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
蔡昉：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潜力巨大
蔡昉：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潜力巨大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度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其经历了长期的下降过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经放缓，并预计在2013年见底，随后转为上升的过程。
实际上，这个转折点已经于2010年发生。
那就是说，人口红利终将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包括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是来自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
第二是来自教育资源的扩大。
第三是来自劳动参与率的扩大。
延长退休年龄是扩大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负担的重要途径。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市化，我们面临两条可行且有效的途径。
一是通过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农民工就业和居住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与保护。
二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稳定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成为城市户籍人口。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国内学者中较早提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这一观点提出后受到诸多质疑。
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的判断并非杞人忧天。
不过，蔡昉虽然作出了一个悲观的判断，但却给出了一个乐观的预期。
他认为，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方面还有很大潜力。
刘易斯拐点争论证券时报记者：您是最早提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学者，这一观点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证明您的看法是正确的，能不能谈一下您形成这个观点的大致过程以及学术界关于这个观点的争论情况？目前学术界和决策层对此问题是否已经形成共识？蔡昉：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
最初是从沿海地区到全国范围的“民工荒”，随后伴之以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连续多年上涨。
说“难以理解”，是因为在许多人的理念中，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是中国社会天经地义、恒久不变的特征。
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自2003年出现之后，就再也挥之不去，而且工资上涨也成为一个次生现象，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真实。
形势与政策论文保障和改善民生
《形势与政策》期末论文班别：土木08-2 姓名：何韬浅析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以确定，在“十二五”规划的蓝图中，改善民生将是最绚丽的亮点。
社会背景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内需不足，提高消费需求是启动内需的关键。
例如，在目前占我国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农民，作为潜在的消费主体，农民的内需远没有启动。
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5253元，加上社会保障不足，严重抑制了农民的购买意愿。
试想，如果7亿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那将成为拉动我国内需的巨大力量，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
因此，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低收入者阶层的收入水平、启动农村市场，提高国民消费率，真正启动有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意义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的是消除贫困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仍处于百位之后，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经济社会面貌还很落后，农村还有3597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2347万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看病难、上学难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还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劳动者报酬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
这些问题说明，我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十分繁重。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党中央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
同时，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会推动经济发展。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依靠人民，才会拥有不竭的强大动力。
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自觉投身现代化建设，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如何应对_未富先老_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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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
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 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 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 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 中国日均消费在 2- 20 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 66%，消费总额占 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 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 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 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 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 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 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率）的下降，对 1982- 2000 年期间人均 GDP 的增长作 出了 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蔡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蔡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者：来源：《财经界·中旬刊》2018年第03期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对改善民生领域的工作提出更高、全新的要求，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作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新思想和新举措。
一、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的获得感显著增强。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低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经济增长。
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性增强，收入分配格局改变，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处于缩小的势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
民生领域这一系列开创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着眼于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于全党全国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部署，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方略，努力加以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也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做好民生工作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重大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蔡昉：提高经济生产率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改革红利
激励是改革的有效“推进器”，无论实施者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的当事人，否则这项改革便是激励不相容的，没有办法有效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成效并不明显。
虽然我们预期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之后，改革能有实质性的推动，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障碍需要突破。
