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手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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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手姑姑》---山水吉子(摘自小说月报)
仙手姑姑
当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时,我早已离开了你们。
永远。
我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那儿很安静。
安静得常常使我无法确认,我是否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但我的确还存在着。
我不知道,一个死去的人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只知道,我继续活着,是因为我想念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这是一个很难让你们确信,对我,却是惟一的理由。
你们在这条街道上散过步吗?它狭长,平直,像T型舞台上顶尖模特儿的身材,大约有三公里。
沿街,许多低矮围墙上,当春天到来时,盛开蔷薇花。
很快,蔷薇花老了。
由粉红衰败成粉白,零零落落残碎一地。
人们,包括活着时的我,在不同时间,带着不同心境,从它们身上踩过。
不同质地地鞋底将它们已经蜷缩的身躯碾得稀巴烂。
残碎的蔷薇不反抗,不落泪。
或许,它们从绽开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最终结局。
反抗,落泪,对于已经残碎的它们,毫无意义。
而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花儿是没有骨头的。
没有骨头的花儿远比你们想象得要坚强。
第二年春天降临时,它们照样娇艳如初。
有骨头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
人老了,人死了,人,再也没有来年的春天和年轻。
假如,这条街道只有春天,我会彻底遗忘它。
我记住它,是因为它还有秋天,还有冬天,还有女人。
秋天,这条街道在我记忆中是一种色彩,紫色。
这种色彩当然和那个被想念的女人有关。
当我在非常安静的地方回想起街道的秋天时,紫色还带着声音。
像婴儿出生时的啼哭,美妙,却令人心碎。
冬天,这条街道的另一些低矮围墙上缠满枯藤。
枯藤在冬日阳光中妩媚而无力地攀缠着斑驳老墙。
像上了年纪的男女做爱。
费劲,却缺乏诱人动感。
尽管,我从未见过老年人做爱。
但我完全可以想像。
这条街道有个浪漫而带点色情风味的街名——寒柳西街。
有段时间,它被改名为红旗大道。
后来,又被改回来。
仿佛,一切不曾发生。
寒柳西街坐落在我所居住城市的东南角。
那儿很突兀地保存着一些有百余年历史,建筑风格迥异,独门独院的小楼房。
解放初期,小楼房里住着一些有故事的人们。
后来,发生了我没有经历过的“三反五反”、“反右”、“四
清”,和经历了一点点,完全没有记忆的“文革”之后,那儿住进一些更加有故事的人们。
看见这个向你们走来的女人吗?我看见了。
正向你们走来的女人叫李延。
李延住在寒柳街一幢经年失修,破败不堪的小楼房里。
那天,当我即将要和这个世界永别时,我特别想见李延。
我想对她说句话,对她做个撩拨耳垂的动作。
李延会明白,即将和她永别的我,想对她说什么,为什么对她做这个小动作。
但那时,我无法见到李延。
人们从没想过李延会是我在生命终止关,最最想见的一个女人。
所以,当我奄奄一息时,他们一会儿叫这个人,一会儿叫那个人。
就是没有人想到把李延叫来,见见我。
就这样,内心深怀着等待的我和李延不辞而别。
是李延有愿意原谅我?不会。
李延不是那种女人。
如果她那么计较,我绝不会绝望中期待她的到来。
我在舞台上表演过无数次“不辞而别”的情节。
没有哪个情节令我像那天那样伤心伤情。
我知道,再也没有“相见”时刻了。
无论在哪里。
“地老天荒,珠泪儿滴穿阴阳。
生不约死,空悲哀难复醉时光。
”在绝望的等待中,我惶惶惑惑想起初次登台演出的情景。
场景是一座写意而富丽堂皇的古寺庙。
在乐队演奏的钟钹鼓磬声中,我穿着华贵而绵软的戏装,挥舞长长的水袖,像秋风一样,沉着而稳健地圆场,边唱着这样的唱词。
那年,我19岁。
