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贤亮的创作气质-最新年文档

论张贤亮的创作气质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

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 年的艰难岁月，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

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张贤亮曾经说过“经历炼狱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可想而知那种被他比喻成炼狱的“高墙生活”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阴森可怕。

一.苦难的创作情结张贤亮因一首抒情诗《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在这种饱受炼狱般的煎熬的严酷的生活遭际下，造就了他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品质，也给他的创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都无不带着他这些过往经历的深刻底色，而这种过往经历却又是那么的让人诚惶诚恐，简直如噩梦一般。

张贤亮曾经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

他说: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

……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这种被张贤亮一直强调的精神气质实际上就是影响他一生的经历，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他这段劳改、管制、关监的痛苦经历。

张贤亮的创作总让人或多或少的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仿佛是“归来作家”这
一代人与生俱来的，似乎是前世注定的。

张贤亮干脆宣称自己的小说是“政治读物”。

二.痛苦的记忆深处张贤亮的可贵之处在于并非仅仅停留于对“反右”“文革”那段非常历史的批判，而是反思知识分子的自身弱点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如何能战胜环境与自我，实现体魄的雄健与人格的强大。

张贤亮记录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唤起民族沉痛记忆的同时对那个时代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心灵创伤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关于〈青春期〉》一文中还说：人们“不愿再提起过去那个苦难的时期。

但是我偏要提！”张贤亮每揭露一次，就痛苦一次，他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又一次次的承受这种痛苦，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段颠倒的历史时期，更加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感受作者的内心痛苦，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当一个倾听者。

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从历史深处跋涉而来的人们，最深切最难忘的记忆是整整一个政治时代对社会生活的残酷。

饱经政治风霜的“归来者”作家群体由于这个敏感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特殊的个人经历，往往使得这些作家在叙述过程中将自身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 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

三.孤独的心灵内核小说世界成了张贤亮的一个经验世界，动荡不安的六十年代、无比艰苦的七十年代，是张贤亮笔下的艺术世界中最震撼人心、最具历史感的时代，极左政治对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深入整个民族的灵魂。

《土牢情话》的石在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就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分子，多年后，作者曾以十
分复杂的心情谈起这个小说: “在这一页页纸里洇着我的泪水,因为故事里有我个人经历的一段影子: 不是那缠绵的‘情话' ,而是‘土牢'的恐怖和自己的迷惘。

”无论是时代旋律还是政治环境，张贤亮的“二十二年”也只是一个具有一个“内核”的梦，为什么一定要一层一层的去拨开这个梦呢？仿佛如果不去重复这个梦靥，他的作品，他的创作似乎就会陷入瘫痪。

张贤亮虽然早已摆脱了那段生活，却无法摆脱那段心理的郁结，在他的作品深处始终蕴含着一种永远都在二十二年的“历史” 情结中徘徊的中心意识，或者可以说，尽管张贤亮很敏感地写政治变幻、思考改革，但他永远也无法从过去的苦难中完全解脱出来。

张贤亮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罹难者，即使在今天的时代大潮中仍然对过去那段经历难以释怀，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甚至是未来，这种政治情结和记忆的噩梦是作家心头永远也挥之不去的伤痕。

郭向，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