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丁肇中

怀念

丁肇中

父亲去世了。

父亲突然而又安详地去了。

去年8月我第一次感到不祥的兆头。我在新加坡到汉城的旅途中，飞机中途停在台北机场，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得悉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去年年底，他的情况已很严重了，医生对他的病已经做了结论。四星期前，我去看望了他，推着轮椅陪他在台湾大学医院做最后一次放射性治疗，他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了，然而他依然很平静和安详，庄严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件。

他为我们的小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还请我的继母为我小儿子特地刻了一颗名章。他非常艰难地亲自为我的妻子、他的孙儿女，以及他在北京的姐妹们写了信。1月19日当我向他告别时，他为我写了一首中文诗，鼓励我不要满足于已经做过的一切，而要继续地不断前进。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一点也不为他自己担忧但是我十分悲伤，我觉得我要永远地失去他了。

父亲的一生，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能泰然地处置他个人的事情，并且能始终清晰地理解和理智地分析一切事物。

对父亲的回忆，最早可追溯到我5岁的时候。那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日子。那时我们全家都在重庆，当时，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实在防空洞中度过的。那天父亲告诉我，以后日本的轰炸会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日子也会慢慢地好过些了。

我7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参观了重庆的一个工业展览会。展览会上的那些新机器和工具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父亲是重庆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教授。这一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父亲常常向我讲述上个世纪以及本世纪的一些伟大科学家，如法拉第、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希尔伯特和冯·卡门的故事。他们的成就以及父亲谈起他们时的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正是童年的这些印象，使我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从父亲那儿，我开始知道了原子这个名词。那是在1945年8月轰炸广岛以后，他向我讲解了什么叫原子，以及它的应用在世界历史事件中的含义。

1946年至1947年期间，我单独和父亲一起住在青岛。父亲在山东大学当教授，并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父亲把我送到由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去上学。因为在战争年代，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另外，我原来对学校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这所天主教学校中，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束我，而总是激励我的兴趣。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自己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

我非常留恋和我父亲在山东度过的那一年的生活。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祖母和丁氏家族中的许多成员。父亲常常带我去看京剧和看电影，却从来不强迫我念书。

由于内战和社会动乱，1947年和1948年在中国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我记得，当我们从我家的第一台收音机中听到济南被解放时，父亲很感慨地谈到，国民党很快就会失去中国！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断地花费了他们的全部积蓄购买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新药——盘尼西林。如果他们不那么做，或许我们就不能幸存下来。

1948年以后，我们到了台湾。父亲开始在台南工学院教书，后来执教于台湾大学。在那时我开始接受正规化的教育。

在我少年时代的性格形成期间，那时台湾的政治制度是很僵硬的，新闻是被严格控制的，没有言论自由。那是我对当局组织的一些学生活动很有兴趣。然而父亲却明显地对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持有不同观点。我在高中学习期间，父亲继续和我讨论关于牛顿、麦克斯韦、冯·卡门及其他科学家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伟大贡献。他给我一本关于法拉第生平的书，这本书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在密歇根大学工学院念书期间，父亲来看过我几次，送给我几本朗道等人写的量子电动力学和现代物理方面的书。读这些书，对没有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1957年的圣诞假期中，我将它们读了一遍，书中清晰明了的物理学思想和数学表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父亲到了美国和她生活在一起。母亲的病以及她的去世，明显地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决定回到台湾而不留在美国继续工作。

1960年，我决定从事实验物理学的工作，而不像当时一些成绩优秀的中国学生那样选择工程或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我进入了一个中国人几乎不涉足的领域，进入了一个父亲也很生疏的领域。或许我的决定曾

使父亲感到惊讶或失望，但他确实从未流露出这种感情。

然而，当我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父亲也开始对我的工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还向我要文章的油印本。过去的30年间，我的研究工作以及实验结果的意义，成了我和父亲谈论的主题。父亲非常愉快地接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邀请，出席了1976年诺贝尔奖的授奖仪典。他也感到十分荣幸地作为丁小平的客人在1989年10月访问了北京，正式这次访问使他见到了阔别40年的老朋友和姐妹。

由于我参与的实验越来越复杂，工作占用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很少有机会和父亲见面。然而，每次我们会面，他总是对我的工作表示出强烈的兴趣。

父亲是一个有非常才智的人，他的记忆力极好，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而最突出的是，他总是——即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也非常安详和平静。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我少年时代就引导我认识了伟大的科学家们的工作和成就，对我所做的一切总是给予很大的支持，因而，应该说，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选自《瞭望》周刊海外版199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