比如说，我们听到更多的地方和研究者在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人计算推进这项改革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收益，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改革收益如何分摊的估算。
虽然社会各界原则上承认改革具有更长远的收益，但是这种说法比较笼统，没有被定量化。
从全世界的角度，人们在相关方面做了很多测算，例如，有人估算，如果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可以打破，产生的收益竟可以大幅度超过全世界GDP的总和。
(Clemens，Michael A. <2011>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25，Number 3，Pages 83–106)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制度性的障碍会被打破。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争论移民法案时，也认真地算了账，看如果未登记移民变成公民可以带来多少收益，至少人们承认，这项改革在联邦政府这一层次，通过税收的增加可以实现收益大于成本。
我们面对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更必须看到收益，尤其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要成为市民的人，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进行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有两个目的。
首先，了解了改革真实的收益和成本，才可能形成尽可能广泛的关于改革的共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
国外有的媒体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增长抑制型”的。
国内舆论也有类似倾向，夸大改革成本而低估改革收益。
周云十二五规划学习报告会思想汇报
[周云十二五规划学习报告会思想汇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学习思想汇报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以前没有过多的了解，星期四在一报听了蔡昉教授的报告，我深有感触，周云十二五规划学习报告会思想汇报。
蔡昉学者专注于研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贫困领域和就业形式政策及劳动市场预测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次关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学习报告会上，蔡昉教授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给我们作了深入讲析。
首先，他为我们剖析了十二五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
众所周知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很大影响，虽然时隔两年，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在回升，但是经济复苏并非一帆风顺。
现在仍有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缓慢发展。
总的gdp值虽然也在增长恢复到正增长，但这个过程的确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阻碍。
中国虽然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亦减缓,失业增加,人们收入下降,消费减少,市场萧条，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
其次是各国通货膨胀风险增大，中东北非局势加大，油价风险高，油价的提升意味着通货膨胀夸大和经济复苏乏力。
而欧元主权债务危机仍在继续，大批的商品价格上涨挤压了实际工资，思想汇报《周云十二五规划学习报告会思想汇报》。
而前段时间日本发生的特大对gdp的增长也有很大影响。
对日本gdp占有率由原来预期的1.4%也降到了现在的0.9%，这势必也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次，是我国国内的经济环境的三个不仍然存在。
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我国gdp总量在去年虽然已经赶超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由于我国人口总量极大导致我们人均占有量很低，经济增长力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限制。
我国现在还面临着一个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结构化，这样长久下去必定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就业体制与外国也不一样，到达一定年龄后，社会的需求率极低。
而就改变这种现状，教授说明现在已经在某些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改革政策。
从“十二五”规划谈保障与改善民生
从“十二五”规划谈保障与改善民生作者：黄杏福来源：《新农村》2012年第07期摘要：十二五时期的五年，是承上启下解决关键性问题的重要时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
重视民生，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民生问题却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得不关注的焦点。
本文通过分析改善民生的现实意义以及当前民生的现状，简述了十二五时期保障与改善民生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十二五保障改善民生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
十二五时期的五年，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第三个五年，是承上启下解决关键性问题的重要时段。
重视民生，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事关改革发展全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问题。
十二五规划奏响“民生”主旋律。
人们看到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从“国富”到“民强”的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一、保障与改善民生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民生问题却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得不关注的焦点。
重视民生，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事关改革发展全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问题。
因此，解决民生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
《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为：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保证老百姓生存条件的全部需求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普遍需求，前者强调的是生存条件，后者追求的是生活质量。
简单说，民生就是八个字：衣食住行，喜怒衰乐。
可见，保障和改善民生意义重大。
1.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实践是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应对老龄化的挑战_蔡昉
光明日报/2011年/4月/22日/第011版理论・经济学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意义首先，人口的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在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密不可分。
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特别重要性。
例如，我国在资源利用、矿产消费、能源消耗、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方面，从国际比较看人均水平并不高，但由于人口规模大，总量就显得十分突出，影响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国情决定了我国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更加注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均衡协调关系，形成均衡型的人口格局。
其次，要注重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
然而，在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
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这一比率就大幅度超出正常水平，2009年仍然高达119.5，即男婴比女婴多19.5%。
对此应该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推动性别平等，杜绝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向，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趋势。
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老年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老龄化社会”，将是我们必须适应的社会常态。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确给我国社会养老能力、养老保障体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因此，应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全社会的养老、敬老共识和养老能力，实施“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
三是人口素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2008年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7.8%，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5年。
全国出生缺陷监测总发生率不断攀升，每年出生时肉眼可见先天性畸形和出生后逐渐显现的缺陷儿，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6%，年出生缺陷儿80万人左右。
蔡昉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