不懂真正的爱,不懂真正的恨,不懂真正的生,不懂真正的死,不懂真正的相见,不懂真正的分离。
惟一懂的是表演技巧。
我的表演技巧更多来自神秘遗传。
这种东西在我呱呱坠地之前,已经渗透在我的每一滴血液中。
娴熟的技巧让我来了个“挑帘红”。
经久不息的掌声回旋在可以容纳1300剧场的每一个角落。
谢幕时,我看见李延坐在第一排座位中间。
她没有鼓掌。
我想,肯定是因为她不鼓掌,我才会特别地注意到她的存在。
在如此热烈的掌声里,李延冷漠的神情显得十分古怪。
好像来看戏的人都欠了她一屁股债。
她专门来讨债,别人却津津有味地看着戏。
我礼貌地鞠躬,向观众,当然也包括了她。
但她对我的鞠躬同样无动于衷。
好像我也欠了她的债。
不就拍两下手吗?总不至于一拍手,手指就少了一根。
团里人都说她是个怪人。
看着不鼓掌的李延,我算是领教了。
白活那么一把年纪。
连最起
码的规矩都不懂。
一个白痴。
演出结束后,大家闹哄哄地去宵夜。
宵夜的人群中,没有李延的身影。
当我被所有人叛定已经死亡时,我还是不懂真正的爱,真正的恨,真正的生,真正的死。
但在那天的等待中,我好像懂得了真正的相见与别离。
死了,我才知道,原来从登台演戏开始,我唱的就是自己!在舞台上,我饰演的所有角色最终都是含怨别离人世的。
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中。
以精致典雅,不动声色的传递,悄悄把自己的命运分解成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形体,还有繁复的化妆。
我是如此慷慨大方地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舞台上一个又一个角色去铺成,去改变,去结束。
我为角色承受了与我同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压力,我为角色耗尽我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躯体。
在我被叛定死亡这前,对此,我从无怨悔。
角色因我而获得一次又一次新生。
末了,我却因角色而步入死亡之门。
李延说,所有演出都有大幕最终降落时刻。
我不服气,和她斗嘴,说,所有演出都有大幕重新开启的时候。
李延说,最终。
最终降落!你懂不懂?
大幕最终降落了。
我懂了它的真正含意。
李延却没来。
挺没劲的。
不说了。
听一个死亡的人叙述故事,你们要有足够耐心和毅力。
我的叙述是混乱的。
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时空概念。
在这点上,我已经为你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你们应该向我学习。
我在舞台上演绎的所有角色,都是穿越千百年尘埃而踏入现实生活,成为一种点缀,也许,你们中间的许多人,还真的无法知道自己的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
我喜欢李延曾经给我的演出写过的一篇短文。
她说,京剧,时空的迷乱点缀。
你们看戏。
看戏时,自然而然也就接受了过去与未来时空颠倒的顺序。
那么,我也就有了叙述的依据。
你们为我鼓掌吗?
别以为死去的我不在乎掌声。
告诉你们,死去的我还是一个演员,一个角儿。
我还是在乎掌声,像生前一样。
我生前最在乎的掌声是“内心喝彩”。
一般掌声绝对打动不了我。
这可能和我成名过早有关。
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我和李延交往的残酷代价之一。
是她对掌声的那份吝啬拨动了我对“内心喝彩”的久久渴望和痴迷。
我初次登台演出时所见到的那个伫立在一片掌声中的李延,就像悬挂在剧场上空一个巨大无比的问号,它深深印刻在我的灵魂深处,给了我再也无法抹去的记忆。
初次登台的人很容易沉醉于热烈的掌声。
我却因为不鼓掌的李延面失去了初
次沉醉的机会。
19岁的我,不知道这个“失去”对我意味着什么。
但在那天宵夜的人群中,我还是抑制不住自己迫切想与李延交往的念头。
我问了在座的所有人,没人告诉我,李延为什么不参加宵夜。
话扯远了。
我好像正在说寒柳西街。
我在说,看见李延从街上走来。
据说,李延在寒柳西街的房子是她父亲留给她的。
但我相信,这样的房子一定是她爷爷,或者她爷爷的爷爷留给她的。
给她留下房子的长辈大概早料到她会有一个和许多女人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才给她留下栖身之处。
如果她的长辈不为她留下房子,她现在能住在哪里呢?
