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与学校抗战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与学校抗战在抗战时期，中国教育面临巨大挑战，但同时也展现出顽强的抗战精神与强大的适应能力。
学校抗战成为中国社会独特的现象，通过对学校抗战的探讨，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特点与意义。
一、抗战前的中国教育在193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教育逐渐兴起，许多新式学校相继建立。
但是抗战爆发前，中国教育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不平等的教育体系、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师资匮乏等都是当时教育面临的困境。
此外，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渗透，教育领域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许多学校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篡改与扭曲。
二、学校抗战的现实意义学校抗战不仅仅表现为学校的抗战行动，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抗战意识与抗战精神。
学校抗战对于整个社会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力量的作用。
学生们参军抗战，教师们奔赴抗战前线，学校成为了集结抗战力量的重要阵地。
三、学校抗战的困境与挑战学校抗战面临着许多困境与挑战。
首先是战争给学校带来的直接冲击，许多学校被毁坏，教学设施损失惨重。
其次是师资短缺，许多教师被征召入伍，学校面临着无法顺利开展教学的问题。
此外，学校经费紧张、生活物资匮乏也给学校运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四、学校如何应对抗战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学校仍然积极应对抗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教育的正常进行。
首先，学校改变教育方式，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其次，学校加强了师资的培养，通过开展教师培训班、招聘优秀教师等方式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问题。
此外，学校还积极争取经费支持，组织募捐活动，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
五、学校抗战的意义与影响学校抗战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抗战胜利的结果上，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教育的顽强与希望。
学校抗战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了他们的勇气与坚定。
同时，学校抗战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六、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教育抗战胜利后，中国教育进入到了战后调整与重建的阶段。
学校纷纷开展工作，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迅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人民为保卫国家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教育事业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本文将从教育体制、学校建设和教育理念三个方面，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首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主要以私塾和官办学校为主，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府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革教育体制。
一方面，政府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投入，扩大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提高教育质量。
另一方面，政府还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教育事业。
这些改革措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学校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了满足战争时期人才培养的需求，中国政府积极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加大学校建设的力度。
许多新的学校相继建立，包括中小学、职业学校和大学等。
这些学校的建设不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也为培养人才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同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学校还开设了一些特殊的课程，如军事训练和急救技能等，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抗战努力做出了贡献。
最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品德和意识形态。
因此，教育的目标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全面发展人的身心素质。
在教育实践中，中国教育家们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通过开展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学生树立起保卫祖国的信念和勇气。
同时，教育家们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和社会实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从教育体制的改革到学校建设的提升，再到教育理念的转变，中国教育事业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校史 红色故事
校史红色故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每个学校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校史。
这些校史中，总会有一些红色故事，记录着学校与中国革命斗争的紧密联系。
本文将以一所名为“光荣中学”的学校为例，向读者们介绍一段发生在该校的红色故事。
光荣中学位于中国某个偏僻的山区，始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艰难岁月，而这所学校也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孕育而生。
第一节：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期间，光荣中学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到抗日活动中。
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鼓励人民坚决抗战。
在学生中还组建了一支秘密的地下队伍，进行抗日情报收集和分发工作。
学校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和英勇行动，使光荣中学成为了当地抗战的重要象征。
第二节：土地改革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进入了解放战争的阶段。
在光荣中学，学生和教职员工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运动中。
他们参与到农村的土地调查和分配工作中，帮助农民争取属于他们的土地权益。
同时，学校还成立了农村教育队，为贫困山区的农村孩子们提供免费的教育。
这一举措受到了当地农民和学生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在这个时期，光荣中学也没有幸免于难。
学校里的师生们被卷入了这场运动的漩涡中。
他们积极参与红卫兵组织，组织批斗会，批判资本主义道德和旧的教育体制。
这段历史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痛苦，但也锻炼了学校师生们的思想和意志。
第四节：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光荣中学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学校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技术，并与国内外的学校开展交流合作。
学生们有机会参与到国际交流活动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同时，学校还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通过对光荣中学的校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学校的发展都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
世界教育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军长征”
退而 言 ， 第 二 次世 界 大 战期 间 ， 方 国家 引 以 自 在 西 豪的是 ， 们 曾经创造 “ 他 敦刻 尔 克 大 撤 退 ” Ｂ ｔｅ （ ａｌ ｔ ｏ Ｄ ｎｉ ） ｆ ｕ ｋｒ 的奇 迹 。 曾想到 ， ｋ 不 中华 民族竟 然在 教育 战线 上也 展开 了一 场 亘古 未有 的战 略大 撤退 ， 造 创
春 天起 ，中 国华 北 和 东 南 部 的一些 高 等学 校 就 开 始 筹划 内迁 。战事 既 起 ， 华北 、 中 、 南 的大 中学 华 华 校 ， 纷西 迁 ， 离 转徙 。中 国战 时高 校 内迁 运 动 ， 纷 流 历 时八 年 之久 。１３ ９ ７年至 １ ３ ９ ９年 ， 先后 共 有 ６ 就 ９ 所 高校 内迁 。
了教育 的 “ 刻 尔 克 大撤 退 ” 敦 —— “ 军 长 征 ” 文 的奇
穿 ６个省 ， 后迁至 贵州遵义 及其所 辖 的湄潭县 ， 最 行 程 ２０ ６ ０余 公里 ， 称为 “ 军长 征 ” 被 文 。后来 “ 文军 长 征” 之名 ． 不仅 用 于浙 江大 学 的 内迁 ， 于众 多 高等 鉴 院校 的 内迁 ． 具有 战略 大撤 退 的性 质 ， 且 几 乎 都 而 都 曾经 历 “ 长征 ” 的 困苦 ， 般 因此 ， 文军 长 征 ” 一 “ 这 名词 就包揽 了抗 日战争 时期 所有 内迁学 校 的经历 。
迹 “ 文军 长 征” 展示 了中华 民族伟 大而崇 高 的教育
精神 ，不 仅 为我们 留下 了动人 心 魄 的历 史记 忆 ， 更
