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和确定不良率的方法

预测和确定不良率的方法———联合基数确定法胡祖光胡月晓(杭州商学院杭州310035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杭州310003) 商业银行管理层在考核经营部门业绩时,三项不良比率是其一项重要指标,它对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各商业银行都对此项指标制定有激励和奖惩措施,业务经营机构则对此作出反应。

可以肯定的是,基层行对不良贷款率指标即使可以完成得很好,但考虑长期的因素,也会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宜范围内,不会让其尽量降低(如防上级部门“鞭打快牛”,以便来年“撑大”指标等)。

因此,如何使基层行尽力而为和尽量事先得知一个较为准确的结果,下面的方法或许是较为可行的。

一、神奇的“联合确定基数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例子李先生年底刚接任某银行的总经理。

他马上面临着对下属的各支行下达下一年的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的工作。

由于李先生对各支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决定采用宽松的“联合确定基法”来确定各子支行下一年度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

李先生召集了各支行的负责人,对他们谈了确定各子支行下一年度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的4条意见:1·由于本人刚接任,对各支行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在确定下一年度各支行的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时,主要将尊重各支行的意见。

具体地说,各支行的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将由下式确定:支行的合同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总公司要求数D×0·2+支行自报数S×0·8也就是说,各支行在确定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中有80%的发言权。

2·由于本人对各支行的三项贷款的回收能力不了解,因此,总行采取宽松态度,对支行下一年度的三项贷款的回收要求数D(Demand)一律取零。

即支行的合同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总行要求数D×0·2+支行自报数S×0·8=0×0·2+支行自报数S×0·8=支行自报数S×0·8 也就是说,最终的合同三项贷款的回收数C(Contract)为支行自报数S(Sclf-offered)的80%。

3·到年终,实际三项贷款的回收数A(Actual)超过合同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的10%归支行所有,即“超额奖十”;(但若完不成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不足部分应由支行补足,即“不足补十”) 4·由于总行对各支行相当尊重,因此要求各支行必须自重,也就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提出下一年度三项贷的回收的自报数S。

为确保各支行做到这一点,总行将在年末对各支行进检查,若某支行的年初自报数S小于年末实际三项贷款的回收数A,说明该支行在年初自报三项贷款的回收指标时隐瞒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因此,总行将按“少报罚九”的原则对之进行处罚。

各支行对上述宽松的“联合确定基数法”感兴趣,立即表示同意。

为了确定自报数应是多少,各支行进行了分析。

其中一个支行计算了不同情况下的支行净奖励,如表1所示。

表1单位:万元自报数的五种情况一二三四五支行自报数S 100 200 300 400 500总行要求数D 0 0 0 0 0三项贷款的回收数C=0·8S+0·2D 80 160 240 320 400支行实际完成三项贷款的回收款A 400 400 400 400 400年终预计超额数=A-C 320 240 160 80 0超额奖励=(A-C)×10% 32 24 16 8 0少报罚款=(S-A)×9% -27 -18 -9 0 0净奖励=超额奖励+少报罚款5 6 7 8 0该支行负责人通过分析表1,发现:当其自报数S=100万(第一种情况)时,合同基数为80万。

由于他的实际三项贷款的回收能力为A=400万,他可以超基数而获奖32万;但同时他也将面临27万的“少报罚款”。

因此,他的净奖励只有5万。

而当S=400万时(第四种情况)时,尽管超基数奖励只有8万,但由于支行的自报数S(第一行中的400万)正好等于其实际完成利润能力A(第四行中的400万)而避免了受罚,从而净奖励最大。

经过上述分析,该支行负责人决定:他将实事求是地报出一个自报数S=400万,这样他可以获得最大奖励8万。

上述例子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它告诉我们:采用“联合确定基数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削除或减弱上下级间的“讨价还价”现象。

理论上讲,此类问题可以归结为基数确定问题。

基数确定,是管理理论中有关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凡涉及量化指标如利润额、销售额等,凡涉及到上下级间指标确定的,必定存在一个基数确定问题。

因为委托人既然要把一个量化的任务委托给代理人,必然要确定基数;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基数,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委托的任务,就可以得到奖励。

但如何正确地来确定基数?这实务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常见的情况是基数确定过低。

