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

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作者：柳潇刘欣夏群友来源：《学理论·上》2013年第04期摘要：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尽管一再强调西方先进文明对东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其意不在于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来消解东方文明的民族性，而是通过东方社会内部机制的彻底更新，既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根除东方文明的落后性，使东方文明在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而不失民族性。

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当代全球文明对话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全球化；文明对话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33-03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把落后东方社会纳入晚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他以俄国等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研究为题，探索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新规律，由此形成了有别于早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东方社会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马克思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原则，一方面分析了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可行性，一方面考察了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现实不确定性，给后来者留下了一道未解的谜题。

如果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可行性的分析是放眼世界历史所做的逻辑推理的话，那么，他对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现实不确定性的考察则是扎根东方社会所做的现实考证。

这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尽管一再强调“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给我们喻示了一道这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世界历史背景下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后来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东方社会正是在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一路踽踽前行的。

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当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对话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出发，立足全球化时代背景，对文明对话的必然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价值限度等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探索。

一、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的必然性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以备受资本主义冲击的俄国农村公社为研究范例来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那么，当时的俄国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情形？在人类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欧亚民族的奇异融合体。

因此，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俄国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的历史。

18世纪开始的彼得大帝改革打开了俄国通向西方的大门，开启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俄国的东方色彩并未消失，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与东方相互斗争、彼此纠结的历史。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俄国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农奴制的残余也依然保留着，农民不仅没有挣脱农奴制的束缚，而且又套上了资本主义的枷锁。

在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俄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阵痛，“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

其中，民粹派试图为俄国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大肆歪曲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一部分人热切期盼马克思对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发表看法。

正是在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交往和论战中，为了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准确判断，探索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专门研究东方社会，进而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

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背景来看，当时俄国社会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

俄国国内民粹派故步自封，主张“向后看”，坚决反对西方文明对村社文明的入侵。

也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俄国民粹派那里找不到一丝出口。

马克思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当然，他既不是一味赞美西方文明的先进发达，主张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取而代之，也不是盲目讴歌东方文明的淳朴美好，主张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顽固抵御，而是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东方社会所处世界历史环境和内部发展状况的双重现实，客观地指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的必然性。

首先，从东方社会的外围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无限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它并不满足于在民族范围内生存，它要打破民族界限，不断开拓世界市场，通过资本的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生存、发展、壮大。

为此，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这个“世界”就是普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这即是说，无论东方社会是否愿意或做何种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都会以势不可挡之态侵入东方社会，在那里传播自己的文明，而不管这种文明对东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其次，从东方社会自身发展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自西向东拓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一味坚守之前的与世隔绝的生存发展状态，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和淹没。

东方文明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毕竟是一种落后于西方文明的传统农业文明，如果不吸取和融合西方文明的一些先进性因素，或迟或早都会湮没于世界文明的大家庭。

总之一句话，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文明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时代使然。

反而言之，如果拒绝文明对话，东方社会只能自取灭亡。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东方落后国家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的。

西方文明作为一种高于东方文明的先进文明形式，不断地从外围冲击、碰撞传统落后、故步自守的东方社会，迫使东方社会改变原有的发展轨迹和前行方向，推动东方社会现代化加速超前发展。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先进西方文明的外来冲击和碰撞，东方落后国家就无法摆脱传统落后农业文明的禁锢和束缚，更无法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和融入世界历史的大家庭。

基于此，马克思晚年大力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东方社会发展和前行的积极外部推动作用。

不过，马克思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指出，东方社会借鉴吸收西方积极文明成果的目的不是要重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不断加速自身发展进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

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先进西方社会，还是落后东方社会，都不能抵制外来积极文明成果，不能闭关自守谋求发展，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地实现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否则，就会犯别的国家犯过的错误，就会不断重复别的国家走过的老路，从而错失全球化发展带来的良好发展际遇。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根本点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外来积极文明成果的吸取应该建立在自身机制变革和更新的基础之上，要符合自身发展实际。

二、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的价值限度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尽管一再强调“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文明对话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价值限度问题。

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把握当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的价值限度问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化，而与全球化同存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全球文明冲突的大量存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发展进程。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其中心点是：认为世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冲突的左右[2]102。

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碰撞产生过文明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事件，而这些事件也确实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完全由文明因素引发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任何一种表面上看来是文明冲突的事件实质上都有其深层经济或政治根源，而且，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才是主流，文明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同时又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中，因此，必须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更好地促进全球化发展进程，但与此同时必须把握好文明对话的内容和限度。

首先，要通过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处与世界的和谐发展，这既是文明对话的首要出发点，同时也是文明对话的根本主旨之所在。

尽管西方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斥着“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但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是不同文明在沟通交流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竞争比较中求同存异，竞相发展，而唯有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才能有效遏制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为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存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尊重不同文明本身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这是文明对话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

相对东方文明而言，作为一种先进文明的西方文明是一杆立在东方文明前方的标尺，如何向标尺靠拢则是问题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来消解东方文明的民族性，而是通过东方社会内部机制的彻底更新，既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根除东方文明的落后性，使东方文明在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而不失民族性。

简而言之，落后东方社会的历史只有在实现内部机制根本变革和更新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先进西方文明，才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总的来说，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为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最终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而不是以一种文明形态消解另一种文明形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明对话的目的不是在全世界实现一种统一的文明形态，恰恰相反是要实现文明形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发展，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最后，要避免文明对话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是文明对话必须遵循的价值限度。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明是以国家为主要载体的，而不是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是由“超国家的机体”[3]2为载体，所以，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尊重和维护不同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保证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共同为全球化的阔步发展奏响和谐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