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十年的回忆》

关于《九十年的回忆》
这是一部综述近一个世纪的回忆录，约12万字。

作者徐潘学静女士是出生于1916年的归国华侨，完成这部作品用了近5年时间。

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者记录了她一生的经历，发生在她身边的事与其交往的人都与那些个时代息息相关，情节跌宕起伏，令人一咏三叹。

这是一部坚贞爱情的真实记录，“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情——这个古往今来的永恒话题，作者用一生的沧桑来诠释。

作者的丈夫徐天从是一位备受徐悲鸿等人推崇，而又鲜为人知的诗人、书法家，学识渊博的文人，他的坎坷经历记录着时代的痕迹。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张之洞、邓颖超、常燕生、台湾著名报人张闽生，我们还可以读到上个世纪在南洋的文化名人徐悲鸿、郁达夫、司徒乔、黄孟圭等，以及旅居法国巴黎的中华青年画家们。

书中记录了欧战和东南亚战争时的峥嵘岁月。

这本回忆录以平铺直叙手法、朴素流畅的文笔，细腻地描述了往事的生活细节，感人的情感，坚强的德操贯穿始终。

她的海内外学生早已急切地在期待着这本书的出版。

让我们共同来读这本回忆录吧。

（本书在出版编辑阶段）2011年7月注
目录
序
一、天津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
哥哥一家
潞灌镇老家
坊间生活
达仁小学
求学女师
二、过客龙城
初识天从
逃亡中的思念
艰难的抉择
青年徐天从
三、漂泊海外
初到新加坡
与徐悲鸿的友谊
流浪塞纳河
悲鸿为天从画像
一些琐碎的事儿
文人相聚
寄放在中华书局的木箱
前往雅加达
日军占领以后
避难巴息安宁山
再回巴城
重返雅加达
四、情爱无悔
回到上海
南京一年
杭州三年
回归故里
走进儒学巷
记住阿耕
祖屋的故事
1957年在“反右”中
我的工作
哥哥来了
孩子们的生活
海门农村八年
春风又绿华夏大地
五、天从与诗词
附件一：徐天从手稿残页选
附件二：徐天从遗墨选页
附件三：徐天从年谱
附件四：忆潞灌镇儿歌
（拟用图片材料：天津全家福、潘自浚、夫人、潘学勤照片、日本早稻田回复、宝成铁路草稿、定西照片
《女师》学报、达仁小学教师合影、16岁照片、徐天从29岁照片、龙江女师照片、龙江女士校刊、离开上海出国前的照片、
在国外的所有照片、回国后的照片、缝纫教材残叶、反右时的《南通
日报》批判徐天从、和舅舅合影、三张素描、李善集的《蝶恋花》、
徐天从给施寅佐的信件，多幅徐天从书法、右派改正后的夫妇合影、
五个子女的合影、日本早稻田来函
章节选录：
我的父亲母亲
大经路宇纬路宇泰里深处，一所两进前后院子的青砖四合院，大门上挂着“潘自浚大律师”的招牌,这就是我的家，是租住的房子。

我家一进大门是前院，有两间平房，给帮佣住的，还有堂屋，堂屋中央挂有孔子的像，我每天上学前要向孔子鞠躬。

院子里种有扁豆、豇豆、丝瓜、南瓜等，春天绿藤向着阳光抽条生长，夏天满庭院青翠，扁豆花一嘟噜一嘟噜，南瓜花含着露水，绿色中挤着紫的、黄的、白的花，把自然界的喜悦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时豇豆丰收了，家里就晒很多豇豆干，留到冬季没有蔬菜时吃，母亲和嫂嫂保留了农民的习惯，很勤劳。

进了里院儿，就有东西厢房，还有一间书房，是父亲办公读书的地方。

父亲是北洋高等政法专科学校的教授，业余时间兼当律师，是1920年前后天津市议会议员。

我家附近另有一家门口挂着“刘XX大律师”的牌子，他家家境显然比我家好，出入有汽车，父亲上下班或去法院是雇的黄包车包月，因为父亲经常为一些付不起代理费的人打官司，收入比其他大律师差，但到过年过节有感激的当事人送一些米面馒头糕点鱼肉来，父亲在民众间口碑甚好。

