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话语中表现出的种族问题

战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话语中表现出的种族问题
1993 年 4 月22 日,18 岁的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 Stephen Lawrence) 和他的朋友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冒犯和挑衅的情况下,被五个白人青年无辜杀害。

针对这场动机非常明显的种族主义谋杀案,警察却总是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逮捕五个白人青年,引起了劳伦斯家人和黑人群体的广泛不满。

为此,劳伦斯家人在黑人和相关团体的帮助下,进行了争取正义的运动,促使政府部门对劳伦斯事件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最终政府于 1999 年 2 月公布并出版了“麦克弗森报告”( Macpherson Report) 。

该报告承认警察在这次调查中所出现的失误,并确认这是警察机构中的制度种族主义( Institutional Racism)所引起的。

自从劳伦斯谋杀案以来,该案件本身、劳伦斯家人争取正义的运动、警察在调查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麦克弗森报告”关于制度种族主义的定义以及该报告给英国的种族关系所带来的变化,在政治家、特殊利益群体和媒体方面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社会的公共性事件之一。

虽然由于新证据的出现,该案之审理于 2011 年重开,至2012 年 1 月法院宣判两名涉案嫌疑人有罪,分别被判处 14 年与
15 年有期徒刑,但是这一事件透射出的英国社会种族主义状况令人深思。

说到媒体,按其目前的适宜性来讲,一般分为平面、电波、网络三种形式,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等通过单一的视觉、单一的维度传递信息的传统媒体。

虽然近年来电波、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纸质媒体几乎面临生存危机,但是与新兴媒体相比,平面媒体在信息的权威性、分类的齐全性、便于携带和储藏等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

尤其是,新兴媒体资源虽然丰富,但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平面媒体经历了层层“把关”,其引导“主流价值观”的优势便凸现出来。

主流平面媒体是指面对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平面媒体。

英国的主流平面媒体主要由十多家全国性报纸、杂志构成,它们虽然风格迥异,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代表主流社会利益的方面是一致的。

本文旨在探讨战后英国主流平面媒体的种族主义话语源流、不同角色,特别是斯蒂芬·劳伦斯事件前后的媒体报道,以此来透视英国社会的种族问题。

一、英国的新种族主义文化与战后种族冲突报道。

种族概念是种族主义存在的基础,属于生物学、人种学的范畴,是一种根据人们的皮肤颜色,头发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的形状以及体格、血型等生理、生化性质而对人类群体进行分类的方式。

“种族主义”
通常表示着基于种族的偏见、暴力、歧视或者压迫,但也是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定义。

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个人信念,还是使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合法化的一套连贯的观念。

因此,种族主义也是一种权力结构,正如大卫·威尔曼指出的: “种族主义是从文化上认同的信念,不管其目的是什么,都是用来维护白人相对于黑人的优势地位。

”
尽管人们对其定义莫衷一是,但关于种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旧种族主义到新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早期的种族主义主要是生物学种族主义,认为那些非白人种族天生就是劣等的,并以此来规定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非白人种族在欧洲历史上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

就英国而言,长久以来,白色始终与纯洁有
关,而黑色则与罪恶相连,关于野蛮、异教和乱性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期通常是与黑人联系在一起的,魔鬼通常也是由黑人来代表。

1774 年,爱德华·朗( Edward Long) 在《牙买加的历史》一书中系统阐释了对黑人的偏见: “总起来说,他们( 黑人) 没有天赋,几乎不能在科学领域内取得任何进步。

他们没有计划性,也没有道德体系。

……他们确实是非常愚蠢、非常残忍的人。

”
随着 19 世纪末的急剧殖民扩张,白人优越性的观点在英国的民族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英国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不同种族的等级体系,英国人居于种族体系的最顶端,“白种人必须统治,因为他是通过许多步骤才被提升到高于黑人的地位的”。

这种“旧种族主义”理念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二战结束时,作为大英帝国遗产之一的种族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中,因为“顽固的种族主义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它自身的潜在趋势,配合历史的机遇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使它不断改头换面”。