如1985年-1987年美国锐步国际公司的董事会给总经理Fireman下达的利润基数是2000美元,一定3年不变。

但结果是:1985年公司利润为1·3亿美元,超基数1·1亿美元;1986年公司利润超基数2·62亿美元,1987年超基数3·014亿美元。

这说明,即使在美国,也没有解决如何确定基数的问题。

正确地确定基数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代理人相比,委托人明显地缺乏信息。

因此,委托人在代理人进行信息不对称博弈时应采用何种对策,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可以指出,“联合确定基数法”(胡祖光,1998)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具有奇效。

在上述银行的例子中,尽管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盈利能力一无所知,但一旦采用“联合确定基数法”,即使委托人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他仍能通过利益导向让代理人实事求是地报出400万的自报数,做到了资产质量早知晓,极大地有利于管理层早明实情、早做动作。

二、理论总结:如何确定奖励数和受罚数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确定基数的不对称信息博弈中,委托人应采取何种对策。

众所周知,在一个组织内部的委托人———代理人博弈中,委托人的优势是拥有提出规则的先发优势,但其劣势是拥有的信息远不如代理人,即所谓“信息不对称”。

因此,在委托人———代理人的不对称信息博弈中,委托人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而避免其劣势。

在上面的例子中,委托人制定了“联合确定基数法”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是如此公平甚至向代理人倾斜,以至任何代理人都难以表示反对意见)后,就把制定规则后的基数确定权的80%拱手交给了代理人,从而避免了自己信息稀少的劣势。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联合确定基数法”确实是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极佳方法。

显然,“联合确定基数法”之所以能成功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设置了“少报受罚”的规定,这就使代理人为了追求奖、罚相抵后的净收益最大而实事求是地使其自报数S等于他通过努力能够实际完成的最大数A。

在“联合确定基数法”中,“少报受罚系数(比例)”Q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在上例中,Q=0·9),另两个参数是超额奖励系数P和代理人的基数确定权W。

上述3个参数之间必须满足下述关系式(胡祖光,1998):P>Q>WP在上例中,有1>0·9>0·8×1这是“联合确定基数法”产生奇效的保证。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和阶段性目标”研讨会综述7月5日下午,上海市金融学会重建金融中心专业委员会假借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召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和阶段性目标”小型学术研讨会。

来自大专院校、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市府研究室、社科院以及人民银行的近2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代表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步骤、框架和思路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与会代表对上海金融发展状况表示出谨慎的乐观,认为上海虽然在金融改革方面有所成就,但距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差甚远。

一些同志甚至是领导同志对将上海建成金融中心仍存有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提高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落实与贯彻。

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其实质必然是对资源的进一步争夺,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对资金资源的占有。

美国九十年代经济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大量地引进全球金融资源为其经济转型服务。

中国要想使自己的经济上一个台阶,资金的利用不可缺少,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制高点显得尤其迫切和必要。

与会代表对国家至今未有实质性举措表示失望,同时认为上海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大市场化的力度来达到这一目标。

会代表都同意把制度创新和完善市场体系作为突破口,争取中央给予上海在制度创新上的试点权。

在目前,可以考虑把服务全国、提高辐射力作为着眼点。

有代表提出了把西部开发银行总部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的资金优势服务西部的初步设想,也有代表提出了率先在上海建立全国金融人才培训中心的建议。

与会代表认为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推动。

认为上海市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利用自身优势,联合三家监管部门,共同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时,改变上海地方金融机构各自为政的现状,可以考虑成立地方产权的金融控股公司。

代表们希望上海的金融机构不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将势力扩张到外省市,有条件地收购和兼并异地金融机构。

部分代表对市政府的金融人才政策提出看法,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必须把一流的金融人才推向第一线,而不应把地方金融机构成为退体干部的养老所。

与会代表对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分两步走的目标定位达成了共识,对当前主抓存量调整和增量扩张的思路也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在金融中心的模式上,与会代表似乎更倾向于离岸型和全面型。

关于互联网对金融中心的影响,与会代表存在一定的分岐,但多数同志认为,互联网将使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不是削弱。

与会代表还就实现上海金融中心的具体操作步骤和思路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干杏娣教授主持。

(天鹰)38实务研究《上海金融》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