像李延这样的女人,哪个男人会真心实意地为她买房子,娶她为妻,和她过普通人的日子?我想不会有。
我活着时从没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没这念头,并不是因为李延整整大我20岁。
和她在一起,她无法让我产生可以一起过日子的感觉。
我是这么想的,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具有哪种个性的男人,都不会娶一个无法过日子的女人为妻。
那样的女人等在家里,不会让男人产生实实在在“回家”的感觉。
我无法想象,李延会在一大堆尿布中继续写那些飘荡在空气中的唱词。
我更不相信,李延会在满屋子的油腻味中对住房面积的大小,菜场鸡鱼虾肉的涨价无动于衷。
我也曾经想过,李延在乎住房面积的大小,计较鸡鱼虾肉的价格高低。
但李延不会像剧团里的有些小花旦和大青衣们那样,扭着小蛮腰,走进分房小组办公室。
眼神朦朦胧胧,手中握一瓶安眠药,撮过来撮过去,撮得分房小组负责人心惊肉跳,随时想着怎么叫急救车。
小花旦和大青衣们念台词似的掌握好节奏,分清了团尖音,柔声柔气地问,给房还是不给?
或者,像团里那个喜欢种花,养了很多金鱼的短打武生。
武生和我同年。
光长力不长个头。
他找分房小组成员谈话前,先去道具间看了看,顺手操起一件在舞台可以开打的家伙,见东西就砍。
结果,分房小组负责人主动找武生谈话。
要不,就像我在舞台上的那个搭档。
闷声不响拎了许多贵重物品,还有装着钞票的信封去走门串户。
每个分房小组成员的家都会走到。
送去的物品有多有少,装钱的信封有厚有薄。
但无论如何,不会落下一户该走的人家。
假如李延在我活着时真的计较这些,那她还是李延吗?我还会在死亡之时苦苦等待她吗?肯定不会。
李延也是计较的。
只是她的那些计较在别人眼里显得惊头怪脑。
比如像那次大家都为我鼓掌时她偏偏不拍手。
后来,有了交往,我问她,当时为什么不
拍手。
她反问我,为什么拍手?为你的技巧?为你的年轻?还是为大家的鼓掌我也必须拍拍自己的手?你们看,她就是惊头怪脑的计较这些。
剧团有句老话,要脸的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
如果要脸又要命,那在许多事情上只有没气没屁活受罪的份儿。
当然,你真是个大角儿,像我一样,也行。
剧团还有句更管用的老话,有本事吃艺饭,没本事吃气饭。
李延要命,更要脸。
我想,她是不愿意像戏里的祥林嫂那样,不分地点场合,逢人反反复复述说阿毛被山里野狼叼走的悲惨故事。
我甚至敢断定,她根本不知道那些分房小组成员的家门朝南朝北。
是人都长两条腿。
有人专门走这样的路,有人专门走那样的路。
这就应了老戏里的唱词,江山代代云烟中,本性分毫难移动。
所以,李延分不到房子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分到了,反倒让我不可思议。
她在菜场里不会讨价还价同样也是天经地义的。
会了,太阳该从西边爬上来。
说起来,李延也算是个有本事的女人。
但她不是演员。
在剧团里,只有演员有本事才叫真正有本事,其它的本事就差口气。
不是演员的李延还不会来事儿。
不会在领导要来开会时提前半天从传达那里把钥匙拿来打开会议室的空调。
不会记住领导的生日。
不会在领导丈母娘的弟弟生病时去医院探望一下。
不会在领导装修房子的时候天天像钟点工一样干这干那。
不会在领导面前流几滴眼泪诉诉委屈。
没和李延交往前老听团里人说,李延的眼泪是金子做的。
谁见过她哭啊?
