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版教程】高考语文一轮总复习 第三板块 3.14实用类文本阅读专项提升训练(含解析)

【金版教程】2016高考语文一轮总复习第三板块 3.14实用类文本
阅读专项提升训练（含解析）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永恒的托尔斯泰
曾经让我激动的小说可真不少，其中当然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而后来，我怎么就那么强烈地喜欢上了海明威？他那貌似枯槁的短句竟有那么丰腴的蕴藏，我甚至感到全世界的作家数他最有魅力。

还有总是穿了破衣服拍照的福克纳。

还有鲁尔弗。

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在图书馆里吸了一辈子灰尘的博尔赫斯……托尔斯泰怎么竟显得模糊了？曾经“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现在又终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

仔细想想，大师是谁，海明威还是福克纳？川端康成还是谷崎润一郎？心里忽然明白过来，真正的大师应该是托尔斯泰，那个长着大胡子、身穿布衣，经常和农民一起耙草的伟大的托尔斯泰。

现代作家如海明威、卡夫卡、马尔克斯，怎么着都觉得散碎了点，思想让人捕捉不住，令人激赏的往往只是对人生或社会的展示，那怎么能让人心悦诚服？毕竟，文学不只是展示。

仅此一点，海明威怎么能和托尔斯泰比？有人说，托尔斯泰是一面“镜子”。

托尔斯泰怎么能仅仅被说成是一面“镜子”？
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托尔斯泰好像是一座山，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弥漫着浓浓的忏悔之情，不是白种人或黑种人或黄种人的忏悔，而是人类的忏悔？为什么他的小说能让人听到深深的叹息，感觉到对人类灵魂的无情鞭挞？难道这一切不是基于对人的深深的爱？塔吉雅娜·托尔斯泰这样回忆她的父亲：“有一次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父亲忽然心血来潮，要大家说出人生的三个愿望。

父亲想出了两个——爱一切人，被一切人爱。

”现代派作家少的是爱，多的是技巧，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技巧的展示会、语言的杂耍或叙事的杂技。

读托尔斯泰，常常让人想到宗教。

但把宗教淘洗一番，祛除世俗附加上去的荒诞，剩下的就是宗教美好的一面：净化人类的灵魂。

这话太古老了，但托尔斯泰最动人之处正在于此。

阅读托尔斯泰，你会觉得自己的灵魂是那么不干净，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一次净化，像是跳进清流洗了一次澡。

据说田园牧歌是虚幻的，但难道许多现代派作品中的浮躁、失落、异化和颓唐能成为人类的精神营养？
我们有时会觉得托尔斯泰太像一位“教主”，然而他的劝谕总是通过“真正的小说”来实现的。

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哲学，小说是入俗而不是说教。

和托尔斯泰比较一下，萨特小说是不是太“非小说化”了？托翁总是不动声色地通过人物达到他的目的。

真理从来都是浅近的，就像太阳，悬在你的头上，就那么一个圆，带给你光和热。

读《复活》或《安娜·卡列尼娜》，你感觉到的是手法？语言？结构？全不是。

这一切那么完美地综合着，任何一面
都不特别突出，一切均水乳交融，以突出人物来传达作家所要传达的“教谕”。

这才是大师，自然、大方、有力。

在托翁面前，许多现代“实验性小说”是不是太喜欢花样百出，因而太有些小气？
文学上“寻根”的说法往往显得很可笑。

我们的许多作家像不像一棵树，站在大地上却喋喋不休：“我们的根在哪里？”而暮年的托尔斯泰还对来访的朋友说起他正在写一本书：“我的余生不长了，然而生存一刻就是要工作一刻，我正在写有关政府和人民关系的书。

”散步的时候，托翁常常会突然停下来，“一位老农，刚磨完了一把镰刀。

”托尔斯泰伯爵和他说了几句话，丢下手杖，一下子夺过镰刀，麻利地割着草以试一试刀刃。

我们遇见两位香客打扮的老头，背着旅行袋，拄着拐杖，脚上缠着布片，快步走过。

托尔斯泰叫住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又从怀里掏出钱包，给了他们一些钱。

真不知道托尔斯泰和两个老头说了些什么，想必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他一生都努力地想使自己不要远离人民。

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日记和关于他的回忆录，一次次地让人感动。

我想，面对托尔斯泰的著作你就会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是大师，知道托尔斯泰与某些“大师级”分量的不同。

根据文意，分别解释文章第一段与第六段中画线句子的含意。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结合画线句所在语言环境，即可得出答案。

第一段中“……托尔斯泰怎么竟显得模糊了？”“仔细想想……真正的大师应该是托尔斯泰”这个语境，说明“我”对托尔斯泰由怀疑到明白的过程。

第六段中，对托尔斯泰试刀和给老人钱两件事，是对画线内容的解释，段尾的一句话是对事件的概括总结。

答案①(第一段)有段时间曾经怀疑最初的认识，现在终于明白托尔斯泰才是真正的大师。

②(第六段)许多作家生活在人民中间却不知道文学应该为谁服务。

二、[2015·河北唐山高三模拟]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
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1908年郭秉文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

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1914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

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秉文一拿到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

江谦为耆儒硕德，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

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

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外，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

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

经过郭秉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

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转手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

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中厥功甚伟。

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

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

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

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

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

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

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

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服务社会的职能。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还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品种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
提高的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