我的父亲是很有气节的，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和历史色彩的中国早期律师。

父亲自小生长在南皮县潞灌镇，上过3、4年的私塾，也就是有些中文的底子。

认了字的父亲看书报，不甘心终日面对黄土耕作而食不果腹的日子，他决心改变生活现状。

其时为清朝光绪30年，清朝政府腐败无力，日薄西山。

听父亲说过，那几年黄河决口，永定河决口，直隶州夏雨不断，所种庄稼颗粒无收，农民的生活无着无落，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走出农村的。

但是要一个农民背井离乡，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离开家庭，确实要有很大的决心与毅力。

那时我的哥哥潘学勤年仅2岁，家里没有土地，潘姓家族中有田地丰厚的大户，我家就为他们打工。

父亲是家中大儿子，壮劳力，我的爷爷奶奶断然是不同意儿子出去闯天下的。

在一个深夜，母亲用布包了一些换洗衣服，将她唯一的陪嫁银镯子给了丈夫，支持他寻求新路。

父亲走到南皮县500年老槐树下，推金山倒玉柱地跪下，向着家的方向磕头：不成功不回乡！他毅然前行，目的很明确：去找同乡、湖广总督兼参预财政大臣张之洞，考学读书，改变穷苦的家境。

天亮后，爷爷奶奶发现我父亲离家出走时，族人对我母亲的谴责随之而来，母亲的压力非常大，她带领儿子默默承受压力，付出了很多艰辛，哥哥从小就给人家放牛，很懂得旧时农民的疾苦。

母亲在艰苦中坚持给我哥哥读书的机会，断断续续上了几年私塾。

多年后，我父亲反复说：“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
父亲走了多少路，一路上如何风餐露宿，父亲没有多提，但是父亲对张之洞没有歧视自
己这个穷苦的同乡青年农民，反倒为他改变生活的决心而感动的往事难以忘怀，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衣衫褴褛到了湖北武汉，找到张之洞，张之洞即刻命题作文，父亲作出一篇出色的文章，得到张之洞的赞赏，考取了“两湖总师范学堂”，父亲勤奋苦读，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当时张之洞提出“兴学育才”，主张送青年出外留学，清朝政府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签署了中国派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协议。

1906年，父亲即被清国留学生部派往日本留学，是前往日本第二批公派留学生，父亲学成回国是1914年，在日本，父亲读了“矿冶专科学校”，毕业后，又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求学时间长达9年。

母亲说，当父亲回国就职北洋高等政法专科学校后，南皮县府报喜到潞灌镇，敲锣打鼓的报喜人站在门前，母亲却拿不出一文喜钱，只得让哥哥到叔叔家借一篮鸡蛋作为喜钱，从此母亲在乡里倍受尊敬。

每当父亲给我讲起当年他深夜走出老家，在老槐树下叩拜立誓言的往事时，我感到的是壮士胸怀，很佩服父亲。

父亲是艰苦的，努力的，勤奋的，也是学有成效的。

2008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资料室寄来的资料得知，父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和日语政治学两门专业毕业，要知道他在中国乡村只读了3、4年的私塾啊！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从零开始学数理化要付出多少努力，可想而知。

父亲到日本后，偶尔托人给家里带一些钱来，母亲很伤感地说：“官府给的一点学费，他怎样地艰苦，省下给我们用。

”
我5岁时，家里大人讨论，给我裹小脚否，父亲留过东洋，首先反对，奶奶和母亲因为幼时裹小脚的苦痛刻骨铭心，加上生活上极不方便，如同残疾，也同意父亲的意见——不给孩子罪受，因此我很幸运，在我的同龄人中，农村大多数人是小脚，城市里也有不少小脚，还有裹了一半，实在忍受不了疼痛偷偷放了裹脚布的，脚就成了半大不大的“解放脚”，我的嫂嫂就是解放脚。

