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影响

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影响
作者：子夜飞蛾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源远流长、蓄积深厚的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家思想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粹历经几千年的风雨还依然久盛不衰。

从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儒学就和当时的其他学说一起融入了思想文化的长河里。

在这期间，它磨砺过、沉没过、漂浮过，在经历了无数次沉浮之后最终成为这条长河的主流。

儒家思想历经千百位儒学大师的修正锤炼之后才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但是，这条河流的前进、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

一、发展历程：明显的阶段性
正如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一种思想文化能否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关键是看它是否能满足社会存在的发展需要。

思想文化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学说能否被统治者重视，关键是看它能否真实反映和保护经济基础。

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朝代对儒家思想持不同的态度，这决定了儒家思想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形成
这是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经济上铁器牛耕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促使井田制瓦解，封建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上
周王室衰微，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思想上教育和学术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民间”，这一切都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创立了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克己复礼”。

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具有古典人文主义色彩，包含民本思想。

孔子的“仁”，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都蕴含了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学派中也有体现，比如说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非攻”等。

民本思想的盛行，深刻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们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

但是此时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原因在于用暴力征服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儒家思想不能为兼并战争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相反，法家思想把君主的权力提高到极点，提出“大一统”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备受推崇。

秦朝——遭受沉重打击
秦统一六国后，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制定严苛的法律以加强专制统治。

这些措施很快就遭到了儒生们的反对，认为不符合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仁义”“王道”思想。

丞相李斯认为儒生借古非今，会扰乱民心。

秦始皇毅然决定焚书坑儒，目的是加强思想专制，为政治专制服务。

秦朝对儒学的全面封杀使儒家思想遭到严重摧残，许多优秀典籍被焚毁，许多学者遭受残酷迫害。

严峻的暴政也引起了人民的极大不满，最终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

从以上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因此儒家思想若想得到重视，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否则就无从发展。

西汉——确立正统
秦末战火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同时文化专制的加强导致人心浮动，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的稳定。

汉朝成立以后，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

“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顺应了这一需要，于是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休养生息政策对恢复经济和增强国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加剧、匈奴为患等因素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在这一形势下，唯一出路只有采取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加强中央集权。

此时的儒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发展，再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十分有利，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对“仁政”思想的继承也有利于巩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

最终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实质是以思想上的统一维护政治上的统一。

汉武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动儒学发展，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并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是把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而形成的，这就说明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是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同时还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统思想，是因为儒学家们能吸取百家之长，不故步自封，善于学习借鉴，更在于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发展。

宋明——走向成熟
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士人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开始了对宗教的渴求，导致佛教盛行，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

唐朝统治者又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的想法，在《原道》一文中对佛老之学进行了深刻批判。

北宋时期复兴儒学、抨击佛道之风盛行。

同时儒家思想又得到发展。

儒学吸收佛、道哲学思想，形成新的儒学体系——理学。

它的产生是出于儒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重树人伦与儒学价值，重建儒学道德的主观努力，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理学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和“格物致知”，强调思想道德的规范。

统治阶级利用其中“灭人欲”的教条有力的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其中纲常名教几条绳索把人束缚得更紧了。

与其他理学家不同，南宋时期的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他不赞成格物致知的说法，认为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明朝时王阳明又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

由于二位都强调内心的修养，因此这一学派也被称为“陆王心学”。

从王阳明的观点中可以折射出明中后期后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的社会状况，由此可见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看待心学和理学的关系时要使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即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起来的。

心学和理学都是对儒学的发展，都是以儒家纲常伦理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欲望。

此外理学认为“先有理而后有物”，心学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可见二者的观点都是“意识决定物质”，所以在哲学上同属唯心主义范畴，只不过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

因此心学就是理学，心学是理学的新发展，是明朝时期的理学。

明清之际——自我批判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政治腐败，奸佞当道。

正直清廉的思想家李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

他认为是非标准依照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咸已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从而打破对孔子的迷信。

针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他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人
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

李贽的思想说明了宋明理学已经是陈旧过时的上层建筑，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导致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它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

儒学的正统地位又一次遭受动摇，儒家思想又一次面临变革与改造。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君主专制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相反，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和“农工商皆本”，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同一时期，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们痛感“清谈”“务虚”之学风对社会造成的祸害，于是便在学术上加以批判，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它把学术研究和当前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代重实际的新学风。

王夫之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并加以发展，针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提出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继承，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个时代的文化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如同世界各国的规律一样，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被敏感的反映出来。

因此反封建思想的产生，是明清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必然
要求。

二、影响后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并借百家之长不断修正完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后世影响也极其深远。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儒学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不免带有一些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因此对待儒家思想一定要有选择性的、批判的去继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早期儒学——“仁”“有教无类”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但是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总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对“仁”进行不同角度的阐述。

首先他认为“仁”的出现有赖于对“礼”的实行，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个体自觉的道德修养，“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只有不断反省，循礼而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仁”不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于是孔子进一步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继而要上升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后来孟子把此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又将“仁”的思想提升到理想社会的高度，强调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爱惜民力，取信于民，而不只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理想。

我想大家也许都知道，这里的“礼”是指周礼，即周朝的礼节仪式、
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动荡局势下，他希望社会和个体都能以“礼”为根本。

这显然有因循守旧的意味，但如果给这个“礼”赋予新的含义，它就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对于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荀子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决定时，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同时，儒家思想的坚忍包容、延绵不息、根深蒂固，造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形象；礼让为先、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也使中国在外交活动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达成了健康和谐的周边关系。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孔子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精辟的言论，他主张“有教无类”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从治学的角度看，他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提倡“温故而知新”的学习规律，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

从教育的角度看，孔子特别注重因材施教。

他还曾经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些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对我们的学习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新儒学——“春秋大一统”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主要是为加强专制统治服务的，因此对现代的借鉴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他借鉴法家思想提出的“春秋大一统”却有着
无比深远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思想对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起着较大的作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散、保守、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政治上形成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就要求思想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因而催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

在中国古代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即使出现分裂也能重新走向更高度的统一，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大一统”和封建主义的“大一统”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统一仍是很重要的。

思想的统一性和凝聚性，正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所在，也是推动中国持续统一的思想动力。

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理学堪称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影响至深至巨。

理学家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礼记·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物格后致知”不同的是，前者指深刻探究万物以获得其中的“理”，后者指推究万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由此可见理学家“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即便如此，“格物致知”思想对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朱熹认为格物要由近而远、由浅入要深、由粗到精，重重而入，层层而进。

这就启发我们在学习时要深刻探究知识；要坚持不懈、融会贯通；学与思结合，不懂就问。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据此撰写了《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指出了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实践的弊端，从而希望青少年在
学习自然科学过程中要重视实验精神。

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意思是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

这显然不能科学的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但是它强调了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精神。

张载为世开太平的庄严宣告，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前的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儒学新发展——“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共同主张的一种学说，它的主旨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强调要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倡导此学说的学者要求“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返之实”，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炎武，他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

它把学术研究和当前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的新学风。

顾炎武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同样激励了现代社会。

1978年《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是对此学说的检验。

一些政府官员也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等都是对这一精神的体现。

此外“经世致用”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注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百度文库
实践检验，在自然科学上的成果更丰硕了。

三、后记
停笔思考，我真的为中国博大精神的儒家思想而自豪，感叹它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历经几千年后依然久盛不衰，而且在各个时代都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伸向未来，在正在消失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够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

在现代也是一样，儒家思想本身的双重性和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决定了它能够随着历史的潮流与时俱进，在不同的社会存在中被赋予不同的思想内涵，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因此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并没有随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相反，它在新的社会存在中又发挥了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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