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送我进育才

爸爸送我进育才①重庆古圣寺育才学校学生萨苦荼
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遇到一些三岔路口，这时道路的选择往往会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方向。

一九四五年春爸爸送我上育才，便是在关键时刻果断地送我走上了通往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个晚上，爸爸没有回家，从此便失踪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桂林乐群社门前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走的。

当时我只有十一岁，姐姐苦茶十四岁。

一夜间我们失去了抚养者、保护人，成了政治犯的子女，靠爸爸的朋友接济为生。

生活的剧变有时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改变人的思想，童年戛然结束。

严酷的现实把不谙世事的孩子推入了黑暗凄苦生活的漩涡。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军打到了湖南，桂林危在旦夕。

此时爸爸已被国民党当局押送重庆集中营，我们随着逃难的人流向大西南缓慢地移动，姐姐失散了。

到处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难民，不时见到无人收殓的尸体，公路上不断地过着国民党的溃兵伤员。

后面是追兵，前面呢？前途茫茫。

一九四五年的春节是那样一个灰暗寡欢的节日，天阴沉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年后不久，突然一位陌生的青年人找到了重庆南岸我寄居的地方。

他说，爸爸委托他来接我。

五云山顶戒备森严的训导团（集中营）给父女重逢的欢乐笼罩了一层铅重的乌云。

虽然国民党政府慑于形势已把爸爸从训导团寨子内调到寨子外的“研究室”，但他仍然是被囚禁的犯人。

尽管如此，在爸爸身边我仍然感到欢快，自已再不是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羔羊了。

爸爸教我读书，领我在许可的小天地散步，给我治头上的虱子，身上的疥疮……
下一步怎么办？我不愿离开爸爸，他也希望把好不容易找到的女儿留在身边。

可是集中营毕竟不是我久留之地。

看得出来，爸爸在沉思，掂量。

最终他下决心送我到陶行知伯伯创办的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并反复对我说，上了育才他就放心了。

虽然当时我并不全懂他讲的那些道理，但却感觉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学校的问题，这是他对我前途的一个决策性的安排。

一九四五年二月爸爸请准了假，为我收拾了仅有的一点行装。

在一个明丽的早晨我们离开了令人感到压抑的五云山，穿过青山绿水，来到了北碍草街子附近的凤凰山。

我们迈进了高墙围绕的古圣寺。

当我想到又要离开爸爸独自留在陌生人中间时，我感到惶恐不安，然而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这座古老寺院中生气勃勃、互助友爱的气氛驱散了我心头的疑云。

我又找到了家，找到了亲人。

一棵刚露头就被国难家愁压倒的幼苗移植到了这块培育革命人才的绿洲上。

它又挺枝返青，茁壮地成长起来。

爸爸几乎每周星期六都到育才来看我，给师生讲话，住一夜，第二天回五云山。

他成了育才每周必到的讲师，一直继续到同年夏季他被释放。

爸爸一出狱便到昆明去找姐姐。

湘桂沦陷后一直没有得到姐姐的消息，爸爸非常焦急。

后来听说有人在昆明见到过她。

爸爸到昆明找到了姐姐，把她带回重庆，也送进了育才。

这样他才放心地离开重庆去香港工作。

一九四六年春，我和姐姐离开了育才，随同爸爸去香港。

我在育才总共只呆了一年多，而且是在十三、十四岁的少年时代。

可是这一段的育才生活给了我的却是那么多，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进育才时我是一个为家灾国难压倒了的难童，离开时却已是一个有政治信念、有理想的少
120
陶校长与文学组育才文学组同学
在我们的脑子里，总不能忘记的是陶校长对我们的指示。

那是我们第一次受到他的奖励，在我们开了诗歌朗诵会之后，他说：“我走了二十几国，都没有看这样好的朗诵会。

这就是创造之神降临了我们凤凰山，大家应不断的努力创造。

”
除夕，陶校长到我们组里来，围着一盆火，他给我们朗诵了他的新年诗：“一百声礼炮……”念完了，他要我们批评，他就讲了他所写的一首诗被小孩子改了一个字，他很满意。

又一次，他给我们谈话，他看见了我们的长头发，破衣服，他又听同学们说，文学组最喜欢讽刺人，钻牛角尖，只知道啃书本，于是，他对我们说：“一个文人，不能像过去那样，长头发，衣服脏得很，烂了也不补，爱说点风凉话，这是不对的。

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皱皱的样子。

更不该钻牛角尖，当我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真佩服他的博学，他在描写列文和农人收割的时候，一草一木，他却写得出名字和样子。

所以你们要把学习的门打开……”
在重庆，我们见习，恰巧遇见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纪念，文学组和音乐组共同开晚会纪念，我们准备了一个袁水拍写的《责问他》，因诗是针对着现实写的，我们怕发生了什么事故，所以去请教陶校长，他说：“该做的事就做，不用怕！”
于是，会开了，集体朗诵了《责问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把那些奸商、贪官污吏骂了一顿，为人民出了一口气。

群众都吼起来了，叫着“好”，拍着手掌。

可是，当下个月音乐组同学要开演奏会，再去租那个会场时，那里已经奉令停租给育才了。

而陶校长并不懊悔。

原载《大家心中的陶行知》
年。

我的视线已由个人的不幸转移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劳苦大众身上。

我痛恨国民党，热爱共产党，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愿为祖国、同胞献身。

我热爱音乐，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一年多育才的革命启蒙教育使我不仅仅在理论上，更多的是在感情上觉得自已的命运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已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秋，我和姐姐离开了歌舞升平的香港，投奔战火纷飞的华北解放区，甘愿离开爸爸身边，投入陌生但亲切的同志行列中，甘愿抛弃大都市舒适的生活条件去偏僻的农村，穿上粗土布军衣，吃小米窝头。

爸爸全力支持我们的向往。

这原是他送我们上育才时就定下的目标啊。

【注释】
①本文作者的爸爸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萨空了同志.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