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损害赔偿

论民法赔偿责任制度在海上货物运输中的适用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本文通过对海上货物运输中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进行分析，以适航义务和期租提前还船为例，对民法与海商法在损害赔偿归责原则、因果关系等方面的异同之处进行了比较和探讨。

关键字：民法与海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民法是调整一般民事关系的法律而海商法则专门用于调整海上货物运输。

所以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适用中，根据法的效力层次原则，应优先适用海商法，海商法无规定时始适用民法做补充。

但是在适用时，民法原理与海商法的适用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冲突。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海商法所特有的一些免责事项，两类法律对承运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对因果关系的判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民法通常使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海商法则规定了不完全过失责任制。

下文就这几个方面分别探讨一下。

从侵权责任方面来看，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是指公民或法人由于自己的过错，对公共财产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因而使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失的时候，应当负担赔偿责任。

构成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要件是:1、损害事实的存在；2、加害行为的违法性；3、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4、行为人确有过错(故意或过失)。

这四个要件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其中，能否正确理解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全面掌握损害赔偿诸要件的核心，也是海事处理人员解决民事案件中有关损害赔偿问题的关键所在。

民法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是指行为人直接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

这种行为既包括由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所造成的，也包括由行为人的过失、疏忽而引起的，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民法中所规定的过失)，只要是这种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都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但在海商法中的规定则不尽相同。

一九二四年《海牙规则》规定，承运人(包括承运人的代理人和雇佣人等)在管货方而的过失不能免责，应负赔偿责任。

从这方面讲，它与民法中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是相适应的，亦即如果有关货物的损害是承运人或承运人的雇佣人员出于管货为目的的行为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承运人就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从另一方面，承运人的雇佣人的肮海过失及火灾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害则免除承运人的责任。

这说明，同一个民事责任问题，民法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在海商法中适用的意义却受到了限制。

由干这种限制，民法中认为存在着因果关系应该进行损害赔偿的过失行为，在海商法中就可能被认为是属于免责的行为;而在海运实践中管船过失和航海过失的关系又是一个难以辩明的复杂的问题，自《海牙规则》生效以来，造成损害事实发生的加害方总是极力把自己的行为过失拉到航海过失_L来，掩盖其违法行为和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自己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已i革慎处理，使船舶适航以求免责，而受害方则力图使加害方难于免责。

要解决这种矛盾，我们仍要利用民法损害赔偿之因果关系，结合海商法的有关规定，准确找出造成损害的真实原因，分析其性质，是否符合海商法免责条款的规定，构成免责。

例如:一九七六年七月，某轮装杂货去西欧，中途在马来西亚加载木材，航行印度洋时，为增加船舶稳性，压载舱打入大量海水，到日的港发现底舱杂货严垂水渍。

船东以管船过失为由，要求免责。

经查明，由于轮机人员未将海底阀关紧，海水继续渗人，压载舱积水过多，渗入货舱，货舱污水沟又被堵塞，海水不能及时排出，以致损坏货物。

分析此案，造成货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污水沟的堵塞。

如果污水沟不堵寒，渗人货舱内的海水是会及时排除的，即使货舱内有海水也是有限的，造成的货损也是极其轻微的。

压载舱内打入海水，其目的在于增强船舶稳性，因此，造成的货损系属管船过失，是可以免责的。

污水沟在开航前或开航时均应畅通，系属管货的责任范围，由此造成的损失恰恰构成民法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诸要件。

法院判定承运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完全符合海商法规定的。

可见，应用因果关系，对划清是否构成免责，正确适用海商法，避免海事案件久脱不决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纽约地方法院曾判决过这样一起海事案件:一九七四年一月，某集装箱船在北太平洋遇到风浪袭击，第五舱甲板上装载的五十只集装箱中竞有四十三只跌落海中，余下的七只也遭受损失。

货损额逾一百万美元之巨。

承运人(此案中亦即船舶的所有人)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亨受免责权利。

法院审判人员通过对案件的审理调查认为:“在本案中，船舶遇到的凤浪只是可能造成这次损害的条件，而承运人所提供的集装箱主要结构显示损坏则是造成损害的根本原因。

集装箱是船船设备的一部分，由于它的问题造成的损害，只能说明承运人在开船前和开航时未能尽到谨恒处理之责使船舶适航的原因所致。

”于是，法院驳回了承运人的抗辩，判定承运人应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之责。

从此案例不难看出，司法.人员在审理海事案件中，首先是从分析事因人手的。

表面上看，此案似乎有二个原因，若判定凤浪袭击是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按照海商法中有关免责条款的规定，承运人应享受免责。

若判定船舶的不适航是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则完全符合民法损害赔偿诸要件，承运人应负民事责任。

山于海事处理人员正确地分析了条件和原因以及条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使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

那么，条件和原因有何不同呢?区别在于，原因系指某种行为对产生的结果起着引发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它和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条件系指某行为对发生的结果起着非决定性的作用，它和结果之间只存在着一种外在的偶然的联系。