蔡昉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大家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难发现，中央对于制订“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主题和一个主线，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今天我们主要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过去这些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需求拉力，一是外需中的出口，二是内需中的投资，三是内需中的消费。
从统计数据来看，过去这些年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比重是下降的，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减少，今年这个拉动因素的贡献有可能是零，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上去了，但还不够多，主要还是靠投资把外需那块儿给弥补了。
今年中国GDP应该是10%的增长速度，速度并没有减，但拉动因素变了，应该说这个拉动因素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投入土地、资本、劳动、管理、技术等，这个投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构成、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看这个发展阶段的投入特征是什么。
农业社会有土地和劳动力就行，工业社会早期有资本就行，再往上走，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准确地预测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准确地预测了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个报告中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可谓是“东亚奇迹”。
而克鲁格曼却认为“东亚奇迹”根本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它的增长特点跟当年的苏联差不多，就是靠投入生产要素，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不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生产力上，增长就难以为继，就会像苏联一样，虽然曾经辉煌，但到后来经济整个就崩溃了。
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奇迹”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假设，甚至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是稀缺的。
在这个背景下，只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挑战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挑战2011年01月05日08:59:45 来源：经济参考报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
近期著作有《中国流动人口报告》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6期日前召开。
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与新挑战”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以及避免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战———“中等收入陷阱”蔡昉提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世界银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称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划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 D P低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汇率，我国的人均G D P在当年达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中首先提出的。
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_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16 | ECONOMYApproaching Economist 走近经济学家走进他的办公室，简单的是里面的布置：两张桌子、两个书柜、四把椅子、一台电脑，不简单的是放置于上面的一摞摞与农业经济、人口经济、劳动经济相关的书籍。
从几年前开始，人们谈起他总会想到他提出的现在正逐渐引起热议的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
他是我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的经济学者的人。
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专业选择源于农村体验1956年，蔡昉在北京出生。
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蔡昉也经历了我国特殊的时期，也是因为这才让蔡昉有机会体验到农村的生活，了解真实的农村是什么样子。
“文革”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小镇一所著名中学教书。
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昉被送到了这里。
农村中很多的事情他都不明白。
蔡昉清晰记得一件事：在田野里，他看到一个相识的孩子赶着驴车得意扬扬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
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
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
”蔡昉说，这是他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高中毕业之后蔡昉又插队到了北京顺义的一个村庄。
经过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对社会的现实有最深刻的体会。
蔡昉说：“对于当时的环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文/本刊记者 陈 颖 邢章萍境，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
这种深刻的体会更有利于自己进行农村改革问题的研究。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招生。
多年的高等教育断档，让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
于是蔡昉请教了一位“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苏国勋（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
蔡昉说：“苏老师比较早地预见到今后的中国将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加快的时期，建议我报考这两个专业中的一个。
当时我看到了农业经济学专业，就毫不犹豫地将它填在了志愿表中的第一志愿栏中。
”那时最主要的课程仍是学习计划经济的知识，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知识也只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有简单介绍。
蔡昉：探讨脱贫攻坚战略的“未来升级版”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扶贫脱贫也是如此。
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及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三个要求在思维逻辑上和工作方法上是有机统一的，应该从一个完整统一的高度来理解。
针对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后，我们面对相对贫困问题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的问题，探讨扶贫脱贫战略的“后2020升级版”。
首先，保持政策稳定和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在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最后阶段，所做的工作无疑具有全力冲刺的特点。
达到目标之后，要巩固取得的结果，防止出现大幅度返贫，仍然有艰巨的工作要做。
达到脱贫目标与形成稳定脱贫的能力不是一回事。
对于收入水平接近贫困线的农户来说，其具有较大的返贫概率，但是决不容忽视。
其次，密切关注和积极应对农村新的致贫因素。
两类与人口变动相关的情况容易成为农村新的致贫因素，值得高度警惕。
其一，农村16岁至19岁年龄组人口已经从2014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意味着每年外出务工的人数减少，对农户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和残疾人口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失能人群增加，形成新的贫困人口来源。
老龄化本身及其派生的失能问题都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或弱化。
再次，防范和应对风险冲击型贫困现象。
一般来说，诸如金融危机等周期性冲击是躲不开的，由此造成的贫困现象仍会反复出现，并且会波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因此农村脱贫工作也需要密切关注，不容有丝毫的懈怠。
最后，适时制定相对贫困帮扶标准，探索长期可持续减贫战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的“相对贫困”，并不是指每一个收入组与更高收入组相比较而言的“相对贫困”，而是指随着发展阶段变化，按照与时俱进的扶贫脱贫标准确定的生活困难现象。
从这方面理解，未来相对贫困现象将会长期存在，而其应对机制与消除绝对贫困的机制不尽相同，需要通过创新实现脱贫战略体制机制的转变。
蔡昉：由“V”字型向“L”型转变的经济增长轨迹
龙源期刊网 蔡昉：由“V”字型向“L”型转变的经济增长轨迹作者：来源：《前线》2017年第02期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但是，遵从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正确认识、积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望在中期和长期实现两个“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
“V”字型是指回归潜在增长率，“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平均为7.6%，“十三五”是6.2%。
用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得出的正负缺口，反映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潜能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前，潜在增长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增长缺口为负，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的刺激，可以回归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状态，实现“V”字型复苏。
