山如舟, 近看舟似山”之意, 十分形象生动。
这一称名涵盖整个舟山1390 个大小岛屿, 可谓贴切。
4.元代舟山“户口倍万”, 升县为州, 舟山人口最多时达12 万人。
5.明初, 洪武3 年( 1370) 至31 年( 1398) , 朱元璋颁发数十道海禁令, 废昌国县, 岛民三万余口被迫迁徙, 舟山遂成弃地。
不久, 便有一部分流离失所的渔民、船工以及商人聚集六横岛双屿港, 建房开埠, 悄悄经营海上贸易, 且规模不断扩大, 诞生了中国第一代民间海商, 双屿港亦被后人称为“十六世纪的香港”。
明嘉靖27 年( 1548) , 明军荡平舟山六横岛双屿港, 严禁民间对外贸易, 海商们遂沦落为海盗。
以王直为首的海盗集团借日本平户津为据点, 每年趁季风骚扰中国大陆沿海, 引发长达百年的倭患, 舟山亦成为战场。
无数事实表明, 中国的落后自海禁始, 这是应该铭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年清兵入关。
1649 年张煌言等奉南明鲁王朱以海退守舟山, 举兵抗清, 与厦门郑成功遥相呼应。
1651 年清兵分三路攻陷舟山, 军民一万八千人被杀或自杀, 葬同归大域, 可歌可泣。
后人建成仁祠以志悼念, 今毁。
张煌言等坚持抗清19 年, 宁死不屈, 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的抗争, 也不完全是民族种族之间的争斗, 而是反抗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
清廷野蛮的“薙发令”, 不仅要摧毁汉人的反抗意志, 而且意图泯灭汉族的衣冠文化与人文心理, 甚至退回到奴隶制度。
只有从文化意义上, 才能理解晚明抗清斗争的深刻意义。
7.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 , 康熙以“山名为舟, 则动而不静”, 诏改舟山为“定海山”, 并书“定海山”匾额。
翌年置县, 乃称定海县, 取海波永定之义。
原定海县更名镇海县。
8.鸦片战争期间定海两次保卫战。
一次在1840 年7 月, 总兵张朝发受伤, 县令姚怀祥殉节。
一次在1841 年9 月,“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同日殉国。
一天里战死三名将军, 亦为历史所罕见。
两次保卫战, 无一人投降。
1842 年中英签订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
但是英国占领军并未退还舟山, 直到1847 年续签退还舟山条款, 才把舟山归还中国, 并为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留下伏笔。
当年鸦片战争遗址现已辟为竹山公园, 抚今思昔, 我曾题撰两副楹联:
峰岭陷孤军碧血长眠失虎啸
云天看三剑绿茵小憩听龙吟
那六天奔流五千人英雄血
这一仗打痛每一颗中国心
总结以上历史, 可概括为三点: 即舟山是灵地、宝地、福地。
所谓灵地, 舟山云烟缥缈, 风景独好, 可为人们开启神秘的心灵世界和想象空间。
所谓宝地, 舟山是东海鱼库, 世界四大著名渔场之一; 又地处中国东大门, 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处, 为海上丝绸之路要冲, 属中国经济带的黄金海岸, 历来被商家看好, 为兵家必争。
所谓福地, 舟山人靠海吃海, 有渔盐之利,舟楫之便; 且气候温和, 四季常绿, 是最适宜的人居环境。
民谚云:“大旱不用愁, 大荒有半收。
”因为舟山既靠山又靠海, 不是单一化经济, 有四季鱼汛可供捕捞, 有众多航路可以交通。
三、关于舟山的文化
( 一) 舟山的海洋文化
舟山文化呈现综合多元形态, 包括吴越文化的遗存, 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 外来佛教文化的进入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 以及近代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的兴起, 而其核心仍是本地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 包括传说文化、龙文化、船文化、渔文化、盐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港口文化, 还有深入人心、流布广远
的佛教观音文化。
舟山文化姓海, 大致可以分为准海洋文化时期与海洋文化时期。
从吴越时期开始, 南船北马, 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逐渐有了明显的分野。
在准海洋文化时期, 沿海人类的活动范围、生产与劳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与内陆农耕文化没有质的区别, 但已具有海洋文化的某些因素与特征。