夏天黄昏，我们在院子的中央放一张小木桌，父亲倒些酒自斟自饮，给我讲乡下的故事和在日本留学的故事，我听得如痴如醉。

有一次父亲说起他小时候在乡下老家，老牛生了小牛，每天小牛依偎着母牛寸步不离，可是过了不久，因为家里穷，要卖小牛，我父亲躲在门缝里看着小牛被拉走，少年父亲哭了。

说起这些往事，已经是大律师的父亲依然伤心，我听了也哭，父亲说：“珍儿（我的乳名），别哭了，我们现在很好了，别哭了！”而他自己却已泪流满面。

母亲有一次坐牛车，老牛滑到沟里，腿骨折了，母亲很难过，从此不吃牛肉，说：“牛苦啊！”
我家的大黑猫叫福来，和我最好，天天和我玩耍。

它喜欢吃羊杂碎。

它的女儿生了小猫也是它喂奶，它女儿逍遥得很。

有一段时间，我晚上睡觉，被窝里躲着七只猫，后来父亲又给我一只装在笼子里的“叫蝈蝈”（北方田野里的一种振动翅膀发出亮丽声响的昆虫），说：被窝里有九个小宝贝。

每次家里要送断奶的小猫时，我都会哭，母亲先打听要猫的人家是否善良、负责，然后母亲带上我送猫，小篮子里是小猫和猫食，我与猫难舍难分，心里酸楚无比。

我奶奶住在我家时，我天天和奶奶玩儿。

我用一些瓶盖、贝壳、小盒子、小木碗当餐具，选差的给奶奶。

我抱着枕头（当娃娃）去奶奶家串门，说：“啊呀，你家的碗这么破，我家的碗可好了！”奶奶笑：“是呀，家里穷啊！”现在想想也很可笑的。

小时候，常常吃自家种的南瓜做的饼，母亲将南瓜刨成细丝和上面粉或杂粮，烙饼，配上粥，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父亲说在日本经常想吃家里的南瓜饼，如今，我也想念我小时候吃的妈妈嫂嫂做的南瓜饼。

母亲自己做的大葱羊肉包子，我爱吃极了，一次，我一口气吃了六个，还想吃，想想吃得也太多了，才理智地停下。

有时，家里放女人的假，父亲和哥哥做包饺子给大家吃，母亲就在房里喊着指导，饺子吃到了，母亲也喊累了，家里暖意洋洋。

这样的日子是很温馨的。

民国七年全家摄于天津，自左向右：自左至右：哥哥潘学勤、我、母亲潘任氏、祖母、父亲潘自浚
每逢家里有什么喜事儿，比如哥哥学期结束成绩优秀、家里人的生日等日子，父亲就带我们全家去下馆子，那真是一种享受，我们常去的那家菜馆在金刚桥下的东北角，那家菜馆名叫“燕春芳”，好像唱戏的人名。

菜馆里的跑堂认识我父亲，一进门就迎上来：“潘大爷来嘞，请请请。

”年幼的我很是得意，每次我都点两样菜：虾仁炒豌豆和甜白菜，这两样菜不仅好吃，更是好看。

有时，父亲带着我去会他的日本友人，或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校友聚会，这些大人们在一起喝酒聊天，议论国事，他们的声音抑扬顿挫，有时激昂得很，甚至争论喝斥，我只有紧张地看着他们，知道长辈在讲大事。

我父亲的朋友中有一位李大钊先生，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的，在日本就是朋友，对中国当局与出路见解相同。

许多往事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张作霖杀害后，父亲非常愤怒。

我家的后窗打开，就可以看到奉系驻军，父亲痛饮白酒，酒后打开后窗，指着窗外怒骂：“刽子手”、“残害忠良”，吓得我母亲赶紧关窗，说：“你要惹祸啊！”可见当时局势非常恐怖。