为我 国教 育 现代 化 的征 程 ， 供 了 弥足珍 贵 的 思想 提 营养 ， 滋润 我们 的心灵 ， 迪 我们 的智 慧 ， 升我 它 启 提
世界教育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军长征”
世界教育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军长征”作者：梅汝莉来源：《基础教育参考》2008年第04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我们曾经上演过震惊中外的“红军长征”的奇迹，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
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大转移，借此开辟了敌后战场。
就战略撤退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曾经创造“敦刻尔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的奇迹。
不曾想到，中华民族竟然在教育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略大撤退，创造了教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文军长征”的奇迹。
“文军长征”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崇高的教育精神，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动人心魄的历史记忆，更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征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营养，它滋润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思想境界。
“文军长征”的得名。
面对日寇肆虐破坏我国文教事业的种种暴行，我国的学界名流､大学校长等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采取保护国家教育机构的有效措施，提出，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向后方迁移的主张。
在教育界爱国人士的敦促下，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文件，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命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地区，做好转移的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
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
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
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
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
由于日军进逼杭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1937年度新生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西迁。
1937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教师学生分3批出发，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前往建德。
初迁西天目､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又经广西宜山，辗转两年，横穿6个省，最后迁至贵州遵义及其所辖的湄潭县，行程2600余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以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为例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以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为例作者：韩金玲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12期韩金玲［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310018］摘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有计划的摧残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反而创造了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一历史现象，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放眼未来，重视教育；二是创造自由环境和民主气氛。
关键词：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抗日战争高等教育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战被迫开始。
日本为了完全控制中国，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有计划的摧毁和破坏。
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中写道：“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
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是危险分子。
为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日军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
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
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惊人。
”①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没有被吓倒，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坎坷的内迁，边学习边抗日，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即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先看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
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穿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
浙大西迁办学七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韧不拔的浓重一笔。
王淦昌在这里完成了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谈家桢在湄潭的唐家祠堂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中的机制和规律，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生物学家贝时璋以及陈建功、罗宗洛等著名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都在这里取得。
世界教育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军长征”
世界教育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军长征”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我们曾经上演过震惊中外的“红军长征”的奇迹，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
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大转移，借此开辟了敌后战场。
就战略撤退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曾经创造“敦刻尔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的奇迹。
不曾想到，中华民族竟然在教育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略大撤退，创造了教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文军长征”的奇迹。
“文军长征”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崇高的教育精神，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动人心魄的历史记忆，更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征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营养，它滋润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思想境界。
“文军长征”的得名。
面对日寇肆虐破坏我国文教事业的种种暴行，我国的学界名流､大学校长等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采取保护国家教育机构的有效措施，提出，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向后方迁移的主张。
在教育界爱国人士的敦促下，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文件，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命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地区，做好转移的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
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
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
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
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
由于日军进逼杭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1937年度新生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西迁。
1937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教师学生分3批出发，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前往建德。