比如重商, 渔民天生有商人的秉赋, 鱼货冰鲜、晒鲞、腌制都按市场化方式运作, 渔船最早实行股份制; 而船工运输则是商业贸易不可或缺的载体。
又比如迁徙, 农耕时代安土重迁, 农民非万不得已不愿背井离乡; 而渔工舟子则敢于乘风破浪, 犯难冒险, 四海为家。
又比如团结互助、同舟共济、见义勇为、舍己救人、重然诺、守信用、广交游、轻财货⋯⋯都表现出与农耕文化的不同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 舟山进入海洋文化时期, 在地域上与上海、宁波接近, 与香港关系密切, 商业活动开阔了舟山人的文化视野, 舟山商人与水手率先走向世界, 世界风也早期吹向舟山, 使舟山文化融入世界海洋文化的大潮。
“弄潮儿在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不断彰显今日舟山文化的时代风采。
当代舟山文化具有海洋文化五大特性: 开放性、多元性、竞争性、商业性与国际性,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可以与上海、香港等地联袂携手,“阿
拉舟山人”与“我伲上海人”享有同样的话语权。
荷兰历史学家房龙认为:“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 它赋予地理以时间与意义。
”海洋文化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且是一个历史范畴。
从严格意义上说, 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里, 只存在局部的海洋文化因素, 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海洋文化。
只有海洋才是演绎海洋文化的舞台, 这个舞台是世界性的; 没有现代化城市港口的崛起, 没有世界性海上贸易的开通, 没有国际性文化的交流, 只能是农耕文化的一统天下。
就整个世界而言, 在十五世纪之前, 世界各国一样是农耕文化唱主角。
十五世纪开始的大航海, 打破了世界的分散格局。
地理大发现, 其实质是商业与市场的大发现, 是人类自身的智慧与能量的大发现, 商品贸易扮演时代弄潮儿的角色。
紧接着工业革命兴起, 伴随着城市的集中, 科技的进步与商贸的发展, 海洋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与亮点。
商贸要求流通, 要求平等; 海洋代表流通, 代表平等。
公平竞争, 自由贸易, 代表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 形成科学、民主、平等、博爱新思潮。
海洋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 它是一种商业文化, 城市文化, 市民文化, 具有世界视野与战略意义的大文化。
它的产生背景一是世界大航海, 二是产业革命, 三是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潮。
当地
球成为人类可以相互往来的共同家园,海洋架起沟通的桥梁; 当新的产业突破落后生产力的羁绊, 添上科学技术的翅膀; 当民主主义思想突破封建禁区, 人民不再受到愚弄与压制, 才有可能产生既有地域性又有世界性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才成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飞跃的新的文化, 先进文化。
舟山文化从准海洋文化时期到海洋文化时期, 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 完全符合这一历史发展规律。
作为广义的大文化, 舟山海洋文化既体现浓郁的地域风情、古老的传统民俗与独擅的名物特产, 是天然的海洋历史文物馆; 又汇入当代商业文化、城市文化、信息文化及科技文化新潮流, 也可以说是时尚的海洋风情博览会。
岱山县近年连续举办中国海洋文化节, 仿北京天坛、地坛修筑别具一格的海坛, 先后建成渔业、盐业、台风、灯塔、徐福、岛礁、海防、书雕等十个博物馆, 把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文物与科技浓缩成具有独特创意的系列, 为舟山海洋文化增添新的标志性品牌。
( 二) 舟山的佛教观音文化
佛教文化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 迅速深入民间,“家家观世音, 户户阿弥陀”, 并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 与儒家文化融合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佛教。
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 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姿态与充分自信;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佛教文化的自身特点和普世价值。
