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恐怖潮——浅析布鲁塞尔3·22恐怖袭击

欧洲恐怖潮——浅析布鲁塞尔3·22恐怖袭击
作者：暂无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6年第10期
★李厚何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欧洲?
当地时间3月22日上午8～9时许，比利时首都、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扎芬特姆
国际机场和靠近欧盟总部所在地的马埃尔贝克地铁站发生比利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
痛的连环恐怖袭击事件，接连3次爆炸导致3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事发后原教旨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通过网络宣布对事件负责，3月23日比利时警方
相继宣布了3名被摄入机场摄像头嫌犯的姓名——巴克拉维兄弟和纳吉姆·拉阿克拉维，后者
一度被传已遭捕获，但稍晚警方宣布“仍可能在逃”。

从目前所知线索看，此次恐怖事件和去年巴黎“11·13”系列恐怖袭击案有关：“11·13”系列袭击案参与一线袭击的8名嫌犯中有至少4名是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莫伦瑞克区的摩
洛哥裔，而唯一在袭击后逃脱的布拉西姆·阿卜杜拉姆在3月18日被捕前潜藏莫伦瑞克区长达
4个月之久，阿卜杜拉姆等“11·13”系列暴恐案嫌犯和“伊斯兰国”关系密切，而此次被锁
定身份的3人不仅同为居住于莫伦瑞克区的摩洛哥裔，而且和阿卜杜拉姆等人曾频繁互动。

近年来欧洲屡屡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小的不说，仅轰动世界的就有2004年3·11马德里连环恐怖爆炸案（191死，2?050伤）、2005年7·7伦敦公交系统连环爆炸案
（56死，700人以上受伤）、2015年1·7巴黎查理周刊事件、8·21阿姆斯特丹-巴黎“大力士”高铁未遂恐怖袭击案，和前述11·13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等。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欧洲？
首先，欧洲一体化固然为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带来许多好处，却也同样为极端势
力的传播和呼应带来便利。

由于欧盟内部除个别国家外基本消除了“内关卡”和“内边界”，
有组织、有预谋的极端恐怖分子就可以在此国策划、组织，却去彼国实施暴恐行动，11·13
的策划、准备大多在比利时境内完成，行动却在法国巴黎，幸存嫌犯则又逃回比利时潜藏。

“大力士”未遂袭击案，嫌犯从比利时境内混上荷兰开往法国的国际列车，而他本人是摩洛哥裔，曾长期住在西班牙，又拥有比利时国籍。

而欧盟各国边界虽消失，治安、警察等安保领域
却仍然各自为政，结果自然是“以有定之警，御无定之寇”，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对“异文化”移民的“消化不良”。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都存在着自殖民时代、尤其殖民时代解体以来形
成的、规模庞大的“异文化”移民社区，而德国、北欧诸国等原本在海外没有或较少有殖民遗
产的国家，又因为另一些原因同样形成了类似社区，这些移民原本就和当地人在文化、宗教、
生活习惯、道德准则等方面差异明显，且经济条件差、文化和语言能力低下，职场竞争能力弱，一方面被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却自相抱团，形成半封闭性质的“边缘化社会”。

上世纪60～80年代西欧各国制造业和低阶服务业发达，为这些移民提供了较多就业机会，矛盾尚不突出，
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起欧洲进入所谓“第三次浪潮”、“第四次浪潮”阶段，制造业和低阶服务业或倒闭，或转型，大量蓝领职位流失，这对“异文化”移民社区的影响可谓致命性的，就
业机会的减少、希望和前途的丧失，令不少这类移民社区成为“空洞化社区”，被本地“遗忘”，却被国际原教旨“填补空白”。

这些原教旨思潮通过在移民社区建设清真寺、经文学校，派遣外籍阿訇“铺点”，借助其
背后的国际雄厚资金“补血拉网”，百无聊赖、生活丧失希望的“边缘化”移民从清真寺-经文学校不仅能满足社交需求和获得精神慰藉，更可获得财政福利补贴和各种实际帮助等现实好处，而代价不过是“遵从训条”而已。