初迁西天目､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又经广西宜山，辗转两年，横穿6个省，最后迁至贵州遵义及其所辖的湄潭县，行程2600余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
抗日战 争期间的教育状况如何
抗日战争期间的教育状况如何在抗日战争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教育的火种依然在顽强地燃烧，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孕育着希望。
战争的爆发使得大量学校被摧毁，师生被迫流离失所。
许多校园在日军的轰炸和侵略中变成一片废墟，教学设施被破坏殆尽，书籍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
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妄图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教育工作者们怀着坚定的信念，想尽办法继续开展教育活动。
在大后方，学校纷纷内迁，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
一些学校因陋就简，利用庙宇、祠堂甚至山洞作为教室。
学生们坐在简陋的桌椅上，依然专心听讲，对知识充满渴望。
师资力量方面，尽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难，许多教师依然坚守岗位，甚至有不少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投身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国家的未来人才贡献力量。
他们不仅传授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
课程设置上，除了传统的学科知识，增加了与抗战相关的内容，如军事训练、国防教育等。
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战斗意识和爱国精神，使他们能够为保卫祖国做好准备。
教育经费极度短缺也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政府财政困难，难以足额保障教育投入。
然而，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通过募捐、义卖等方式筹集资金，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极高的学习热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们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更加刻苦努力。
不少学生在课余时间还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开办了大量的抗日小学、中学，实行免费教育，让广大贫苦农民的子女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教育内容紧密结合抗战和生产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革命意识。
抗日战争期间的教育虽然条件艰苦，但却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才。
他们在战争中成长，在战后成为了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抗战时期的中国儿童教育学校与学龄儿童的生活
抗战时期的中国儿童教育学校与学龄儿童的生活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形势，人民生活艰苦，教育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为了确保儿童正常的学习和成长，中国积极开展了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的儿童教育学校。
本文将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教育学校与学龄儿童的生活情况。
一、儿童教育学校的建立在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意识到教育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因此积极开展儿童教育工作。
为了保证学龄儿童的正常学习和生活，许多儿童教育学校应运而生。
这些学校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各种形式，如疏散学校、动员教学、麻雀学校等，来满足学龄儿童的教育需求。
1. 疏散学校在战乱频发的地区，政府组织了疏散学校，将学龄儿童从战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接受教育。
这些学校主要设立在乡村或较为安全的城市，提供基本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
尽管条件艰苦，但学生们能够继续接受正常的教育，不至于中断学业。
2. 动员教学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抗战时期还开展了动员教学。
动员教学是通过政府组织，动员有一定教育能力的人员从事儿童教育工作。
这些人员可能是师范生、退伍军人、教育工作者等。
他们到农村、城市社区等地，利用各种场所进行教学，让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也能享受教育的益处。
3. 麻雀学校在抗战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城市的学校大多无法正常运作。
为了让城市的孩子也能继续学习，政府组织成立了麻雀学校。
麻雀学校通常设立在家庭、社区、工厂等场所，使用简单的教学设备和教材。
这些学校的目的是让学龄儿童能够就近接受教育，减少学习的中断。
二、学龄儿童的生活情况在抗战时期，学龄儿童的生活异常艰苦。
他们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面临着食品短缺、生活环境恶劣等问题。
然而，尽管困境重重，他们依然积极面对困难，勇敢地坚持学习和生活。
1. 食物短缺由于战争的影响，食物成为了学龄儿童的珍贵资源。
战争时期，粮食供应困难，人民普遍面临饥饿。
学龄儿童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常常只能依靠政府或社会救济来解决温饱问题。
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
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国家危机四伏。
为了挽救国家危局，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了救国的中心。
在这个大学里，有一位叫做李明的学生，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年轻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李明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深受教育家陈独秀的影响，他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
在他的眼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才，提高国家的整体素质。
他深信，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的现状，懂得如何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在西南联大，李明遇到了一位叫做王老师的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有爱心和耐心的老师。
王老师教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他教育学生要有责任感，要有爱心，要有担当。
他告诉学生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在李明的心中，王老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李明。
在他的眼中，王老师不仅仅是一位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将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在西南联大，李明学习了很多知识，他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一起讨论国家的现状，一起思考如何为国家做出贡献。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在李明的心中，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和学生，他们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这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奋斗。
最终，李明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他将自己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和精神传递给了更多的学生。
他告诉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他深信，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的现状，懂得如何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在李明的心中，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和学生，他们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这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奋斗。
抗日战 争时期中 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在抗日战争那个充满血与火的艰难岁月里，中国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然而，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努力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当时，战火纷飞，国土沦陷，学校被炸毁，师生被迫流亡。
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教育资源极度匮乏。
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中国的教育事业依然在艰难前行。
为了保障教育不中断，许多学校开始了迁徙办学的历程。
他们从沦陷区迁往大后方，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授课。
这些学校往往没有固定的校舍，教室可能是简陋的民房，甚至是山洞、庙宇。
教学设备也极为简陋，书本稀缺，黑板和粉笔都成为珍贵的物品。
然而，师生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学习。