佛教讲众生平等, 讲慈悲为怀, 讲“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种平等是无条件的, 施予不求回报, 行善不用感谢; 这种慈悲是完全利他的, 即使彼此无缘也一样要施以援手, 人类皆为同体, 助人即是自助, 用不着任何感谢与报答。
这就比儒家的“仁者爱人”、“知恩图报”别有一种胸襟与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讲实际, 重实用,重视物质, 相对忽略精神, 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形而下的, 现时空的。
而佛教的“色空说”、“三生说”则是形而上的, 超时空的。
佛教所谓“色”即存在, 所谓“空”即消逝, 色与空, 有与无, 存在与消逝, 乃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
至于“三生说”, 这是个生命科学之谜, 在尚未完全揭示谜底之前, 可以不作结论。
“三生说”至少与通常对时间的界定( 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 同步一致, 与“物质不灭”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人生苦短, 长生既不可能, 来生或可以成为一种心灵的慰藉, 对于今世的补偿。
何况人们在弥留之际,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 有许多愿望尚未实现, 相爱的人还未能相爱, 或舍不得离弃, 希望保留“来生”这一心理空间, 并没有什么不好。
佛教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
果报应并非即时性, 而是历时性。
给善行以激励, 给恶行以惩罚, 一生时间是不够的, 应该有弹性和延伸,“三生说”对惩恶劝善也不无裨益。
中国的儒家学说固然深入人心, 但文辞深奥, 其受众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 相对来说, 不如大乘佛教简单化大众化。
一字不识的妇女, 只要会念“南无阿弥陀佛”, 便走出了皈依的第一步, 便是信众一份子。
佛教主众生平等, 讲色空有无, 布道大众化, 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
佛教的菩萨几乎都是男性, 观音原先也是男身, 到了中国以后才逐渐演变为女性, 这是中国信众与佛学研究者的天才创造。
观音体现了女性的温柔与母性的慈爱, 集善神、爱神、美神于一身, 人称“东方维纳斯”, 成为半个亚洲的信仰。
普陀山开辟为观音菩萨道场,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佛指名山, 或佛选名山。
普陀山的地理风貌与佛教经典暗合。
据《华严经》记载: 善才童子为求菩萨道, 经历五十三参, 其中第二十七参来到普陀山参见观世音菩萨,“见西面岩谷中, 泉流萦映, 林树蓊郁, 香草柔软, 右旋布地, 观自在菩萨于金刚石上结跏趺坐, 无量菩萨皆坐宝石, 恭敬围绕, 而为宣说大慈悲法。
”普怛洛迦, 意为“美丽的小白花”, 原先在印度一偏远处, 中国佛教信众移花接木, 把梅岑山改称
普陀山, 附近一小岛称洛迦山。
洛迦山亦观音修道处, 从远处看, 活脱脱一尊海上卧佛。
二是“观音不肯去”。
唐咸通四年( 863) , 日本僧慧锷第三次入唐求法, 从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像回日本, 至明州( 宁波) 搭船出海, 航行至普陀山莲花洋, 突然风起浪涌, 波涛皆为铁莲花, 船受阻不能行。
慧锷向佛许愿: 如菩萨不愿去日本, 就留在此山。
祈祷方了, 风息涛止, 船移泊至普陀山潮音洞侧。
慧锷一行遂将观音像留置于山上茅棚。
多年以后, 一张姓居民把宅院改建成“不肯去观音院”作永久供奉, 这就是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的由来。
“去”文言作“离开”解,“不肯去”是不愿意离开的意思。
观音不愿离开普陀山,而非不肯去日本。
菩萨普济群灵, 不分国籍, 怎么会不肯去日本? 文言文“往”才有“去”、“到”的涵义。
可见是普陀山迷人的山海风光留住观音, 并选作道场, 许多人对“不肯去”的“去”字显然是解释错了。
三是灵山圣境。
民国初年有一幅普陀山地图, 于右任题签“灵山圣境”。
观世音菩萨又叫“瑞应观音”、“灵感观应”,“千处祈求千处应”, 观音有三十三应化身, 示灵验也。
普陀山确是一方灵地, 山上古木参天,洞壑幽深, 奇峰怪石, 触目成景; 千步金沙, 光熙瑞雪, 朝阳涌日, 均为附近诸岛所无。
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