有时父亲醉酒后会责怪母亲，说因为老婆孩子，他不能像李大钊那样舍生取义，每当那时侯，母亲的表情总是很复杂，甚至参杂着安慰的微笑。

父亲当时是天津的报纸《新天津报》的特邀评论员，每天给报纸写时评，宣传民主、民生思想。

那时候每到下午就有专人来我家拿稿件。

一方面父亲以此得到稿酬，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父亲已经不是当年为改变家族命运的农村青年，他内心充满对当时社会的变革思想，他的文章很受革命人士的好评，父亲一直用笔名写作，但当局还是知道了是潘自浚写的。

一日，我家来了一位客人，自称是曹锟派来的说客，他言语中很有威胁的语气，让我父亲不要再写时评，否则在天津将无法立足，父亲不卑不亢，那人也就讪讪离去。

父亲的时评依然见于报端，母亲担心不已。

那时我家来的客人中有一位是我的老师邓颖超。

她和几个青年办的觉悟社在三戒里，距我家很近，走一百来米就到。

邓颖超常来我家讨论法律上的问题，商讨如何营救被捕青年。

我家的堂屋一进门有一把椅子，邓老师每次来都坐那椅子。

她喜欢梳S头，将头发挽成S形在脑后，一般人梳成横S，邓老师梳的是竖S，前额稍有齐眉穗儿。

我父亲很鉴赏邓老师的字，常常夸邓老师在女师校刊上题写的“严肃”二字有力，我印象中是颜体。

自从李大钊就义后，父亲几乎每日饮酒怒骂当局，大量的酒精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

1930
年的一天，在女师校园里，我手中的包滑落到地上，翡翠提把裂了，我心中一阵慌乱，就急着要回家，此时有家丁来报：我父亲在出庭为人辩护时倒地，不偏不倚倒在磁痰盂上，脖子正巧倒在破碎的磁片上，割破动脉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到著名的教会医院马大夫医院，但因出血过多无力回天，父亲那时才56岁，英年早逝。

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我母亲悲痛欲绝。

作为清国第二批公派留学生，天津市议员，天津政法专科学校教授，民主律师，社会各界吊唁者络绎不绝，哥哥在东北修建齐克铁路，于是我就代替哥哥接待吊唁的来人，日日红肿双眼，白天跪拜答谢来宾，邻里大爷大娘都说：“这闺女没白养。

”夜间守灵，我仔细端详父亲，感到亲人间阴阳两隔的悲怆。

哥哥风尘仆仆回到家，进门见到父亲灵堂就跪地大恸：“儿子不孝，远游他乡，未能伺候于身边啊！”出殡之日各界人士送行队伍排了5里地，在当时是轰动天津的。

………………..………….
流浪塞纳河
悲鸿经常回忆他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求学的往事，赞叹法国油画、建筑、音乐艺术。

徐悲鸿看到那时徐天从的建筑设计，两人讨论各国建筑风格，天从所知甚少，悲鸿极力劝我们前去法国学习艺术，并与法国朋友联系，安排我们的住处。

《南洋商报》闻此，即也聘徐天从为驻欧记者，给与一定经费，国内我哥哥因为货币贬值，寄来一些钱给我，加上我们的一点点积蓄，促成了我们的欧洲之行。

1938年，我与天从携阿筑前往法国巴黎。

当时去巴黎是乘邮轮，买票时，因为我们穿得比较体面，卖票的以为我们是日本人，问买几等舱，当得知我们是华人时，竟然只允许我们买四等以下的船票，徐天从很气愤，他大声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携阿筑乘意大利邮轮，途径斯里兰卡、印度、亚丁湾，穿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又经埃及塞得港，抵意大利那不勒斯港，改乘火车，取道瑞士，赴法国，从马赛港登上法国大陆，又乘火车抵首都巴黎。

沿途每到一处，当地华侨为我们接风，安排住宿，时时处处感到同胞的亲情。

我沿途参观了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徐天从因为喜欢陶器艺术，买了一只埃及陶罐，我们旅途上就提着大陶罐。

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领略了水上城市的风光，坐“贡多拉”穿行于街市的美妙，天从也画了一些意大利的建筑写生，对其建筑赞叹不已。

