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语言学数据

取得语言学资料

取得一种语言的资料有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使在外国国土中进行一次计划周密的实地考察，或是在一个悠闲的环境下对一个普通人的乡音进行一个非正式的考察。

不管怎样，必须有一个人成为一名提供语言资料的人。理想情况下，这些人是所说的语言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会通过只言片语提供分析这种语言的各种资料，比如翻译、纠错和对正确使用的方法进行评论。当语言学家学习他们的母语的时候，他们会成为给自己提供资料的人，对于模糊程度、可接受性或是其他属性与自己的直觉进行对比。因为其简单程度，这种学习语言的方法使用非常广泛，并且是学习语言学的一种普遍途径。但是，一名语言学家的个人观点经常与其他语言学家的观点有区别或是产生冲突，而这种时候，他们就需要一些非语言学家的人来提供一条更加客观的途径；当学习非母语的语言或是想办法去理解小孩子咿呀咿呀的语言时，这后一条途径是不可避免的。

选择提供资料的人时，语言学家必须要考虑很多因素——他们是学习一个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前所未见的语言来说很常见），两个互相交谈的人，一小组人，还是一个大规模人口？年龄，性别，社会背景和其他涉及身份的详情都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因素会明显地影响语言的用法。对话的话题以及谈话所进行的社会环境（比如说礼节程度）也十分重要，而采样的人们的性格也十分重要（比如他们掌握语言的流畅度和一贯性）。在大型学习中，语言学家对取样理论付出一丝不苟的。

现在，研究人员会对取样的人进行录音；这样，这名语言学家对这种语言的论点就可以被查证，并且提供一种做出更加准确的结论的方法（他们可以重复去听一段相对困难的语段）。可是，取得自然并高质量的语言数据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人们知道他们被录音的时候，他们说话的方法会与平常不同，而且录音质量可能会很差。于是，人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录音方法用来把“观察者悖论（怎样观察人们不在被观察下的言行）”的效果降低到最小程度。一些记录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的——这种录音记录下了十分自然的资料，但是研究人员必须准备面对道义上的质疑。其他情况下，研究人员试图让当事人把他们正在被录音这件事情忘掉，比如把磁带录音机放在当事人看不到的地方，或者用麦克风来记录。另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则是与他们谈论一个对当事人有意义，并且刺激了他们正常语言风格的话题（比如说向老年人询问时间怎样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尽管如此，录音仍然不能解决语言学家全部的问题，因为当事人所说的话经常会模糊不清，不管是发音上还是意义上；因此，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录音都会与笔记相结合——这份笔记包括了观察者对当事人的非语言行为的记录与评论，也包括了对谈话全文的概括性评论。举例来说，一个表情可以对说出的内容产生明显的影响。录像能够避免大部分的问题，但是也有它的极限（摄像机不可能把全部内容和角度都拍到）。一份录音总是会从观察者的笔记和评论中获益匪浅。

语言学家同时也会利用计划好的会谈来对取样人提出系统性的问题，形容一些特定的行动、物体或是举止。在拥有一位懂得两种语

言的取样者或是一位翻译的时候，语言学家可以利用翻译这一种方法（你怎么用你的语言说桌子？）。语言学家可以利用问卷而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也经常只需要对一个变量采集信息，而这时，他们会采用对限制了对话内容的问题：比如说，让采样者只念出一系列的单词以后，研究者可以取得一种发音特点的信息。同时，还有其他几种直接取得资料的方法，比如说让取样者做一系列的填空题（我__看见一辆车），或者故意说出错误的词句而刺激他们来纠正（你们的语言中可能说出“我不看车”吗？）。

文集是为了语言学分析而整理出的，一个语言的代表性范例整合。文集能够让语言学家对使用频率做出客观的结论，并且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容易取得的资料。文集涵盖的内容和大小多姿多彩；一些文集试图把一种语言整体地概括，并且引用了很多文本，而另一些文集则精挑细选，只对一个特定的语言特征进行了记录和整理。文集的大小关键在于很多实际问题，比如采样、处理和储藏资料的时间长短；一段几分钟的对话可能需要好几小时才能够被准确地记录下来。有些时候一份精简的资料就能够成为一个语言学假设，而对比之下，一个大型研究计划的文集可能有成千上万字。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一个文集有多少字，它所能够涵盖的内容永远是有限的，并且一直会需要由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所提供的资料和他们的语感直觉来补充，不管是通过自我检查，还是通过实验。注意，并且在所有情况下，他们必须对最优秀的调查方法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