的确,种族主义观念随着“种族科学”受到一连串的质疑,并随
着美国种族隔离的结束和南非种族隔离的崩溃而很少被公开表达,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因此,二战之后,新种族主义以各种形式粉墨登场,“南非的暴力、英国的限制移民法、美国的反对学校公交不同种族混坐以及一切确凿无疑的行为,都可以被简单地划分成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粗鲁的、隐蔽的、象征性的、或者说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即使这里的‘种族’术语,很早以来就被社会科学家看成是在社会意义上界定的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新种族主义是一种族群或种族不平等体系,它是由诸如刻板印象、偏见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共有的表征所维持的较细微的日常歧视性行为所构成的,因此也“更加间接、更加微妙、更加程序化、表面上也更加非种族主义”。

这种体系不仅是通过白人群体成员参与到日常种族主义各种各样非言语形式中再生产的,同时也是通过话语再生产的。

正如澳洲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教授西蒙·科特所指出:
关于他者的文本和谈话,尤其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是群体内部
成员形成族群观念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制造群体内部一致性和合法统治地位的主要手段。

这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话语、特别是新闻来说尤其如此。

对于他者的体系性负面描述实际上促成了关于他者的负面精神模式、偏见和意识形态,因此间接导致了新种族主义的再现。

③与旧的种族主义多表现为行为上的暴力不同,新的种族主义是话语的暴力、符号的暴力。

毫无疑问,媒介是新种族主义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优势多数群体( 英国的白人群体) 的话语常常策略地、含蓄地或间接地表述并有效地传达种族偏见,他们界定“种族情境”,因而也就能够向自己群体内部的其他成员表述并极有说服力地传达他们的种族态度和目标。

二战后,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英国成为多种族社会。

面对日益紧张的种族关系,英国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给予各个少数族裔平等的文化权利。

但是,英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并未因此而消除,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必然在媒体报道中占据相当多的篇幅。

那么,媒体又是怎么报道种族冲突的呢?
早在 1958 年 8 月末和 9 月初,英国的诺丁山( Notting Hill) 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种族骚乱。

之后种族冲突逐渐加剧,据英国种族关系委员会的统计,1975 年全国的种族袭击事件为 2,690 起,以后有
逐年上升趋势,到 1979 年达到了 3,827 起。

这些骚乱事件发生之后,政治精英此时的定性言论被大多数媒体加以传达。

《泰晤士报》上迅速刊登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看法,她将骚乱的责任归咎为“骚乱者”的家庭身上,“如果那些父母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孩子的行为的话,那么政府又怎么能够阻止他们加入到‘小流氓’以及‘赤裸裸的贪心的狂热行为’中去呢?”
1980年,布里斯托尔地区爆发种族主义骚乱; 次年 4 月,伦敦布里克斯顿( Brixton) 地区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种族主义骚乱。

1985 年 9 月,在布里克斯顿地区,警察在行使搜捕权的时候,杀死了一名黑人妇女,引发警察与黑人青年之间的暴力冲突。

10 月,在伯明翰( Birmingham) 也爆发种族骚乱。

关于这场种族骚乱,媒体上大多呈现出一边倒的观点: “这些骚乱是城市年轻黑人的犯罪事件,是对民主秩序的根本抨击。

……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暴力犯罪行为的适度回击,并且要支持警察镇压这种骚乱。

”
《每日邮报》的态度则更为极端,“他们( 有色移民) 要么就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承认公民身份全部的权利和义务,要么他们就准备
好在街道上遇到法西斯分子粗鲁而强烈的叫嚣,即要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显然,政治家和国家报纸都营造了一种种族主义是受到“尊重”的气氛,他们认为受到指责的应该是受害者。

而到了 1993 年,则发生了轰动英国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

劳伦斯事件所赢得的广泛的关注和深远的影响,在英国的种族主义冲突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从斯蒂芬·劳伦斯遇害时的1993 年 4 月份到 2003 年 4 月份,英国主流媒体有7 000 条与劳伦斯事件有关或者以其为主题的新闻条目,这无论从哪种标准来看,数目都是惊人的。