客观说，原教旨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恐怖主义，但这样的一
个网络却很容易被国际恐怖势力所寄生和利用，借机对欧洲“异文化”移民社区的失业青年们
洗脑，获得兵源、经费的补充和策划跨国“行动”、运输资金装备和物资的便利。

不仅如此，由于二战后欧洲政治生活中出现诸多不能启齿的“政治正确禁区”，一些显而
易见的公共安全隐患被长期忽视，或即便重视也无济于事。

如巴黎93省一直被视作“治安毒瘤”，但萨科齐的整顿却饱受欧洲舆论责难；比利时莫伦瑞克区在此次事发后被当地居民称作“遭警察遗忘31年的社会治安死角”，事实上去年11·13后这里已被多次锁定，但警方的行
动却总是瞻前顾后，惟恐得咎。

为了使欧洲一体化的便利最大化，欧洲的快速交通系统普遍简化了安保措施，更与沿线各
大城市的市区或城际捷运系统无缝对接，后者的安保措施同样聊胜于无，如此一来不仅便于恐
怖分子针对这些人口稠密、交通频繁的节点发动袭击，也便于他们快速“转场”奔袭、脱逃。

更麻烦的是，由于“政治正确顾虑”和欧盟行政效率的低下，许多问题始终不能被正视，
或总是被百般掣肘。

早在3·11后，欧盟各国就开始讨论加强捷运系统安保问题，但至今只有
少数国家实施，而重设欧盟“内边界”的提法则更可能触犯“政治正确”的大忌。

欧盟各国并非没有可能提高安全防范系数和反恐效率——前提是必须直面并大胆触及某些
至今仍不愿直面的“禁区”。

美国为何能隔岸观火?
“3·22”恐怖袭击发生在“欧洲心脏”布鲁塞尔，顷刻间震惊全球，而这已远不是欧洲近年来所遭受的第一次或最大一次、由极端原教旨国际恐怖组织所发动的恶性恐怖事件。

这些特
大恐怖系列案件的幕后主使者大多来自“基地”或“伊斯兰国”两个原教旨极端组织，有些甚
至和两大组织都有关系。

然而众所周知，不论“基地”或“伊斯兰国”，其最大的“冤家对头”本都该是美国，“基地”组织的本·拉登、“伊斯兰国”创始人扎卡维，以及两个恐怖组织中
许多头面人物，都死在美国特种部队、航空兵、巡航导弹或无人机的“外科手术打击”中，何
以近年来却总给人“欧洲水深火热、美国隔岸观火”之感？
其实任何原教旨恐怖势力出于“击敌要害”或“自我炒作”目的，都必然会将美国当作主
攻方向，且在早期也的确“战果辉煌”，取得了对美国本土及海外目标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成功，典型的有1998年8·7坦桑尼亚-肯尼亚美国外加机构袭击案(“基地”组织联合当地恐怖组织
所为，死224人伤4?000多人)，2000年10·12“科尔”(DDG-67)驱逐舰遇袭事件(“基地”组织所为,17死39伤)，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基地”组织所为,2?296死,6?291伤)等。

然而“9·11”让美国猛省，并从此将“全球反恐”放到战略层面，在美国国内全面加强了反恐应对，包括通过“爱国者法案”、加强边境和口岸控制、在全球范围内构件反恐联盟，以
及以反恐为名目发动主动攻击和“定点清除”等。

为了搜集情报，美国政府、军方和各情报机
构不顾各方压力和反对，长期坚持一些极有争议的做法，如在关塔那摩和阿富汗等地的“水刑”、“精神压迫审问法”，和“苹果”等资讯企业长期就开放“后台”和“解锁”扯皮，以
及至今麻烦不断的“维基泄密门”等。