在教育内容方面，除了传统的学科知识，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英雄的事迹，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
同时，结合战争实际，开展军事训练、医疗救护等实用技能的培训，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师资力量的保障也是教育发展的关键。
在战乱中，许多教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不仅传授知识，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成为学生们的精神支柱。
同时，一些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教育事业，为培养新一代人才贡献力量。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教育也没有被遗忘。
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夜校、识字班，让广大农民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
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也为抗战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育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除了课堂教学，宣传队、文艺演出等形式也成为了教育的重要手段。
通过歌曲、戏剧等形式，向民众传播抗日思想和文化知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教育还注重与实践相结合。
学生们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持，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尽管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抗日战 争时期的教育事业发展状况如何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发展状况如何在抗日战争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教育事业也在战火中历经磨难却又坚韧前行。
当时，战争的肆虐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学校被轰炸，教学设施毁于一旦，许多师生被迫流离失所。
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教育工作者们和广大民众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努力维系着教育的火种。
在国统区，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教育事业。
他们调整了教育政策，强调教育要为抗战服务。
一些学校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继续开展教学活动。
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设立了一些临时的教育机构，为流亡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
课程设置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增加了军事训练、爱国教育等内容，以培养学生的抗战意识和爱国精神。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根据地的教育紧密围绕着抗战和生产的实际需要。
由于物质条件极为匮乏，教育形式灵活多样。
识字班、夜校、冬学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让广大民众有了学习的机会。
这些教育形式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都成为了教学的场所。
教育内容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除了文化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培养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劳动技能。
通过教育，让人们明白抗战的意义和自身的责任，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同时，教授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等实用技能，提高根据地的生产能力，为抗战提供物质支持。
教师队伍在那个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
有的教师在简陋的教室里，用仅有的一块黑板、几支粉笔为学生授课；有的教师在战火纷飞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学生。
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为培养人才、传承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学生们也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爱国情怀。
他们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刻苦努力，立志为国家的抗战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许多学生在毕业后，毅然投身到抗日斗争的前线，或者参与到根据地的建设中。
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
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
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这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的，是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徒步迁徙的影像，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慷慨悲歌的缩影。
抗日战争的纷飞战火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本文由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
那些见证历史的珍贵记忆是文学、是历史、更是永不磨灭的精神！△抗战时期部分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转自公号：哲学之路（zhexuezhilu）抗战中的十所大学浙江大学西迁的另一重使命是文化的守护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
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
《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浙大西迁路线图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
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
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州地母洞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
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
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
九一八事变中的教育英雄为抗日教育事业默默奉献
九一八事变中的教育英雄为抗日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九一八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动荡。
当时，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教师们顶着艰难和危险，默默奉献，为抗日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介绍几位九一八事变中的教育英雄，展示他们在抗日教育事业中的无私奉献和崇高精神。
第一位教育英雄是王继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破坏。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王继才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看到学生们停学在家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在家中开设秘密的读书班，继续为学生们传授知识。
尽管面临巨大风险，他仍然坚持教学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很多学生得以继续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储备也为日后的抗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位教育英雄是杨瑞森。
杨瑞森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看到东北地区的教育形势严峻，许多学校被摧毁，学生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决定组织一支义务教学队，走进战乱地区，为那些失去学校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用简陋的教室和教材进行教学，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的热情和毅力鼓舞着那些学生们，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第三位教育英雄是李平。
李平是一名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舒适的大学岗位，主动加入了地下抗日组织，通过秘密传递抗日宣传资料，并组织抗日教育活动。
他经常走进乡村，为那些缺乏教育资源的农村孩子进行义务教育，帮助他们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本质，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李平为抗日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了二十多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事业的崇高意义和价值。
