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史学

第十章
第一节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
直到有了文字，历史记载方成为可能。

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用以记载历史的文字。

这些记载已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完整历史记载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因而可以被看作历史记载的萌芽。

负责记载的史官，则担当起草公文、记录时事、保管文书之责，也担任一些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可以说是最早的史家。

《尚书》是较早且更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

《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包含风、稚、颂三个部分。

其中《大雅》里的一些诗篇，反映周族和周王朝某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视为史诗。

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编撰成《春秋》一书。

《春秋》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代，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左传》、《国语》、《战国策》。

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史学成长时期。

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继代史的出现。

《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表现形式，概括了 3 000 年历史，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史记》的“成一家之言”标志着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

班固撰《汉书》，断代为史，由此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先河。

荀悦的《汉记》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
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就史学门类言，除纪传、编年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谍、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三、古代史学的发展与完善
隋唐五代时期，统治阶级重视修史，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

二十四部正史有八部成书于唐初，便是一个例证
当然，设馆修史表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抑制。

总结性著作的出现，是此期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为史学开辟了新路。

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

在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巨大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史体广泛，应有尽有。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

袁枢新创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郑樵的《通志》、马瑞临的《文献通考》。

方志在两宋特别是南宋大量涌现。

金石学是宋代学者开辟的新园地。

官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皆较前代为详。

明代史学同此前不同的是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经济史撰述的繁富，以及史学的通俗化和历史教育的广泛展开，显示出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

清代学风，以考据为盛，乾嘉时期是其黄金时代。

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
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反映在史学方面，著述甚丰，学者如林。

清代官修的正史是《明史》共332 卷，由张廷玉等人撰写。

清代的编年史有《续资治通鉴》220 卷，由毕沅主编。

它是宋、元两代的编年史，历时2O 年编成。

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开拓了新史学的格局，主张学必本源于经而证明于史。

黄宗羲、全祖望共同完成的《宋元学案》，成为研究宋元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又一代表作。

此外还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史评著作。

史学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此说符合历史实际。

《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诸如廿四史、正续通鉴、十通等，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海，大都是古代史家的杰作。

这说明一个事实：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经史关系、文史关系甚至子史关系都是中国史家向来就十分关注的课题。

对这些学问的把握以及它们彼此关系的了解，乃是中国学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

老一辈史学家，于经、于史、于子，皆功底深厚，故而在史学研究中，便能视野开阔，左右逢源，于学术的普遍联系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籍分类的体制在《隋书·经籍志》里大致确定下来。

《隋志》把史书为13 类。

这说明，在初唐时期，中国史书的积累已极繁富，分类亦相当细致。

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总目》，其史部分类，较之《隋志》更为细致。

《总目》史部分为15 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二十四史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巨著，它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长达 4 000余年的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阶段。

一、贯通古今的编年体
编年体是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它以时间为中心，依照年月顺序记述史事。

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的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它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是鲁人系统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

《春秋》原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来经过孔子整理。

孔子修《春秋》，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就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全书18 万字，用编年体的形式，比较详实地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前公元722 年），下迄鲁悼公四年（前464 年）共259 年的历史，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编年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问世。

《汉纪》是关于西汉一朝的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在编年体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在叙事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且兼及同类人和事。

袁宏的《后汉纪》也是一部断代编年史。

袁宏博取众家之长，且治学严谨，在《汉纪》的基础上，采取叙事方法，扩大了编年史的容量。

这两部著作的出现，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促进了汉唐之际编年史的发展。

至北宋司马光，打破断代格局，撰写编年通史《资治通鉴》
南宋李焘竭40 年之精力私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 卷，记载了北宋九朝168 年的历史。

南宋李心传接续《长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是关于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

到了清代末，毕沅在李焘、李心传的著作及清初徐乾学所撰《资治通鉴后编》基础上，参用宋、辽、金、元四史，历20 年，撰成《续资治通鉴》220 卷。

这部上自建隆元年（960 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公元1370 年）的宋、元编年史一经出现，史家便认为可取代诸家续作，把它同《通鉴》合刊，称《正续资治通鉴》
汉以后的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系列，这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

“起居注”按照时间顺序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实录”是历代所修每一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大事记，它们常被史家采入正史，或引入编年，发挥了重要的史料功能。

二、纪传体
《隋志》把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视为纪传体之祖。

因为《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

班固作《汉书》，断代为史，改“书”为“志”，废去“世家”，整齐为纪、表、志、传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

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叙述帝王事迹，排比历史大事。

世家，记述诸侯、勋贵和特殊人物的大事，兼用编年和列传的写法。

列传主要是记载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

这些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类传和寄传等类型，也有民族史传和外国传。

表是用谱谍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

书志，以事为类，主要记载各类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自司马迁创“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历代纪传史皆加仿效，刘知几归结为“论赞”，实际上它是史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是纪传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纪传史诸体交相补充，互相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较之编年体，它具有显著的优点，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考见各类人物活动情况，且有范围更宽广的历史容量，便于通观历史发展的复杂局面。