我见过。
我看着李延的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慢慢充盈,无声穿过她的睫毛,一滴一滴落下来,在腮边湿成一片。
最后,脖子也湿了。
她的眼泪不是金子做的。
和普通女人的泪水没什么两样。
学会写剧本前,李延会化妆。
手艺了不得,所以有“仙手姑姑”的美称。
但她后来不为别人化妆了。
由她调教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在我活着时都成了“大拿”,挣钱挣得又买别墅又买轿车。
人们谈到她学生时,她从不流露丁点羡慕神色,好像别人说的人跟她八杆子打不着,从不相识。
她丢掉了一份手艺,丢掉了一份可以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巴结她的手艺,一份可以为她带来许多财富的手艺。
在一个手艺变得越来越值钱的社会中,她傻乎乎地开始学着写剧本。
写剧本算什么本事?不就是“抓字儿”?剧团一位老编剧退休前对我说,这女人真是活腻味了,自找罪受。
唱戏跑码头的,多少都会“抓字儿”。
见过早先中药铺里小徒弟看着药方撮药吗?写剧本,干的就是这营生。
有本事,“开药方”去。
李延却由着性子把自己变成了没本事的“撮药人”。
丢了手艺的李延,我活着的时候,因为一次偶然,为我又重新拾起了手艺。
而且,从此想成为我的专职化妆师。
因此,她遭许多人骂。
骂什么都有,难听极了。
我知道别人骂她,她也知道。
但我俩在一起时,从不提。
她像骂她的事根本不存在。
想到这一点,死去的我会辛酸。
难道,我只能在死后才开始知道应该心疼一个丢了手艺,又为我重新拾起手艺的“撮药人”?
尽管死亡的我知道心疼李延了,但我不爱她。
仅仅只是想她罢了。
我和李延分手3年了。
分手时,我32岁,她52岁。
现在我应该35岁,她当然是55岁。
我以为死亡的我不会再计算年龄。
当我如此清楚地对你们说出这两组数字时,我才发现死亡并没有改变“真实”。
3年来,在那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我常常想李延。
想她时,脑海中就会清晰地浮现出一座座造型不同的舞台轮廓,一间间大小不一的化妆间。
还有,爬满蔷薇花的青藤的矮墙。
还有,她那双柔软白暂的手。
那是一双应该留着精心修剪过的指甲的手,但她不留。
她说,留了指甲,没法为你化妆。
3年来,无论春夏秋冬,每个下雨的黄昏,我都会看见李延准时走出家门。
我看着她不紧不慢锁上门。
然后,抬头望望天空,再看看脚下的地,然后,走出院子,然后,走上寒柳西街。
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出门时看看天,看看地。
上年纪的人怕天气突然变化,怕一脚踩空摔倒。
走在寒柳西街的李延还是喜欢穿紫颜色衣服。
款式、面料随着四季变公面有所不同。
有人说,紫色是神秘而高贵的。
紫色在她身上却让我产生心慌意乱的感觉。
我第一次近距离凝视她,她就穿着紫色羊绒宽松外套。
那件外套织法很特别。
其它的地方都是密密的针脚,惟有胸前那一块织成镂空图案。
透过镂空图案,不经意中,我看见她里面戴着深紫色绸缎面料胸罩。
我当时的女朋友马嘉琪成戴这种面料的胸罩。
从此,紫色让我产生迷幻。
活着时,我和李延在寒柳西街不知走过多少次。
记得最清楚,25岁那年,是个圣诞节。
我和别的女孩玩够了。
回家路上,突然脑海中闪过李延的影子。
我想,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会干吗?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问,干吗呢?答,没干吗。
说,出来。
答,行。
我就这样把她从家里约了出来。
我没对她说为什么约她,她也没问。
我一直没闹明白,李延和马嘉琪,两个和我处得最亲近的女人,为什么都是问了上句,不问下句的主?她们的“断句”害苦了我。
听完故事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天,给李延打电话前,我已经喝了很多酒,但我绝对没醉。
剧团角儿都很有酒量。
角儿的酒量,多半是被戏里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唱词和拖腔“浇灌”出来的。
唱词和拖腔犹如身怀绝技的调酒师。
开始给你的“水”只是让你觉得这“水”不难喝。