这些教育英雄的事迹，不仅展示了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胆识和勇气，更彰显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他们默默奉献，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后人，让我们明白了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战争纪录与历史记忆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战争纪录与历史记忆中国抗日战争是20世纪40年代初至1945年的一场全面抗日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顽强抵抗，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战争纪录，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一、战争纪录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纪录，这些纪录不仅仅展现了中国军民的勇敢和执着，也记录了他们以有限的资源抵抗敌人的决心。
首先，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创造了许多奇迹。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坚持了七十八个日日夜夜，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
此外，中国军队还在台儿庄、台南、郑州等地展现了出色的战斗力，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次，中国民众以自发的民兵运动积极参与抗战。
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民众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抗战的支持。
红色娘子军、游击队等独特而有效的抵抗组织不断涌现，他们与中国正规军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抗战力量。
最后，中国人民坚毅不屈，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许多无名英雄和烈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安全。
同时，中国民众还通过捐款、捐血、支援前线等方式积极参与战争努力。
二、历史记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它还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
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对战争的回忆，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教训。
首先，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成为了强大的团结力量。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抵抗外敌。
这种团结的力量超越了任何分歧和矛盾，成为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威胁时的重要支撑。
其次，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也成为了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过教育，人们可以了解到这段历史，了解到那个年代的人们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这种教育可以激励年轻一代珍爱和平，珍爱自由，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最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民众对英勇战士的尊重和缅怀。
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和纪念设施，人们可以缅怀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雄，同时也向后代传递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
陶行知与抗战
陶行知与抗战左和平/文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
77年前，被毛泽东称为“伟大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国难当头的那种特殊年代里，他起到了一般常人不可起到的作用，创造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奇迹，如成立工学团、充当国民外交使节、引荐白求恩大夫来中国等等，至今传为美谈。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日军铁蹄肆意践踏中国领土，陶行知觉得国家不安宁，要想平安办学是不可能的。
于是，因势利导创立“工学团”办学模式。
1932年夏，陶行知决定在沪太路孟家木桥成立工学团总部，取名“山海工学团”。
“山海”的命名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工学团总部设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二是从当时的战争形势看，“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失守，志在唤醒民众收复山海关, 收复东北失地。
“工学团”顾名思义，就是工作养活自己，学习提高自己，团结起来保护自己。
这是日本侵略中国形势下的办学新模式。
团总部下辖多个工学团，如：青年工学团、儿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晨耕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报童工学团等等，一些大小工学团应运而生，工学团团员既是先生又是学生，还是抗日的小战士。
当时一些知名人士如沈钧儒、李公朴、张曙等多被陶行知常请到山海工学团总部演讲或上课。
新安旅行团的创办，是陶行知先生的另一伟大创举。
1933年10月，淮安新安小学有7个无家可归的小孩组成儿童旅行团（简称“新旅”），经镇江到上海宣传抗日，轰动沪上。
陶行知写诗称颂道：“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虽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新旅”从1935年开始直到抗战全面胜利，坚持抗日宣传历时10年多，行程5万里，足迹遍布全国16个省市。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把他创立的“小先生制”运用于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崭新的有效的形式，在中国教育史和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下的中国教育反抗与改革
九一八事变下的中国教育反抗与改革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假借柳条湖事故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占领了沈阳，并逐渐侵占了整个东北地区。
这一事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精神，并催生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教育系统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学校被关闭，师生被迫离开校园，教育资源被抢夺。
这使得中国教育陷入了一片黑暗。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中国人民展现了顽强的抗争精神，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抗日战争，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教育的反抗与改革。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通过地下教育系统，秘密开办了许多地下学校，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这些地下学校不仅教授传统的文化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抗日意识和爱国情感。
这些地下学校成为了中国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地下学校，中国人民还积极参与了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他们意识到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方面，他们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他们也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使每个孩子都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更深层次的改革正在进行。
中国人民开始反思传统的教育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
他们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因此，他们开始倡导教育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九一八事变下的中国教育反抗与改革，不仅仅是对侵略者的抵抗，更是中国人民对教育发展的深刻思考和探索。
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不仅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原标题：烽火读书声杨振宁西南联大入学表李政道西南联大入学表邹承鲁西南联大入学表北大红楼在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还有另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
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
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
1998年秋，我在北大朗润园与季羡林先生谈起“西南联大”的往事。
先生说出一番话来：“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
这个，值得研究。
”季羡林没有经历中国的抗战，战火阻隔，当时他在德国的灯火管制之夜里留学。
他对中国焦土上有这样的战时大学感到惊讶。
这位世纪老学人用质疑的声音，在追索一份失落已久的历史档案。
中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战斗，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
“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
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
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后派遣到中国的'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