郭秉文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

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

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

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由于政局的剧变，1925年郭秉文被免职。

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

1926年，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

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

(有删改) 郭秉文在办学生涯中，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请简要概括。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题干要求筛选郭秉文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答题的有效区间主要集中在四到六段。

第四段主要讲开“女禁”，推进教育民主化；第五段主要讲为建立东南大学所做的工作；第六段主要讲在东南大学引进了美国大学模式。

答案①打破高等教育中的“女禁”，推进了教育民主化。

②创建东南大学。

③引进了美国大学模式。

三、[2015·长春质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灾难，我们拒绝遗忘
鸿篇巨制《一九四二》被冯小刚视为其导演生涯中最严肃、最沉重、最具分量的作品。

而对于小说作者和编剧刘震云来说，《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历史片，而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支点的追寻和叩问。

遗忘比灾难本身更震撼人心
记者：在您所有作品里，《温故一九四二》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一方面，他与您通常惯于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相距遥远；另一方面，类似采访手记的纪实风格也在您的作品中独树一帜。

20多年前，是什么让您产生了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冲动？
刘震云：作者与作品的相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温故一九四二》创作于1990
年左右，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写过非虚构类作品。

那一年，我的朋友钱钢准备编一本《中国灾难史》，希望从中看到中国人是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

1942年，他选择了当时最严重的
灾难——河南旱灾，并把这个灾难的写作任务交给我。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从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

一个人的去世是去世，许多人的去世就是数字了。

钱钢告诉我，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的有100万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死于旱灾。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向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问及这场灾难时，却发现他们无不选择了遗忘。

这样的震惊和疑惑，迫使我进入对1942年的探究和写作。

记者：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里，美国记者白修德都像是创作者进入历史、接近真相的一双眼睛。

他在1942年的采访里发现了比自然灾害更残酷的真相，您在这个探寻中发现了什么？
刘震云：我把1942年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发现历史上河南的旱灾非常频繁，从东周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旱灾，而每次旱灾的记录里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惨的景象。

这样的记载，头一次看触目惊心，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

这也回答了我心里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这场灾难的亲历者选择了遗忘。

我还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白修德的发现——300万人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战争和政治环境。

生死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在这些具体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刘震云：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将1942年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再放在亲历者面前，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

在美国或者欧洲，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死了？”但是河南人没有，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坦然，这是他们人生最后也是最大的幽默。

为什么坦然？因为生活里严峻的事实在太多了，人的心就变成了一块铁，这块铁如果就这么硬着，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这块铁化成了水，它变得柔软了，也就不会破碎了。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介石，他想起了好朋友老李，但老李三天前已经饿死了。

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这个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对于灾难里的河南人来说，什么战争、国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他身边的人是重要的。

好的创作者应是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小说里，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电影里，您用更多细节赋予这个故事人性的温暖。

这种变化，是否说明了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态度？
刘震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

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

创作者绝不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尤其在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时，创作者如果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

我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极端环境里，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往往最容易体现出来。

这种本真，有时甚至
是支撑一个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点。

在1942年，您认为支撑河南人甚至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支点是什么？
刘震云：《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

(摘自2012年11月29日人民网)
通过记者采访，你从刘震云身上看到了什么精神？请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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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从文本小标题入手，进行总结概括即可。

答案①巨大的责任感：他对一场灾难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警醒人们的遗忘。

②平等、善良的性格：认真倾听，善于发现人心灵中最柔软的情分。

③理性而幽默：面对如此严肃的问题，可以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形式呈现。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

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

“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回到这片园地。

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

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生，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

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

然而，吴
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

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

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

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大背景。

然而，除此之外，他做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

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

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

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

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

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

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

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

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

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

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

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

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

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

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

”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

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

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
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
(《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有删改) 根据文意，请简要概括吴恩裕由政治学转向“红学”研究的原因。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筛选整合文中信息，从外在因素和自身因素来考虑即可。

答案①时代背景：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中断了他的政治学研究。

②个人遭遇的不顺：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工作调动受阻无法做他的老本行；他本人受到莫须有罪名的迫害。

③个人的兴趣：周汝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的相继出版，引发了他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

(意思对即可)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饶宗颐：独步中华，独树一帜
2012年底，望百之年的饶宗颐先生当选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先生本人常说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就是做学问要求真、求正，才能立足于大潮之中不失独立之精神。

张大千先生曾评价饶先生说：“他的白描，当世可称独步。

其山水画，更是推陈出新，自成一派。

”季羡林先生认为饶先生“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并直言“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

1917年仲夏，饶宗颐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的一个儒商之家，父亲饶锷是名贯岭南的知名学者，并曾大力支持当时的进步文艺团体“南社”，饶家天啸楼的十万卷藏书更是名极一时，这样的家庭氛围深深地烙印在饶先生的儿时记忆里。

对饶宗颐来说，16岁那一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潮州旧志考》，发表在《禹贡》杂志上，这为他日后气象非凡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伏笔。

到了18岁，他子继父业，完成了父母的遗作《潮州艺文志》，这部著作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后来各地方志的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

23岁，饶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约，开始编纂《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这意味着刚刚弱冠之年的他就已经得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充分认可和肯定，遗憾的是，他的相关书稿尚未出版便毁于战火，然而战火并没有阻挠饶宗颐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他最终在29岁斩获了《楚辞地理考》，沿着顾颉刚等先生们的足迹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天地，为战火硝烟中的华夏文明保留了一份希望。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沉淀，1982年，65岁的饶宗颐先生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考据相结合的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继承并补充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到了2003年，饶先生进一步指出，要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第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其他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