尽管这些做法有很多非议和副作用，但仅就反恐而言，
却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这使得美国军情部门总能较快、较全面掌握全球恐怖组织针对美国
目标的策划，并及时采取措施切断后者的“网络”、“通路”和“回路”，使之难以如臂使指
地得其所愿。

与之相比，欧洲各国在反恐方面莫衷一是，“统一的欧洲”令欧盟各国都无法不
受掣肘地单独对恐怖袭击严防死守，而恐怖分子却可以借助“开放的快速交通”和“无障碍的
内部边界”自由“转场”、来去如风。

欧洲各国以一国之力根本无法应付，欧盟低下的行政效
率又令所谓“欧洲一盘棋”在很多时候变成“欧洲一锅粥”，后果可想而知。

虽然美国是联邦国家，但在国防、外交等领域却高度统一，“9·11”后一些旨在防范恐怖袭击的措施，如强化版的航空安检和不断收紧的边境检查，迄今10多年过去只见从紧，不见放松，且美国还不断向邻国和相关国家施压，迫使后者也在“涉美”通道上仿效“美标”。

反观“老欧洲”，尽管其捷运系统和“内边境”的不设防已不止一次被认定为“安保漏洞”，但即
便巴黎11·13事件发生后这种状况也并无实质性改善，11·13至此次3·22袭击之间不过4
个多月，3·22事件发生距11·13在逃主要嫌犯阿卜杜拉姆在比利时被捕仅4、5天后，比利
时在此期间长期维持着3级（仅次于最高的4级）警戒状态，可离欧盟办公地点近在咫尺的马
埃尔贝克地铁站、欧洲最繁忙的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出发大厅，却照样是“开放”状态。

尽管近年来，尤其奥巴马上台后有所反复，但总的来说，在美国，理直气壮地谈“为反恐
必须限制某某”并不会触犯“政治不正确”的忌讳，谈“大熔炉”、“美国梦”则更是“美国
政治正确”的典型。

与之相比，在欧洲谈论相关话题都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当年敢于直面北
非移民对巴黎治安构成威胁话题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一度被喷成“政治小丑”。

而即便难民潮
弄得西欧喘不过气来，也没有几位主流政治家敢于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公开谈论恢复各国
间边控的话题——甚至警方形容某个恐怖袭击在逃嫌犯“具有某族裔特征”都可能遭到非议，
巴黎93省、比利时莫伦瑞克区等地的“治安之癌”已持续30多年，但敢于直接提及的政治家
都如凤毛麟角。

直面问题未必就能解决问题，但回避问题则必然会让问题得不到解决。

事实上“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始终未放弃“打疼”美国的企图，并相继发动过2009
年11·5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事件（被洗脑军医枪杀同僚，13死33伤）、圣诞节美国西北航
空公司253航班未遂炸机事件、2013年4·15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3死183伤）、去年
12·3圣贝纳迪诺枪击案（14人死亡），以及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美国领事馆遇袭事件（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等遇害）等，但由于美方采取了前述应对措施，这些针对美国的“攻势”大多半途而废，少数“闯关”成功的要么是“独狼”行为（如波士顿事件），要么是被海外恐
怖势力遥控“洗脑”的个人所为（如胡德堡和圣贝纳迪诺事件），要么是针对海外目标且利用
了美方的疏忽（如班加西事件就利用了利比亚局势的混乱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
致命误判），且事发后美国往往会大肆报复。

班加西事件后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态度发生很大
变化，而胡德堡和253航班事件中的“洗脑者”——躲在也门的美籍也门裔“死亡教士”安瓦尔·奥拉基也在美军的报复行动中被打死，这些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针对
性行动。

反观欧洲，事前既不能未雨绸缪，事后也不能亡羊补牢，遭到袭击后的反制、打击措
施也拖泥带水，屡屡被“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自我反省：须知恐怖袭击也是一种军事行动，恐怖组织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军事行动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舍坚攻瑕，专捏软柿子，
既然你比别的“柿子”软，那就“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