《卫报》、《观察家报》,以及《独立报》共有 2,500 多个独立的新闻条目; 《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以及《每日镜报》各自有近 1,000 个新闻条目,这是几份报纸上其他文章的两到四倍……”
西沃恩·霍洛汉更认为,“劳伦斯事件成了当代英国种族主义暴力的代表,……主要是因为该谋杀案被转变成了一个媒体事件”。

其次,有关劳伦斯谋杀的调查在报纸、电视和录音机报道中占主导地位有很长时间; 伦敦东南德福特镇建立了“斯蒂芬·劳伦斯中心”。

记者布莱恩·卡斯卡特( Brian Cathcart) 认为: “在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中,斯蒂芬·劳伦斯本人是非常无辜的。

我们知道他不认识谋杀者们; 我们知道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挑衅; 我们知道该事件中出现了‘黑鬼’这样的词语。

所以这是一次毫无缘由的种族主义袭击,这与任何其他的案例都不同。

”
劳伦斯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超乎寻常的关注度,还因为劳伦斯家人在反种族主义同盟和南非总统曼德拉的支持下,发起了争取正义的运动,从而使得该事件有着更大的曝光度; 再加上英国是否存在着制度种族主义的争论,也使得该事件更为引人注目。

制度种族主义这个词汇首先是由美国黑人活动家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Stokely Carmichael) 所提出的,“麦克弗森报告”中将之定义为: “由于人们的肤色、文化和种族根源,一个组织不能向人们
提供恰当的专业服务的集体失误。

”
由此可见,斯蒂芬·劳伦斯事件涉及深层次的英国种族主义问题,作为一个个案,对于理解英国社会的种族主义话语极有说服力和代表性。

二、主流媒体推动下的斯蒂芬·劳伦斯事件:
一个典型个案。

斯蒂芬·劳伦斯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在该地区乃至全英国范围内浓厚的种族主义氛围之下发生的,而警察和司法部门对种族主义谋杀案件的处理不力,使得两大群体之间的种族主义矛盾空前爆发。

在以往的这些种族骚乱事件中,主流媒体大多将指责的矛头对准有色人种,而对于警察对待有色移民的种族主义偏见和羞辱行为,
即使不是公开赞成,也是默许的。

然而,在斯蒂芬·劳伦斯事件中,媒体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

劳伦斯事件发生后,很快成为各媒体报道的焦点话题。

如《卫报》在承认这是一场种族主义谋杀案的基础上,对劳伦斯被谋杀的具体细节和场景及其本人进行了描述: “来自于伍尔维奇( Woolwich) 的斯蒂芬·劳伦斯,刚刚十八岁,他和他的朋友在星期四晚上十点左右在埃尔特姆公交站点等公交车。

他往前走了几步,看看公交车是否快要到站。

在看似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袭击中,他遭到四至六个白人青年的围攻,上身被刺了两次。

”
《独立报》则对劳伦斯本人进行了正面评述: “劳伦斯……成绩优秀,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他的家人和朋友说他总是避免麻烦,他的父亲说,‘他总是避免与任何人发生争斗’。

”
另一方面,媒体从整个事件的开始阶段就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两面性态度,一边给不满情绪提供减压阀,一边又毫无疑义地站在主流的立场上。

比如南非总统曼德拉声援劳伦斯夫妇: “我知道在如此悲惨的情况下,失去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

”
曼德拉的言论自然在英国黑人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为了抵消其影响,《卫报》又迅速刊登了警察的反应:
“埃尔特姆区的警察说: ‘调查有了很好的进展,所有的线索正在被跟踪。

’”
此外,《观察家》杂志也以“黑人的骄傲”为题,在与西方其他移民国家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指出英国的移民在教育、就业、政治等领域的状况比较乐观,还赞扬了英国政府给予黑人群体各方面的优惠待遇。