《隋志》首先以“正史”一名概括纪传史一类，记录南北朝末年各史籍。

后世各朝陆续增加，到了宋代，定为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明代，又把元、明修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加上，合为二十一部，因有“廿一史”之称。

清乾隆初年，《明史》修成，又有“廿二史”之称。

后来又把《旧唐书》列为正史，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合为“廿四史”。

再加上《新元史》、《清史稿》，又有‘，廿六史”之称。

东汉班固沿用《史记》体例而略有变更，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西汉一朝历史。

《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分析了学术源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录。

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亦为史家所重，这两本书和《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晋书》采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撰五胡十六国史，成“载记”三十卷，这是在体例上的创新。

《宋书》撰有九志，上溯三代，近及汉魏，颇有特色。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

这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一种史书体裁。

它以事件为纲，分类编排，每事自立一个标题，并且每事有首有尾。

每一历史事件均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的顺序编排, 能完整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可补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不足, 缺点在于不能说明同时期各事件之间的联系。

这种体裁的代表作是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此书以《资治通鉴》依据，区分事目，将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各篇又按年月顺序述其始末，能完整池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四、史评
所谓“史评”，系指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

史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批评史事，一类重在批评史书。

批评史事者，是指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

这种评论，《左传》、《史记》开了一个头，后来纪传体正史以及编年史都继承了下来。

西汉初贾谊的《过秦论》，便是较早的史论专篇。

唐宋以来，评史之风颇盛，许多文人学者都有史论之作，也出现如唐代朱敬则《十代兴亡论》、宋代吕祖谦《东莱博议》、明代张溥《历代评论》等史论专著。

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更是史论的代表作，其中蕴含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

批评史书者，主要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史学评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开端，《汉书·司马迁传》是其发展，《文心雕龙·史传篇》更为系统，但作为史学评论之系统而全面的专著则以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宋代郑樵《通志总序》和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为代表。

唐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的《史通》，是史评杰出的代表作。

20 卷，是对唐以前史学理论之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确立。

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又一代表作，该书不仅谈史，而且论文。

特别是对于编纂方志，颇多创造性的见解。

与刘知几强调“史法”不同，章学诚强调“史意”，对于治史的宗旨、任务、态度等都有独到的认识，因而对古代史学理论有杰出贡献。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节
一、古代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史学传统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经史并重的传统中集中地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史学从一开始就在儒学的指导之下．孔子整理的《春秋》虽然记录的是当时鲁国的历史，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严格说起来，《春秋》也不能算是史学著作，它只是孔子以鲁国为资料，用来表示自己政见的书。

”
《左传》本身就属于儒家的经传。

在当时思想界怀疑天道、重视人事的形势下，《左传》并不逆思想潮流而动，去宣扬商周时代的天道观，而是把天道和人事揉合在一起，着重从人事去解释历史的变化。

这是《左传》受到儒家重视的根本原因。

西汉在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盛行后，其史学更是在儒学指导下才得以蓬勃发展。

先是贾谊撰《过秦论》，指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仁义不施”，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他又撰《治安策》，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诸侯听命于中央。

他在总结秦、汉历史时得出结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贾谊秉承孔子以来的传统，以史论政，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深受儒学的影响，司马迁写史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述往事，思来者”。

所以，他的治史态度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班固著《汉书》记事从实，论势讲时，关注民心，对统治者的不人道罪恶有所揭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所以也受到了历代史家的重视。

“二十四史”也都是以儒家经典的义理作为是非的标准和遵奉的原则，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至于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从其编撰的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同样可以看出儒学的影响．《资治通鉴》在全书中还反复强调儒家礼教，宣扬君主的仁政之道。

儒学的特点规范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精神面貌：儒学重政务、重人事，所以中国史学重要的成果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也表现为强烈的资政性，具有高度的社会认知价值。

儒学重伦理、重道德，所以中国史学也以行使历史裁判为职责，许多虽无功绩但能立德的人物往往在列传中居于首要地位，身为平民的孝子、烈女也能在青史上留名。

二、优秀的古代史学文化传统
其一是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标可以用“学兼天人，会通古今”这样八个字来描述。

因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述，一般都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

他们往往用包容一切的气势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

其二是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学人格
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也同史家十分注重自身德性和学识修养分不开。

因此，史家重视德、识、才、学之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没有不宣扬纲常名教的，而宋明史学则较前代尤甚。

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通鉴纲目》等都无一不体现着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

其三是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治史态度
我国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

所以，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他们为了直书，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家人格上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