慢慢,留在嘴里的余味,让你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多来几口。
再后来,一见到“水”,就会产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慨。
最后,隔三岔五,时不时就要想念“水”。
那种想念,说像男人想女人,又不完全像。
总之是个实实在在的念想。
这样的念想在心里不能久搁,搁久了会出事。
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喝了很多酒的我和李延走在静得可以清清楚楚听见我们脚步回音的寒柳西街上。
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
不知什么时候,我握住了李延的手,还把两人相握的手插在我的风衣口袋中。
从背影看,别人一定认为我们是情意绵绵的爱侣。
但插在口袋里的手告诉我,我和她不是什么爱侣,甚至连好友都算不上。
唱戏的有讲究,一个好演员,半个真和尚。
那意思,我不说,你们也明白。
我绝对是个好演员,但我不是半个真和尚。
我以我自己的方式遵循着梨园的老规矩,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梨园的“新时尚”。
我以同样的方式握过许多女孩的手。
在与那些女孩的手相握时,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她们肯定会成为我的爱侣。
李延的手不太“听话”,完全不像我想象那样。
尽管被我紧紧握着,但我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到它的独立“存在”。
与李延“握手”之后,我戒掉了这个男女相处时很平常的动作。
除了和当时的女朋友马嘉琪。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当然不是想就此成为半个真和尚。
那个圣诞节天蒙蒙亮时,我和李延在路边一家小店里吃菜泡饭。
她单给我要了一份,自己没要。
她用胳膊支撑着脑袋,斜着脸,看我吃。
我知道她很疲惫,但我不问她累不累。
那时,我才懒得去关心一个大我20岁的老女人。
在一个节日里能想着叫她出来玩,对她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
难道她还不满足?吃完菜泡饭,我看李延根本没有想要为我付账的意思,就起身自己去讨账。
当我回到她身边时,她让她的下巴抵着桌面,像说梦话一样地问我:“你不想送我节日礼物?我们在一起过了圣诞节,你可是个男人。
”
李延的下巴很好看。
丰满而棱角分明。
我认识很多女孩,那些女孩的下巴长得都不如李延。
下巴长得不如李延的女孩从来没像李延这么直截了当向我要过礼物。
所有喜欢我的女孩都忙着送礼物给我。
望着一个好看的下巴,我觉得李延很可笑,可笑得有点愚蠢。
不过,说实话,觉得她可笑而愚蠢的我,并没有因此讨厌她。
第二天傍晚,我让我的女朋友马嘉琪陪着上街为李延买礼物。
我没告诉马嘉琪,礼物是为谁买的。
马嘉琪也没问。
我让马嘉琪帮我挑。
马嘉琪就十分耐心地帮我挑。
先是在进口女士内衣专柜转悠。
后来,又在进口巧克力中拨拉来拨拉去。
还去了玩具柜台。
挑来挑去,都不合我心意。
最后,还是自己挑中了一件。
当我挑中那件礼物时,马嘉琪才说,这礼物肯定不是为我买的。
我说,没错。
我等着马嘉琪再往下问。
马嘉琪偏不问。
马嘉琪只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你总不能指望你的女朋友为你挑一个令你满意的性伙伴。
我为李延买的礼物是一辆迷你型自行车。
勉强可以算是个带着长长链条的胸饰挂件。
银色,中间镶嵌一点点黑。
那时,我特别迷恋自行车,尤其是那种高级的山地跑车。
马嘉琪喜欢我骑山地跑车的模样。
她说,骑车的你看上去很有力量。
我不是因为李延长了一个好看的下巴才为她买礼特的。
我知道自己为李延买礼物的真实动机。
她写戏,我唱戏。
她写的唱词能让我在舞台上毫不费劲地唱出那种柔肠寸断的感觉。
以前的编剧从没给过我这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对一个在舞台上用小嗓发声的男性来说,非常重要。
有了这种感觉,在舞台上,我可以身心真正“分家”,可以“灵魂出窍”,才能传递出特别的神韵。
没有这种感觉,有时,我会恶心自己。
我眷恋这种感觉,它滋润着我的生命。
我经常被我自己“有感觉”的演唱所打动,我的戏迷更是被我打动。