在意大利，我们受到中国领事的款待，这是一位矮个儿，十分热情的领事，他风趣地说：西人脚大，他要买鞋就去儿童鞋店，逗得在场人大笑。

国际列车途径瑞士，那多彩的国度让我陶醉。

刚到法国，我们人生地不熟，好在有徐悲鸿的介绍信，是由著名旅法画家吕霞光的岳母蒙奴衣太太帮助，我们住进了巴黎红山住宅区，那是一室间住房，设计巧妙，白天大床收起就是沙发，成了客厅，还带有厨房、盥洗间，我们只要带着箱子就入住了。

蒙奴衣太太担当我们的法语老师，从此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吕夫人是蒙奴衣太太的大女儿，当时吕霞光夫妇在中国重庆。

蒙奴衣太太除开自己生养的三个女儿外，还领养一个女孩，一家很是亲热。

蒙奴衣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一样勤俭持家，他们也没有固定收入，蒙奴衣太太加工钩织沙发套台布，钢琴套生活，她拿出自己钩的作品，很得意地讲针法给我听，钩得确实好看。

蒙奴衣太太常把一幅吕霞光的金鱼国画拿出来欣赏，她显得无限的钦佩和骄傲。

蒙奴衣先生早年一条腿受伤，行动不便，在家的时候多。

当我和蒙奴衣太太外出时，阿筑就放在她家，蒙奴衣先生陪阿筑一起玩耍，他们一老一小感情很好，每次离开他家时，阿筑都要多次从巷口再跑回去，重复说再见。

蒙奴衣家三女儿年轻漂亮，正在学钢琴，有时，她自弹自唱；有时她弹琴全家老幼齐声高歌，气氛欢乐和谐。

蒙奴衣夫人喜欢把阿筑放在膝上逗着玩，唱一首法国儿歌，调子简单而节奏感强，久之我和阿筑也会唱了。

歌词大意是：贵妇人骑马巴巴巴（轻声），先生骑马托托托（渐强），农人骑马欧巴罗欧巴罗欧巴罗欧巴罗——，唱到这儿蒙奴衣夫人随着节奏颠动双腿膝盖，到“欧巴罗”歌起，就将阿筑抛着像骑马一样，阿筑乐得反复玩着这个游戏，至今，那旋律还常响在我耳边，让我回忆起难忘的时光。

在巴黎，我们遇到徐天从厦门大学同学林黎光、李大椿，还有雕塑家滑田友、严德辉，
画家蒋仁、张紫屿，以及李凤白夫妇（李夫人是法国人），我们常聚会。

李凤白是位很刻苦学习的画家，他的水彩和油画俱佳，有时给我们看，多有巴黎风光，其妻黛丝善解人意，是一对琴瑟和谐的异国夫妻，他们家在丹枫白露，是一幢别墅，我们去过，条件不错，后来听说他们夫妇回国致力翻译事业，他们是放弃了安定的生活的，精神确实甚佳。

滑天友是江苏淮阴人，他的住处相当大，有利于他学雕塑。

林黎光是徐天从的好友，他在巴黎已生活了8年，其时他正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印度梵文。

他的儿子取名“小希”，他说：希望儿子这一辈不像我们这样背离故土地漂泊，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

在法留学的青年非常刻苦，生活也十分简朴。

严德辉当时住在七层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阁楼很矮，高个儿进去直不起腰来，他说：“在我这儿，伸手可以摘到月亮了。

”小阁楼里堆满雕塑作品，严德辉时常雕些弥勒佛和各种菩萨雕像去卖，换回法郎，来维持生活，买美术用品。

他生活上很艰苦，常常煮一锅肉烧土豆吃上几天，倘若我们去了，大家一顿吃完，我们很有歉意，严德辉却十分高兴。

在这小小的房间里，我们看到背井离乡的留学生艰苦的生活，但，这里充满了留学生对艺术向往和追求的热情，我们时时被中国人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所感动。