因此，应严格区别原因和条件，既不能同等看待，又不能主次不分，否则必然导致海事案件的错误判决。

在海运实践中，处理任何一起海事案件都要从分析事因人手，对于主次原因分析的不同，法院判决及利、害方所承担的责任就不同。

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责任者，织然要负完全的或主要的责任，而造成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责任者，就可能只负一定的责任或完全不负责任。

这同民法损害赔偿的旅本原则是一致的，而因果关系的适用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上述大量事实说明，因果关系在海商法中被广泛地适用着。

在许多海事案件中，因果关系与民法损害赔偿之因果关系是相同的。

但是，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不同。

例如，因船舶不适航、管货过失以及船舶碰撞等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与民法中损害赔偿之因果关系要件是完全符合的，但具体的赔偿金额却与民法的完全责任相抵触。

又如，因承运人的过失或疏忽而造成的船货及其它方而财产上的巨大损害、灭失，若按民法赚则，一般加害方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但由于海上运输承担较大的凤险，按照历来的航海习惯，为鼓励和保护更多的人们从事海上运输，因此，传统海商法规定:承运人的过失、疏忽，是造成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但可根据他从事海上运输使用的工具—船舶的价值(或按其吨位的金额制)来限制其赔偿的数领，这种限制充分体现了海上货物运输的特殊性。

从另一方面讲，海商法中的免责条款使民法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略有缩小(构成因果关系的管船、航海过失免责)，而共同海损要求责任分摊的规定，又使民法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加以扩大。

尽管如此，海事处理人员务必从研究因果关系入手，正确地适用海商法，而决不能因责任制限制的不同，而失去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或忽视它在解决案件中应有的作用。

随着海运事业的不断发展，《海牙规则》中的一些免责条款给海运实践带来了许多弊病，特别是管船过失的免责规定与管货过失的责任制，不仅规定本身是不严密的，而且在客观上也很难区分二者的界限，势必给有关共同海损案件的处理带来了许多麻烦，这也是海运界在处理海事案件时，…常常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令人可喜的是，一九七八年通过的《汉堡规则》(尚未生效)将为损害赔偿之因果关系，在海商法中更普遍的适用铺平道路。

它标志着由“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到“完全过失责任制”的变革。

因为，实行这样的责任制，除非承运人能证明自己及其代理人、雇佣人没有过失或为避免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已采取了一切合理的必要措施，否则，承运人再不能因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在驾驶船舶或管船的疏忽和过失所造成的损害而免责。

显见，在海商法中所规定的管船过失与航海过失免责的条款将被取消。

在海_上运输中的所谓“共同海损”也将随着免责条款的取消而很少出现，并且成为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但这并非说因《汉堡规则》的出现，使得海商法中损害赔偿与民法中损害赔偿的规定完全一致了。

关于责任限制问题，由于受制于海上运输的特殊性，将仍要长期保留，但这决不影响民法损害赔偿之因果关系在海商法中的适用意义。

因果关系提前还船违约责任形式责任的规则原则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基本原则我国的责任形式、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违约方最低合同责任原则受害方减少损失原则因果关系原则损失遥远性原则受害方只能索赔净损失原则提前还船对策：出租人尽可能少约定免责事由；出租人自己避免过错探讨了新合同法有关承运人赔偿责任制度的规定对租船合同中承运人赔偿责任制度的影响，这其中包括新合同法中有关运输合同的归责原则对承运人的影响、新合同法下，租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效力、以及新合同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在租船合同中的适用三个问题。

•第五章租船合同中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制度44-53•第一节承运人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44-45•第二节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45-47•第三节损害赔偿责任原则47-53•一实际价值赔偿原则47-49•二合理预见原则49-51•三减少损失原则51-53租船合同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样受到《合同法》的调整(涉外租船合同以适用中国法为前提)。

在新合同法颁布之前，租船合同主要受《海商法》和《民法通则》调整，而上述法律仅仅针对租船合同的内容及违约责任作了相关规定。

而对于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抗辩、保全等问题缺乏相应的规定，新合同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虽然新合同法的实施使许多海商法中没有规定的有关租船合同的事项可以直接从新合同法中找到调整依据，但这些规定往往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租船合同作为较偏门的合同种类，其存在着许多与普通民商事合同不同的独特特征并且租船运输在海上运输中有着上百年的历史，行成了许多独特的习惯做法。

因此，如何在租船合同中具体的运用、解释《合同法》中引入的许多关于合同的新规定如：要约承诺制度、抗辩权制度、代位权制度等等，以及如何解释这些航运习惯做法的法律性质，同时又符合租船合同特殊性的要求就是急需我们解决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用以调整一般合同法律关系，《海商法》主要适用于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由于两部法律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体系中同时适用且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存在不协调之处，这导致了两部法律在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旨在明确《合同法》与《海商法》的关系并就现存的法律问题提出观点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