按照“十三五”实际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看，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是相符的，没有缺口，不能指望回归。
如果还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着超越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可能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6.2%。
上限是什么呢？潜在增长率加上可能的改革红利，如“三去一降一补”的效果，以及诸如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虽然不是大幅度的效果，但是可以预期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
如果改革红利逐渐显示出来，在今后四年保持平均6.5%的话，最后的结果是增长速度逐渐向上限靠拢，接近于一个中长期的“L”型轨迹。
由此可见，这个“L”型轨迹的取得得靠改革红利。
为什么要设上限和下限呢？简单地说，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潜在增长率的底线，就意味着会出现周期性失业。
我们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
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使用了刺激的办法，增加的流动性进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竞争力比较无关的产业，会导致经济泡沫。
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严防发生系统性风险问题，就要有下限、上限，并在此前合理区间中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中国式现代化蔡昉观后感
中国式现代化蔡昉观后感
《中国式现代化》一书是蔡昉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深刻阐述。
这本书可以说是
一本极具启发性的读物，让我在阅读过后也产生了诸多的感悟。
首先，我感受到了蔡昉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度了解。
在书中，他不但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解读，还具备了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细致分析。
蔡昉先
生的这种专业性和独特视角的确很值得借鉴和学习。
其次，蔡昉先生通过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相应的挑战，提出了他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
这种现代化理念具备了中国特色的元素，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深刻
的指导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也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
在作者的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自身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基础上，
探寻中国自身适合的现代化路径，并且需要逐步摆脱对于西方的依赖。
这点与近年来中国
自主创新的精神相辅相成。
有了这份认知，我们就能更加清楚而有信心地前行，并且也能
避免照搬西方模式所带来的弊端。
最后，这本书的语言简洁明了，十分易懂，是一本深刻而又有趣的阐述中国现代化的
读物。
蔡昉先生的阐述凝练而又深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和方向，让我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也具备了更深入的洞见。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这本书，让我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之路及其所面
临的挑战，也为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南。
蔡昉：改变半截子城镇化状况,让2.6亿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蔡昉：改变半截子城镇化状况，让2.6亿农民工成为新市民蔡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党中心明确提出“在高质量进展中促进共同富有”，蔡昉认为这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增速区间，根据2025、2035年的目标分别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1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要翻一番。
二是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在实现翻番的同时，假如是促进共同富有，还需要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
三是通过三个安排领域缩小收入差距。
四是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亟待扩大社会性流淌，特殊是把横向流淌转化为纵向流淌。
蔡昉认为，从目前来看，人口变化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挑战，分别从供应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形成制约。
在供应侧，将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会连续削减，对经济增长造成供应侧的冲击，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力进一步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在需求侧，依据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25年迎来总人口的峰值，之后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并将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收入安排效应，对居民消费需求造成冲击。
解决上述问题，蔡昉认为最核心的途径是连续推动城镇化。
以2023年计，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就是说仍有3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为66.4%，高收入国家则为81.0%。
根据经济进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成正比的规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旧滞后于自身的进展阶段。
“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蔡昉提示，后者在2023年仅为44.4%，两者之间大约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说明城镇化的非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3.5%，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仍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转移。
“假如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可以降低10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力以2.7%的速度增长。
蔡昉：重新配置资源,城镇化仍有红利可期
蔡昉：重新配置资源，城镇化仍有红利可期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23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他表示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应，劳动力供应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
本文内容依据演讲实录整理。
新型城镇化能让我们得到什么？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殊是贸易爱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究竟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动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
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应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是猎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中国经济到了这个进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在2023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当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
2023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逝，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
根据我们现在的测算，假如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状况下，今后五年规划期间也许是 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旧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
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受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
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它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状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推断经济进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毕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制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蔡昉：探讨脱贫攻坚战略的 “未来升级版”
蔡昉：探讨脱贫攻坚战略的“未来升级版”近年来，我国取得了历史性的脱贫攻坚成就，成功实现了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在脱贫攻坚战略取得巨大成绩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