我们最喜欢去严德辉的小阁楼做客。

我们聚会时谈起祖国的苦难，列强的欺辱，就非常伤感、滑田友说：“有一天，我会将表现中国人的雕塑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让他们钦佩中国人！”解放后他回国后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浮雕的创作，我可以想象当时他是怀着怎样的激情去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的。

巴黎的塞纳河畔，左岸有许多咖啡馆，有露天的咖啡座，右岸是旧书摊，我们往往散步到塞纳河畔，我和阿筑坐着喝咖啡，天从就去旧书摊看书，流连忘返。

一天下午，天从逛旧书摊不一会儿就到咖啡座来了，脸上表情是抑制不住的喜悦，他手中握着一卷旧书，给我看，说是祖国流失到海外的《金刚经》，我对此物完全不了解，则是看到20厘米左右，约5厘米直径，外皮青黄色的书卷，展开约2米多长，内容是刻印手书体汉字，首尾有图页尾有红色章印。

天从倾其囊中所有购置下来，我也不知是否值得。

在塞纳河畔旧书摊能够淘到中国宝物，这自然是件高兴的事儿。

巴黎的街头也很好看，冬季女士时兴深藏青的长裙，镶着紫罗兰的边，深藏青的帽子上紫罗兰羽毛，显得很高贵。

多数女人将腰索得蜂细，裙摆用鲸骨撑起蓬开，造型很有线条，但未必自然。

倒是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美丽的巴黎少女在卖瓦罐，瓦罐造型多种，图案很好看，那女子身着玫瑰红的布无袖连衣裙，绿色花边，麻利地搬动瓦罐，两只胳臂白皙修长灵活，自然随意，我都看呆了，久久不愿离开这极具魅力的画面。

在法国巴黎，我感到了世界大都市的繁华。

当时巴黎已有地铁，地铁内置有自动售货机，塞进一个钱币就吐出巧克力等，阿筑乐此不疲。

我和天从参观了凡尔赛宫、卢浮宫，这都是徐悲鸿极力推荐的艺术殿堂，凡尔赛宫廷建筑高贵典雅辉煌令我惊叹，卢浮宫的油画、雕塑艺术水准之高无与伦比，当时感到，到过巴黎此生无憾，徐悲鸿极力推荐我们来巴黎，是他对巴黎艺术的崇敬。

李凤白在巴黎住的时间长，法语也好，他就陪同我们前去参观，给我们讲解，李凤白的知识面很广。

我们去蜡像馆游玩，是林黎光和严德辉当导游的，进门，严德辉就拍拍一位西方人的肩说：“你好，老兄，还在此哪！”我看那人不动，才知道是一个蜡人，当时很惊异，那蜡像做得与真人般，我看到一个游客倚在扶梯边，仔细一看也是蜡人。

在巴黎音乐厅听音乐会令人难忘，没有人迟到，没有人喧哗，每曲终了，全体鼓掌，全场终了，全体起立，待奏完《马赛曲》才散场。

观众对音乐的敬诚，对演员的敬重，对公共秩序的自律，都堪称完美，让我终身受益，并常以此讲于子女听，让他们成为文明的公民。

巴黎的电影院放电影是循环放映，随时入场，随时看，也不用问场次，很方便。

当时许多细节也令我难忘，比如我吃了巧克力，糖纸就一直握在手中，马路上干净极了，没有痰迹、没有纸屑垃圾，倘若去污染这么干净的道路是会很惭愧的。

当我抱着孩子在路上走，就有男士前来问：需
要我帮助吗？很绅士。

多年过去，我想巴黎良风依然。

巴黎的艺术与文明让我感触良多，每次聚会，我们都会谈及这个话题。

记得天从说过：中国安定了，也会有地铁、飞机等，中国也有自己的艺术特色。

滑天友说：“首先要破除愚昧和陋习。

”因为我有同感，就记住了滑田友的这句话。

在巴黎，那些青年艺术家常有忧国忧民之叹。

徐天从与朋友吟诗作画往往忘记时间，有一天，他说好中午回来，可是我左等右等，等到下午他还没有回家，我只好抱着阿筑穿过十二条马路的交叉口，到马路对面的朋友家，我害怕汽车，左闪右躲，过马路很艰难，到了朋友家，大家都指责徐天从，严德辉说：“啊呀，你这糊涂虫！”大家哈哈大笑，我可委屈极了。