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
”在《巨流河》一书中，齐邦媛的回忆沉痛，令人震动。
那时有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是在著名小说《青春之歌》里面读到这句话的。
书里面的进步青年有的参军了，到东北加入抗联，或者西去延安革命。
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而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对于我却有另外的发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十一月四日星期四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祡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日记》1937年吴宓凄然告别北平。
革命大熔炉抗大五分校
革命大熔炉抗大五分校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全国陷入了动荡的大熔炉。
在这一时期，许多大学和中学都被迫停课，学生们被送到农村或者工厂参加“插队运动”，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接受“革命教育”。
其中，有一所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学校，那就是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的“抗大五分校”。
这所学校的名字来自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军校，是毛泽东当年曾经就读的地方。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所学校却成为了“反动学校”的代表，并被指责为“庸俗化教育”的罪魁祸首。
当时，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都被划为“反动派”，而臭名昭著的“红卫兵”也闯入学校，破坏了学习环境和校园秩序，甚至在学生中间制造了种种冲突和分裂。
在这种环境下，演员钟楚红的家庭搬到了抗大五分校附近，她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
“我们是没机会上大学的，学习只能是自学了。
”钟楚红回忆道。
不过，她并没有因此感到灰心丧气，反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知道我不能没有文化，就算我不去上学，我也要把自己的知识储备充实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成为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因为读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活动”，所以那些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往往会被怀疑为“敌人”。
此外，许多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也被认为是“旧思想”和“四旧”，因此被彻底否定和批判。
然而，正是在这种运动化、极端化的环境下，钟楚红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做一名红卫兵。
她曾经参加过游行示威、搜查“反动物品”等活动，也曾经在校园里抄写过《毛泽东语录》。
“最难的时候是1967年和68年，那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知青、下放文艺工作者都要劳动。
我和父母都去了地里干农活。
白天要挑水种田，晚上再回家看书学习。
我记得当时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本霜华集，给我寄过来。
这本书是20元钱，那时候很贵。
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教育无罪、智慧无罪’。
”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热爱学习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极其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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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
这种发展，究竟有多大，又是怎么做到的？抗战时期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
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
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
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
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
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
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
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
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
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
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
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
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
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1941年，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实验课，实验室还是很宽敞的。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
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
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
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
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
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
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
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
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
“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
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
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
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
”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
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
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1936～1945学年度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学年度学校数班级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193619561139348252276864193712406919309563482641246 8472 389009 52532 1939 1652 10024 524395 64285 1940 1900 13063 642688 83978 1941 2060 14392 703756 126673 1942 23738317161791111943257319229902163202209194427592012292929721278319453727283521262199255688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
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
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
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
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具体数据如下表：▲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学年度院校数教员数学生数毕业生数193610875609154 1937 91 5657 31188 5137 1938 97 6079 36180 5085 1939 101 6514 44422 5622 1940 113 7598 52376 7710129 8666 59454 8035 1942 132 9421 64097 9056 1943 133 10536 73669 10514 1944 145 11201 78909 12078 1945 141111838349825568819461851631712932620185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
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
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
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
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
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
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
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
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
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
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