如何巩固和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更加全面的扶贫保障体系，是当前亟需探讨的问题。
蔡昉教授在其研究中提出了“脱贫攻坚战略的未来升级版”，通过深入研究分析，为中国未来的扶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建议。
蔡昉教授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
他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扶贫问题的研究，曾在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具有丰富的扶贫研究和实践经验。
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与扶贫相关的理论观点，深受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脱贫攻坚战略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蔡昉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为我们探讨未来脱贫攻坚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蔡昉教授强调了发展与扶贫的深度融合。
他指出，脱贫攻坚不仅仅是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
脱贫攻坚需要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扶贫工作要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多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多维度的扶贫模式。
蔡昉认为，只有通过深度融合，才能真正解决贫困人口的根本问题，实现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
蔡昉教授提出了“精准脱贫”的概念。
他认为，过去我国的扶贫工作存在着“大水漫灌”的问题，许多扶贫政策和资金并不是真正落实到贫困人口身上。
未来的脱贫攻坚战略必须实现精准脱贫，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确保扶贫政策和资金真正惠及贫困人口。
蔡昉教授提出了“全民参与”的观点。
他认为，脱贫攻坚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未来的脱贫攻坚战略必须实现全民参与，发动各方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脱贫攻坚的局面。
蔡昉教授提出了“风险防范”的观点。
将民生保障作为多重目标的根基
Multiple Development Targets Should Be Based on Prote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作者： 蔡昉[1,2]
作者机构： [1]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物刊名： 债券
页码： 7-10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期
主题词： 多重目标;体制性问题;结构性矛盾;全局观念;民生保障;系统论;治理方式;动态平衡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多重任务,原因是我们面临着多重挑战,这是发展中的挑战、变化中的挑战、成长中的烦恼。
多重挑战意味着多重问题,比如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周期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交织,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交织。
这都要求经济发展要有多重目标,但多重目标不是各自为战。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方法论,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多重目标的关键——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
作者： 蔡昉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100732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
页码： 16-18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2期
主题词：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建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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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路大家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难发现，中央对于制订“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主题和一个主线，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今天我们主要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过去这些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需求拉力，一是外需中的出口，二是内需中的投资，三是内需中的消费。
从统计数据来看，过去这些年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比重是下降的，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减少，今年这个拉动因素的贡献有可能是零，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上去了，但还不够多，主要还是靠投资把外需那块儿给弥补了。
今年中国GDP应该是10%的增长速度，速度并没有减，但拉动因素变了，应该说这个拉动因素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投入土地、资本、劳动、管理、技术等，这个投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构成、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看这个发展阶段的投入特征是什么。
农业社会有土地和劳动力就行，工业社会早期有资本就行，再往上走，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准确地预测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准确地预测了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个报告中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可谓是“东亚奇迹”。
而克鲁格曼却认为“东亚奇迹”根本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它的增长特点跟当年的苏联差不多，就是靠投入生产要素，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不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生产力上，增长就难以为继，就会像苏联一样，虽然曾经辉煌，但到后来经济整个就崩溃了。
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奇迹”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假设，甚至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是稀缺的。
在这个背景下，只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
但克鲁格曼没有看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是很丰富的，是不符合西方经济学这个假设的，如果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再不断地投入资本，那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下去。
当劳动力人口远远多于被抚养人口，就可以把经济剩余储存起来，资本积累也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人口红利。
因此，我认为克鲁格曼是因为不懂得人口红利而错误地批评了“东亚奇迹”。
中国在过去（至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一个理论概念，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要想算一算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是多少就要把一些结构的因素变成具体的数量指标，我和我的同事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用人口抚养比来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就是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非劳动年龄人口主要是指小于16岁的少年儿童和大于64岁的老年人。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就在下降，特别是少年儿童的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还没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出生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但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发挥出体制的活力就得不到人口红利，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才逐渐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27%，也就是说超过1/4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
这个结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都有些触动，他们也积极响应人口红利的研究，考虑这样的结论会对当前的一些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争论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多久。
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的话，根据我们的测算可以看到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下降到2013年以后（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年份，前后可能有所浮动），少年儿童抚养比就不再下降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度提高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现象。
从2003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今年春节以后全国范围的民工荒，这些现象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乃至最后消失是一致的。