对于种族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文中也指出,主要原因归咎于这些移民本身,“大多数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来自农村,他们缺乏受教育的传统。

由于妇女不外出工作,所以她们不会说英语。

”
这些文章的意图很明显,即试图转移注意力,使人们忽视白人群体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以及少数族裔长期以来所处的不利社会地位。

1993 年 7 月 29 日,警察局进行了大量调查并逮捕了主要嫌疑犯,但是皇家检察署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对他们的起诉。

该裁定对劳伦斯家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卫报》如实描述了劳伦斯母亲的悲伤和愤怒: “尽管我们与警察合作并向他们提供了真正嫌疑犯的名单,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被捕或判刑,对此我们感到无比愤怒和灰心丧气。

”
黑人群体的不满更为加剧,英国的内政大臣杰克· 斯特劳( JackStraw) 迫于各方面压力宣布要对劳伦斯事件进行一次公开调查,这一举动受到劳伦斯夫妇的“谨慎欢迎”,劳伦斯夫人描述了她对警察的愤怒和对司法部门缺乏信心,“我们想知道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查明真相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司法调查,但警察机关的调查是不够的”。

当两大群体的冲突逐渐升级,仅向劳伦斯家人提供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是不够的,主流媒体还必须对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失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以进一步缓解黑人群体的不满情绪,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骚乱。

在 1997 年 2 月份的一次审讯过程中,五个嫌疑犯中有四个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还坚持认为拒绝回答是他们的特权,而另一
个人的回答根本站不住脚。

此事引起广泛的愤怒,《每日邮报》首先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

1997 年 2 月 14 日,《每日邮报》在头版头条名为“谋杀者---邮报控告这些人有谋杀行为。

如果我们错了,就让他们起诉我们吧”的新闻中,刊登了五个人的照片和姓名: “在关于劳伦斯死亡事件问讯的时候,五个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认为不回答任何可能导致他们受到控告的问题,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劳伦斯事件也许会对英国的种族关系和司法部门的声誉构成威胁。

”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每日邮报》继续坚持这一立场: “当令人失望的司法体系不能判决谋杀斯蒂芬·劳伦斯的嫌疑犯时,就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警察们的确动用了大量资源试图抓住凶手……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体系却可悲地失败了。

假如凶手仍然逍遥法外,那真的就是在侮辱我们每一个人。

”
其他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每日邮报》
的行为。

不管媒体是直接刊登黑人群体的不满情绪,还是站在黑人立场上对警察和司法机构的行为进行批判,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进而缓解了两大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冲突。

李良荣等在谈及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的时候,就曾提到: “媒体成为社会的‘排气阀’,释放不满情绪,减轻社会的内在压力,把低频率、高强度的社会动乱变成高频率、低烈度的社会波动,从而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

”
1997 年 7 月 31 日,英国工党政府最终决定任命前高院法官威廉·麦克弗森( William Macpherson) 担任主席,负责调查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件,“以便于能从这次调查和对种族主义谋杀案的起诉过程中得到一定的教训”。

之后,经过 69 天的公开听证、88位证人出庭作证之后,英国内务部于 1999 年 2 月发表了一份长达 335 页的调查报告---麦克弗森报告。

在此次公开调查期间,斯蒂芬谋杀事件的调查更是成为各主流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然而主流媒体的角色相较之前却发生了一定变化。

尽管有些警察否认其内部存在种族主义,1998 年12 中旬结束的公开调查仍然得出了警察内部存在“制度种族主义”的结论。

《卫报》指出: “这种坦率承认错误的做法在调查中是不常见的……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由一名资深法官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认为在英国的警察队伍中存在制度种族主义。

”
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诸如“坦率承认错误”、“不常见”、“第一次”等词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警察及政府部门对此事的重视以及劳伦斯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

显然,这是在缓和两大群体的冲突,尤其是缓和黑人群体对白人群体的不满情绪。

耐人寻味的是,公开调查期间,主流媒体一方面报道警察机构对劳伦斯家人的“真诚”歉意以及对制度种族主义存在的认可,另一方
面又将部分过错归咎于劳伦斯家人,同时还报道了白人团体某种程度上对劳伦斯家人的支持。

