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司法传媒监督

一、特定的视角与问题提出的背景司法与传媒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彼此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

而传媒的广泛影响以及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亦是司法机构所无法漠视的。

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与法治体系中，司法与传媒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司法与传媒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部谐调的重要标志。

然而，时下中国法学界所关注的并不是司法与传媒的一般性、普遍性联系。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在特定的视角中被认识、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讨论。

更直接地说，法学界所关注的是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这一特定容，并以此作为研究主题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其他联系不具有成为法学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也不表明法学界对司法与传媒的其他联系缺少热情和兴趣，只是因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具有更为急迫的需求，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的功利性考虑。

解说前述现象，自然会牵涉到提出传媒监督问题的实践背景。

总体上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

虽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方略尚未形成，在此方面较多的工作仍然局限于民间层面上对各种方案与建议的讨论，处于实施中的一些措施带有明显的边缘性和浅近性，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及改革的基本取向是较为明确、并得到广泛认同的。

这就是：加强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性，更为广泛、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

传媒监督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和取向而提出的。

传媒监督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目标及取向的契合点在于：其一，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其二，传媒监督为社会公众评说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和司法武断的可能性；其三，社会各方面对司法现状的批评蕴含了对司法体制部监督不足的抱怨，特别是司法体制部的监督由于其客观上的在性和实践上的偏误并未能取得广泛的信任，因而司法体系外部监督便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创新的重要关注点。

而传媒监督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部监督的常规的、基本的形式。

强化传媒监督的要求，得到了其他一些因素的支持，从而使这一要求富有更强的现实性。

首先是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实际距离拉大。

较长时期以来，中国社会中传媒与司法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和一致。

传媒所担负的重要使命是直接地传译司法所确定的基调，认同并宣扬司法所作出的一切结论。

然而，随着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随着传媒话语空间的拓展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立特征的增加，传媒与司法之间的距离也在一定限度中扩大。

这种距离既体现于传媒与司法之间在个案以及局部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也表现为由传媒所反映的公众意识与司法机构自身的职业立场之间的差异。

这种距离的存在，不仅使传媒能够以自己特有的视角与方式论说和评价司法权力所属辖的事实与事件，而且还以这种视觉与方式论说和评价司法机构的权力行使过程，表达对这一过程的社会见解。

传媒与司法之间这种距离所派生出来的传媒对司法论说和评价的特性，被法学界及传媒机构技术化、理念化地表述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功能。

尽管传媒自身在实际运作过程常并未真切、自觉地感受这种社会使命，但法学界从传媒论说与评价司法的客观能力出发，为传媒的这种特性赋予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传媒也在“监督”意义上为自己对司法过程的影响建立了正当性。

强化传媒监督的要求和主得到了司法机构部的积极回应。

[1]这首先应当被理解为司法机构(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最高层)对司法现状中消极现象的正视与反省，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这种回应体现了司法机构的一种政治姿态。

以这一姿态为基础，司法机构可以拉近同社会各个层面的距离，有效地缓释以至消弥日益强烈的批评司法现状的社会情绪。

对司法机构的这一姿态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司法机构对司法体制改革也有着强烈的在要求。

但是，如同企业改革并不决定于企业自身一样，司法机构自身对司法体制改革所能够作出的努力也是极为有限的。

司法机构改革司法体制的愿望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对媒体监督的认同以至倡导，不仅可以使司法机构的改革愿望得到更大围的理解和认同，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也可以从传媒监督制度中派生和推演出司法机构自身所希求的某些要求；特别是司法机构能够把传媒监督用作抵制行政或其他干预的一种实用手段。

揭示传媒监督问题提出的背景，一方面自然是为了梳理本文论述的脉胳，另一方面也力图说明，传媒监督问题的提出有着急切的功利性原因，因而在强化传媒监督的要求中很容易预设太多的理想化期待。

在此情况下，法学理论界建设性的努力不仅在于充分论证传媒监督的积极意义，同时更要从中国现实出发，对传媒监督的运作机制进行实证性分析，对传媒监督的功能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二、传媒监督的应有前提传媒监督的应有前提是指传媒监督作为司法监督的一项常规形式或类型所赖以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

对此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源于西方传媒监督的普遍性实践，另一方面则基于对中国传媒监督实际运作过程的客观推断。

1.合理力的形成与保持传媒与司法之间合理力的形成与保持，可以被理解为传媒监督的政治前提。

传媒对司法监督的最基本依托是政治性的。

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监督的正当性首先是在政治意义上得到证明的，更在于这种监督需要或只能在适当的政治框架中存在。