而人口红利恰恰是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过去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一直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的潜力还在。
但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出现，劳动工资成本在大幅度提高，这就更加迫切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我们要从人口结构来分析未来的增长潜力是什么，以及未来的压力在哪儿。
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维持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从近期来看，在经过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恢复得怎样了呢？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问题，2008年略有下降，2009年实现了保8的目标，今年应该到10%。
按月或者按季度看是一个V字型的经济增长轨迹，也就是比较迅速的下降后很快就恢复了，如果按年份看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
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回升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历史上88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做出一个估计，此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各国经济恢复以后还要有七年的振荡、调整。
在这七年之中，增长速度要比常规速度低10%，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经济体都恢复了，也不会迅速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速度。
最近，我们跟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有所接触，他们也说美国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其中在克林顿时期当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一位教授说，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就是维持高失业率的这种状态至少要持续十年。
这些都是比较悲观的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经济危机是一件好事，通过危机消灭那些不符合发展方向的企业、产业，迎来新的科技革命、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但我们发现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没有孕育出新的科技革命。
这些都告诉我们，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竞争加剧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就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
我们遇到了一个增长缓慢的状况，这次五中全会的公报里中央没有就经济增长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很多参与起草“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同志也不希望把未来的GDP增长速度定的很高，很多人都认为可能会在8%以下，维持这样的速度，只要是有质量的增长，确保到2020年翻两番是没有问题的，但即使如此仍然需要我们做出足够的努力。
因此，“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的内在逻辑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紧迫性越来越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能再依靠外需，因为世界经济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缓慢的经济增长时期，即使今年这么好的环境，外需的贡献很可能仅仅是零而已。
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不能再依靠投资，因为如果说克鲁格曼当年算错了，那么他所说的符合我们今天的现实，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
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需求的拉动去转变，这和民生就直接相关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当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面临的特殊挑战。
从十七大报告开始，“新的发展时期”、“阶段性特征”这样的词不断出现，那么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阶段呢？从我个人的研究角度来看,我总是讲中国到了一个刘易斯拐点，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
但我觉得这是低层次的、学术性的，那么中央到底怎么看呢？十六大时就说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所以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积极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那么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可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中等收入时期。
按照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人均GDP975美元以下的国家叫做低收入国家，976美元到3855美元的是中等偏下收入，3856美元到11900美元的是中等偏上收入，11900美元以上的国家就叫高收入国家，就是我们说的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的这个标准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大概是1美元相当于3.4—3.5人民币，不像我们平常把人民币折算成美元时按照6.8—6.9的那个标准。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是6020美元，是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等收入有些什么危险呢？我们过去都说贫困陷阱，后来世界银行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进入中等收入时期并不是就可以坐着过去的顺风车一路进入高收入时期，其实仍然处在一个陷阱中。
我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时找了世界各国的一些历史数据，以1970年作为出发点，30年以后再看他们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上。
我们可以看到，处在比较低收入水平的比如人均100美元左右的国家，30年以后他们大多还处在这个位置。
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30年以后有相当多的国家成为了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6万美元，现在有11个国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9万美元。
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中等收入国家目前还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也就是说中等收入是一个分化点。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相当多的拉美国家在上世纪40、50年代时，它们的收入水平不仅远远高于东亚、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甚至高于很多欧洲国家。
但几十年以后，欧洲国家基本上齐步走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拉美基本上全都处在中等收入行列里，甚至被东亚一些国家给超过了。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都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比较好的，他们的人均GDP是递增的。
巴西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是0.6的水平，阿根廷、菲律宾也都有比较明显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这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是递减的，基尼系数是递增的，这就说明影响一个国家能否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分配状况，如果出现收入分配不均、不公，将导致社会不安定，经济增长不能持续，这样的国家就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民生是密切相关的，改善民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扩大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大是内需扩大的一个战略重点。
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关于亚洲中产阶级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中国。
他们认为大规模持续的消费需求不是来自于富人，而是来自于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每天消费2美元到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对中国消费总额的贡献率是79%，而他们只占总人口的66%。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意味着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样才可以推动我国消费需求的显著增长。
因此，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城镇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该是“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对改善民生的作用如何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此次五中全会公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近几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大家一致认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比重是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