在巴黎边学习法语边等待学校招生，大家都说最好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那儿聚集着顶级教授。

阿筑天天和蒙奴衣先生在一起，又学了一口法语，我和天从学得慢，但也渐渐掌握了发音的门道，我们都幻想着早日进得求学门，尤其是在卢浮宫参观以后，我对艺术的向往更加强烈，天从似乎对凡尔赛宫更加欣赏，缘于他对建筑的钟情。

谁知不久，欧战爆发，法国的局势很不稳，每日报纸上都报道德军侵略进攻的消息，也鼓吹马其诺防线的坚固，马其诺防线工事南起地中海沿岸法意边境、北至北海之滨的法比边境，全长约700公里，据说防御工事十分坚固。

巴黎天天拉防空警报，训练公民躲空袭。

每当警报响起，我们抱起阿筑就往楼下跑，后来警报一响，阿筑就自觉地拉我们跑，有一次，我和阿筑不小心摔滚下楼梯。

往往是我们跑到防空洞口，德军飞机已经盘旋在天空了。

作为外侨，我们更感到不安，异国异乡的感觉特别强烈。

1940年5月，德军攀越阿登山区，经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很快侵入了法国，巴黎一时紧张，马其诺防线竟然没有起到防御作用，让民众很是失望。

巴黎上空开始盘旋德军飞机，令人惊恐，那时已经进入6月。

巴黎开始疏散人口，火车站前人山人海。

我们将被疏散到法国西海岸的小镇，蒙奴衣太太劝我们不要去，但考虑到我们的安全，没有坚决阻止。

我们和滑田友、蒋仁、张紫屿、严德辉等乘火车抵南特车站，那儿人也很多，有许多年轻的妻子送丈夫参军，相对挥泪，令人动情。

到达南特的海边乡村，我们向一位老太太租到房子，老太太用极漂亮的白色被褥枕头为我们布置卧室，阿筑开始和一个法国乡村孩子玩泥巴，天从和留学生去镇上洗澡…..我以为一切安定了，谁知，突然房东老太太跑来，两手合一作祈祷状说：“上帝啊，我不能给你们住了，镇上有通知，凡是家里有空房的政府要征用…..”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行程，天从胸前挂着油瓶和米，背后背着一个小小的箱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抱着阿筑，留学生有时帮我抱一会儿。

我们走啊走，天上皓月当空，道路显得格外白茫茫。

我们没有目的地，没有依靠的向前迈步，风是异国的，景是异国的，真有流浪天涯的感觉！大家说“反正是流浪，尽管向前走就是”。

就这样，我们走了一夜。

天亮后，我们在不知名的小旅社住下，大家挤在一间，倒头就睡，我们累极了。

这让我回忆起初到新加坡的那个迷路的晚上，我们真是四海为家的。

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我写了一首诗：“塞纳河边风吹面，兴安岭上雪生光，年来已是漂泊惯，早将他乡做故乡。

”
就在这乡村的小镇上，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温州的朋友，大家虽初次见面，却象多年的亲友。

他是做服装生意的，从巴黎买进些妇女的时装带到乡村来卖。

大概乡村的姑娘也很少到巴黎去，大家很欢迎这位中国人。

他看到我们这批“书生”的处境，十分同情，给了我们500法郎，以度难关。

蒙奴衣太太也寄来200法郎，要我们回巴黎，于是我们又浩浩荡荡返回巴黎。

法国的乡村很美丽，特别是每家的庭院里结满番茄，翠绿一片，红果点点，法国农民一家赶着大车去赶集，大车上男女老幼唱着笑着，倚着箩筐，箩筐里是丰硕的农产品，像一幅幅油画，可惜这样的美好被战争破坏了。

欧战的发生，打乱了我们的求学计划，给《南洋商报》写稿解决经济来源的工作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