在论及传媒监督的政治前提时，理论界容易、并且在事实上已经滑入的误区是：把传统社会中传媒与主流政治制度的对抗模式移入对中国现实中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分析，特别是从西方思想家对新闻自由的倡扬以及对压抑新闻自由的专制制度的批判中寻找支持传媒监督的理论根据。

[2]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理论、托克维尔等人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乃至联邦党人的激进主都被用作佐证新闻自由从而论证传媒监督的依据。

传媒被当作与主流政治制度相对抗的大众立场的代表者，而司法则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

传媒的自由以及在这种自由上对司法论说和评价的权利，被认为是抗衡主流政治制度的积极因素。

应该说，这是对传媒监督的政治基础认识上的重大偏误。

毫无疑问，传媒监督与传媒(新闻)的自由度有着直接关系。

但是，这种自由度并不需要传媒“自由”到直接与司法相对抗的地步。

在现代社会中，就整体而言，传媒与司法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存在根本上的紧关系。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政治结构中，传媒与司法是具有相同使命、共同维系社会统治的两个基本要素。

[3]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传播载体的传媒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司法都是主流政治制度的工具。

因此，对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不应放在对抗模式中认识，而应从协调社会统治手段的角度加以理解。

在我看来，传媒监督所必要的政治前提仅在于传媒与司法之间能够形成并始终保持合理的力。

这种合理性的概括表述是：在维护社会统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传媒与司法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立场；传媒具有依据自身立场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及司法过程的权能。

在此框架中，传媒的地位既不在于代表某一方面利益对司法持简单的批判态度，也不应完全遵从司法机构的意志，简单地传译司法机构的声音。

相对司法而言，传媒始终是一个独立的论说和评论者；无论论说和评论某一司法现象的基点是与公众愿望相一致，还是与司法倾向更吻合，传媒的地位都应是独立并相对超脱的。

2.相关制度保障的建立传媒监督的实施不仅需要一定的政治前提，还必须有体现或受制于这种前提的制度性保障。

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传媒往往处于一定的弱势，而司法则处于强势地位。

司法机关排拒传媒影响的理由和条件相对较为充分。

不仅如此，与监督司法的其他形式有所不同，传媒往往受制于司法的反向评价，并且这种评价事实上决定着传媒的行为空间。

在此格局下，没有恰当的制度保障，传媒监督充其量也只是一只政治“花瓶”。

从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实践看，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并没有独立的、专门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传媒监督并不具备司法体系外其他监督方式所具有的制度性条件。

这主要体现在，传媒监督并不是司法过程中制度化的一种程序；同时传媒监督在制度上也不能直接产生某种特定的(特别是传媒所希求的)法律后果。

传媒监督永远具有“非正式”或“民间化”的性质。

传媒监督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于制度上对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权能的肯定。

具体说，这种制度保障又主要包括三方面容：第一，为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创设较为广泛的空间。

理论上，所有的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为的整个过程都应当或可能成为传媒论说和评价的对象，相应在制度上为传媒设定的空间也应是较为广泛的。

这类制度体现于宪法和法律对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总体地位的界定；传媒的总体地位和作用愈是受到重视，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的空间就愈为广泛。

第二，为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创造实际条件。

这类制度不仅包括要求司法行为公开和透明的相关规则，同时又指司法机构为传媒提供特别条件的有关规定，如司法机关新闻发言制度，接受或允许媒体对司法过程采访报道的制度等等。

第三，保证传媒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

这是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的权能，同时也是针对传媒的弱势地位而提供的特别的制度保护。

3.传媒约束机制的有效形成这一前提关涉到媒体作为监督主体的基本品格。

在与司法的对应关系中，传媒虽然有弱势的一面，但这种弱势主要指传媒对司法过程影响的相对被动性；在更广泛的社会围中，传媒却有其特殊的话语霸权，西方理论把传媒的话语霸权称之为“传媒审判”(trialbymedia)。

这种霸权既是传媒监督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基础，也是对传媒行为进行必要约束的根据。

如果传媒失却必要的约束，如果特定社会中传媒自身的约束机制不能有效形成，传媒也就失去了成为监督主体的基本品格；这样的传媒对于法治社会中的司法将是一种灾难。

为此，在各国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考虑了对传媒的约束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着名大众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指出：“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围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

”[4]传媒的约束机制包含可能对传媒产生限制作用的一系列要素。

首先是传媒的行业性自律。

传媒的行业自律是传媒谋求自身政治空间、争取社会广泛认同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传媒维系自身独立品性的保证。

在对司法监督问题上，传媒不仅需要从一般性的职业标准出发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基于司法在政治框架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传媒更需要审慎地处理同司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需要在公众社会要求与司法立场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

借用库尔特·勒温的话说，传媒必须通过自律当好信源与受众之间的“守门人”。

[5]其次是传媒机构的行政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