我不愿意因为一件礼物而得罪李延,仅此。
为李延买了礼物的我,没有马上送给她。
有了那样一个圣诞节的共度,我和她的关系并没发生任何改变。
转眼到了母亲节,我主动打电话约她。
我说请她喝咖啡,还要送礼物给她。
“好啊。
”李延在电话里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
听说要送她礼物,她笑了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她笑。
我觉得她的笑声是紫色的。
放下电话,我默默地琢磨了一阵。
我想不出李延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和我约会。
会不会化妆?总之,我盼望李延能为我稍稍改变一下。
那天,我们约定在寒柳西街的“思凡”咖啡屋见面。
那是我常去的地方。
那儿以专门供应现磨的巴西咖啡而吸引众多的喝客。
几乎所有的喝客都是回头客。
不逢年过节也必须先打电话定座。
我提关10分种到达,由服务生带领着找到事先预定的靠窗位子。
我开始等待。
你们看,我的一生,无论生死,都和等待纠缠不清。
电话里一口承应我的李延,没有如期践约。
她让我很狼狈地在咖啡屋里足足空等了将近一小时。
我不时地看表,不时透过薄薄的窗帘向外辨认每一个路过的与李延年纪相仿的女人。
咖啡屋的门开启一次,我随之产生一份希望。
很快,希望随着门的关闭落空。
我想拨打李延的电话。
莫名其妙的自尊又一次阻止我的行动。
送给李延的礼物早已被我摆放在她的座位上。
那儿却久久空着。
望着那件礼物,我在心里安慰自己,不是我在等待,是一件不值钱的礼物在等待。
好几次,服务生面带笑容前来和我商量,是否能挪到一旁的休息区去等朋友,把这个座位先让给别人。
我对服务生说,我的朋友马上就到。
事实上,一直到我准备离开“思凡”,仍然不见李延踪影。
在遥远而非常安静的地方,我和很多女人有过约会。
她们是我生前在舞台上饭演过的一个个角色。
尽管我死了。
她们仍然守时地如期而至。
从不因为我的死亡而对我稍有怠慢。
我活着的时候,与我约会的所有女孩和那些在天堂里与我约会的角色一样,从没让我多等一分钟。
一个老我20岁的女人,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击败了我的自信和傲慢。
独自空等的我心里越来越烦躁。
咖啡屋里每一对脸凑得很近,卿卿我我聊着天的恋人好像都是故意在气我,嘲笑我的无能。
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举手狠狠砸了一下还剩关杯咖啡的杯子。
服务生闻声走来。
他依然面带职业笑容,用低低的嗓音对我说:“先生,这杯子是进口的。
您不小心砸碎了,需要赔款。
它价值人民币239元。
”
我记不清,自己对笑容可掬的服务生说了些什么。
我只记得,自己不假思索地从口袋里掏出三张百元钞票,往桌上一扔,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屋。
刚出门,那个服务生紧跟着追出来,他手里拿着我应该送给李延的礼物。
接过服务生递给我的礼物,我用力向马路中间甩去。
我在心里恶狠狠地诅咒道,碾碎它!碾个稀巴烂!
一辆又一辆汽车从礼物身上驶过。
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因此粉身碎骨。
我失眠了。
在此之前,除了演出,我是个脑袋一碰枕头,不出10分钟就可以步入梦乡的人。
那天,马嘉琪去外地出差了。
幸亏马嘉琪不在。
如果在,我就不可能那么放肆地失眠。
无论如何我也得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失眠理由。
要不,那天马嘉琪嘲笑我的话岂不成了事实。
你们还记得吗?我为李延挑中礼物时,马嘉琪对我说,你总不能指望你的女朋友为你挑一个令你满意的性伙伴。
这话,着实让我迷糊了一阵。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
打开冰箱,我喝完了储藏的所有啤酒和可乐。
开着电视机,握着遥控板不停转换频道,直到每个频道都开始闪烁“雪花”。
我还是无法入睡。
恍恍惚惚想起来,马嘉琪出差前买了一张进口碟片。
我打到碟片放进影碟机。
荧屏上出现片名,叫《走在云上的人》。
我盯着影碟机很认真地看,暂时忘记了失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