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我国“买官卖官”问题猖獗的五原因

⼈们说，吏治腐败是的腐败。

买官卖官则是的吏治腐败，是我国政治⽣活中极不正常的歪风邪⽓，买官卖官⼲扰和破坏了党和国家正常的⼈事任免制度，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在⼈民群众中的形象，容易产⽣更⼤的腐败。

对社会政治⽣活中的这颗“毒瘤”，正直、善良的⼈们⽆不痛恨唾骂，党中央把整治买官卖官作为2006年反腐败⼯作的重点，已经查处了许多买官卖官案件，说明了我党对买官卖官现象打击的决⼼。

什么原因导致买官卖官现象的屡屡发⽣？
1、权⼒暴利、官职含⾦量过⼤。

买官卖官，是以钱买权和以权卖钱的⾚**的权⼒与利益的交换关系。

作为卖官者，交易本⾝使他直接得到⾮法⾦钱利益；作为买官者，虽然花钱了，但是所买到的职位使他今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可见，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双⽅都围绕着各⾃的利益⽽忙活着，都被⾦钱所俘获。

为什么要进⾏买官卖官呢，因为官员的权⼒太⼤了，官职的含⾦量太⾼了，由此形成巨⼤的⾦钱诱惑。

在买官卖官的腐败分⼦眼⾥，买卖官职事先需进⾏成本核算的。

按照官职的⼤⼩及其含⾦量定价出售或购买，⼏乎成了官场“规则”。

⿊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回收了600多万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超过600％。

原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向马德⾏贿开⽀50万元，之后依靠受贿所得210万元，获得400％的丰厚收⼊和300％的净利润。

2、“⼀把⼿”权⼒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个缺陷。

依照《党政领导⼲部选拔任⽤⼯作条例》，我们党的⼲部选拔、晋升有着⼀套严密、科学、规范的选⼈⽤⼈机制，必须经过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责任追究等多个民主与监督的环节。

显然，遵循着这样的制度规则和操作程序，任何⼀个想得到选拔和提升的⼲部都得⾛正路，⽽没有旁门左道可钻。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真正起作⽤的是“⼀把⼿”，只
有“⼀把⼿”才独揽⼈事⼤权。

因此，买官卖官者的核⼼⼈物多为“⼀把⼿”，“⼀把⼿”权⼒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个缺陷。

⼭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主政短短的8个⽉期间，29次收受贿赂，案发后他和妻⼦曾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样。

”这个“不⼀样”就是作为“⼀把⼿”的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作为“⼆把⼿”的县长不能企及的“⼀锤定⾳”话语权。

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堂”成了“⼀⾔堂”。

在“⼀把⼿”专权⼈事的格局下，“不跑不送，降职使⽤；只跑不送，原地不动；⼜跑⼜送，官运亨通”不幸成为现实，正常的提拔晋升渠道反⽽被堵塞了。

3、政务神秘，公开化透明度不够。

这⼏年虽然中央⼤⼒推⾏政务党务公开，增强透明度，把政务党务置于⼴⼤⼈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但在⼀些地区、部门、单位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权⼒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远远不够。

就以⼲部选拔任⽤来说，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仍多是处于半明半暗状态，甚⾄是暗箱操作，从已经揭发出来的那些买官卖官案件，⽆⼀例外地都是见不得⼈的勾当。

如果失去⿊暗的庇护，暴露在光天化⽇之下，⼜岂能得逞！
4、查办不⼒、监督惩处体制存在⼀定弊端。

这么多年来，买官卖官分⼦“前腐后继”、“不怕牺牲”，与监督不严、查办不⼒、监督惩处体制存在⼀定弊端密切相关，亟需改善。

⽥凤⼭的腐败⾏为是在⿊龙江发⽣的，⽽他⼏年后却被全国⼈⼤任命为国务院的部长；张国光是在当辽宁省长时犯的案，却被派到湖北省被省⼈民代表⼤会选举为省长。

并不是他们隐藏得深，其实群众早就知道，早就有⼈举报，只是知道的⼈不能去选举，选举的⼈⼜不知道。

在马德卖官受贿案中，绥化市下辖⼗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部被卷⼊，仅绥化市各部门
的“⼀把⼿”就有50多⼈，只要给他交了买官的钱，哪怕是⼈⼤选举的官都没问题。

⿊龙江省⼏个省级腐败⾼官，在省⼈代会上更是⾼票当选。

⼈⼤代表中有⼈知道他们中的问题，但在韩桂芝以组织的名义做⼯作、监视的情况下⽽被迫违⼼地投票。

5、思想变质、官德官风败坏。

作官意味着什么？是⽴党为公、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恐怕这样的道理，每⼀个⼲部不会不知道。

那么⼀些⼲部还会置党的宗旨、⼈民的利益、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把官职当作可交易的商品进⾏买卖呢？从⼀些腐败官员的⼼路历程和忏悔来看，最根本就是放松了思想学习，淡忘了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乃⾄于把官职当成了为个⼈牟利的⼯具。

本来，为官清廉应该是⼀个起码的道德底线，可是，⼀旦思想蜕变，⾃律不再，清正廉洁的官德官风也就荡然⽆存了。

不要以为这是⼀个⽼⽣常谈的话题，正确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挡住买官卖官的第⼀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