这些报道又传达了另一种信息,即黑人群体似乎应该对此感到满足,因为英国警察机关承认了制度种族主义的存在并做出道歉,劳伦斯运动也赢得了部分白人团体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斯蒂芬·劳伦斯伸张了“正义”。

由此可见,当主流媒体推动劳伦斯事件发展到即将要触及既有社会框架的时候,主流媒体就迅速由原来的“推动器”向“调节器”的角色转换,以维护主流社会机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 年 2 月,随着“麦克弗森报告”以及其所提出的 70 条建议的出台,持续近六年之久的劳伦斯事件也就暂告一段落,但是媒体的任务却没有就此结束。

自劳伦斯谋杀事件之后,劳伦斯家人经过数次努力却仍然没能为劳伦斯谋得正义,警察及司法部门遭遇到来自黑人群体严重的信心危机,那么媒体在之后这段时间的报道中又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走向激化的媒体种族主义倾向:
后劳伦斯事件时代。

“麦克弗森报告”的建议促进了关于解决警察队伍中制度种族主义政策的出台,内政部宣布将在消防、移民、缓刑以及监狱部门中引进雇佣少数族裔的目标,“与之相类似的另一个步骤就是增加黑人和亚裔警官的数量。

这个举动是‘麦克弗森报告’的最为直接的结果……内政部还说,这些目标的引进就是为了‘确保少数族裔代表数量的增加以及提高已经在职的员工的职业等级’”。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内政部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警察诉怨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之下,最为严重的事件,比如在警察逮捕过程中出现的死亡事件,将会得到在文职官员领导之下、由文职官员和警察共同组成的小组的调查……警察诉怨的新框架是政府对麦克弗森报告做出反应的一部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之后,主流媒体对改革产生的效果又进行了一些报道,比如关于警察记录的种族主义犯罪事件数目的上升,“在每年一次的对于苏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构的回顾中,大卫·奥多德( David O'Dowd) 指出,劳伦斯调查的影响是有记录的种族主义事件的数目增长的原因之一……他进一步认为,这个增长表明了‘警察能够做出迅速反应以及少数群体对警察信心的增长
’”。

1999 年 7 月 2 日在天福镇( Telford) ,34 岁的中年黑人艾罗尔·麦高恩( Errol McGowan) 在他朋友家门口被电线勒死,而他的侄子詹森( Jason) 不久之后也在路边的电线杆旁被勒死。

他们的家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谋杀事件,并且谴责警察早期得出的所谓“自杀事件”的调查结论。

2000 年 4 月,在对这两起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的时候,一些高级警官与受害者家人一起呼吁,细究两个黑人死亡的详细信息。

“这是第一次,警察和受害者家属携起手来试图寻找艾露· 麦高恩和其侄子的死因……苏格兰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里夫 ( JohnGrieve) 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受害者家人和相关群体的帮助,警察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

”
1999 年 4 月,布里克斯顿爆炸之后,在寻找事件发生原因的时候,警察和当地群体也进行了合作,“城市警察署已经努力吸取了‘麦克弗森报告’的教训,与黑人群体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
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由劳伦斯事件所引发的黑人群体和以警察司法机关为主的白人群体之间较为明显的冲突形式,至此似乎以一种“和谐”
的种族关系图景而告一段落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主流媒体通过对“麦克弗森报告”刚出版之后对报告予以一定程度的赞扬,以及对该报告给英国所带来的改革的报道,从而对已经破坏了的社会秩序进行修复,这也正是主流媒体在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西沃恩·霍洛汉的研究所表明的,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当代正义体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机制实施控制和管制,而媒介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机构角色; 当法律被认为是失败的时候,媒介通过干预来支撑社会体系中任何一些可见的裂缝。

毫无疑问,媒体的报道对广大黑人群体重新树立对警察以及司法部门的信心起到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