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看传统口头文学的传播与保护--以青海“花儿”为例

从传播学角度看传统口头文学的传播与保护--以青海“花儿”
为例
张美
【摘要】民间歌谣是民间文学（传统口头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它紧密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不断传承和发展。

青海“花儿”是青藏高原民谣之一，堪称“高原各民族精神百科全书”。

“花儿”表现出的是人们凭借符号交流、延续并发展他们的有关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花儿”的传播规律并发掘如何传播，让这朵绽开的文化之花绚烂长青。

【期刊名称】《柴达木开发研究》
【年(卷),期】2014(000)004
【总页数】3页(P37-39)
【关键词】青海“花儿”;传播;保护
【作者】张美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民间文学是以口耳相传的艺术形式，它是用口头语言来进行创作并传播的。

所以又称其为口头文学。

由于口头语言便于表达思想感情的缘故，所以不仅获得了群众性和集体性，还获得便于传播和生动活泼的特性，它是最直接并富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人际传播形式。

人际传播又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花儿”是直接用语言进行的，面对面互动的形式表达情感。

当然，由于没有固定的文字加以记录，容易散失
和遗忘，较之书面文学更加具有变异性。

口头文学的内容包含神话、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说唱、民间叙事诗等内容。

其中，民间流行的、富于民族色彩的歌曲，称为民谣。

民谣的历史悠远，故其作者多不知名。

民间歌谣按思想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政治歌、生活歌以及爱情歌等。

它既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

“花儿”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民间歌谣，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广大地区的民歌，以情歌为主要内容，高亢婉转的曲调、即兴编唱的风格，抒发了心中的情感。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到：“文化是使用各种符号表达的一种世代相传
的概念，人们凭借符号可以交流、延续并发展他们有关生活的知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因而也是可以解释的文本，而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对每一种文化的各种指导性符号进行解释以达到能被理解的目的。

”青海“花儿”的传播功用包括恋爱、交流、送往迎来及对歌斗智等。

它作为异性间交往的媒介，是我国许多民族中民歌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功用。

“花儿”的传播，最早是沿着丝绸之路由东向西传播的，这种东、西文化的跨民族、跨地域的传递与交流促进了“花儿”的传播和发展。

主要流行的范围以青海、甘肃为主的河湟地区，辐射到青海、甘肃、宁夏全境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传承民族涉及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蒙古族等。

由此，花儿也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

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影响并整合。

美国萨默瓦所说的“只要信息的发出者是一种文化的成员，而接受者是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时，就发生跨文化的传通。

通过对许许多多个体的跨文化传播，不同系统的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并且彼此借鉴、吸收、认同、最终融为一体。

”“花儿”中体现出的民族文化吸收、认同最为明显，不同的民族语言呈现的“花儿”却是汉族方言（青海方言）。

青海地区的春天大约在每年的谷雨前后。

这时，桃花、杏花开了，田地里春麦生机
盎然，妇女们纷纷下地除草，此时农忙拉开了序幕，也是她们唱响花儿的时刻。

小伙子们也赶到田边地头找姑娘、媳妇对歌，歌声此起彼伏，一年中唱花儿的季节开始了。

相应的生活方式就决定了相应的文化传播内容，同样，日趋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就决定了文化传播内容的多样性。

越是乡土社会结构，人际传播更适应于交流，简单的信息链，面向“小众”，“花儿”这种直接交流、即兴创作的人际传播关系决定了内容丰富多样。

“花儿”会就是让这种“小众”的交流活动辐射开来，以当地的生活环境为背景，展现出“花儿”会上各民族的文化环境、生活内容、行为规范以及价值标准。

各民族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自觉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外来的文化重新解码和诠释，并赋予“花儿”新的意义。

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提到“我们有足够的眼力能把人类的传播交流看作是把互相关联的个人和组织包括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网络,我们把这个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应当能看出一个特定的型式。

”这种“定式”应该是选择性的接受，使得多种文化汇合后，“花儿”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别样姿态。

民族文化如何在民众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传承并丰富，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各族民众从自己的文化中享受到愉悦感，植根在民众心理并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与本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展现文化的多样性。

这样文化传播才有意义。

早期的“花儿”会主题为对歌求偶活动，内容多是男女间表情达意、以歌为媒，向对方表达爱意。

主要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在山野中演唱，放开歌喉，声调高亢嘹亮却又婉转流畅，唱词中又有叙事，也有抒情，可以独唱、对唱、合唱，是一种互动的民歌形式。

如互助丹麻“花儿”会于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五日在土族聚居乡丹麻镇举行。

土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以年龄结伴相邀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草滩、河边及林间席地而坐行酒令并饮酒对歌。

有以故事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内容，进行对唱，大多则是以青年男女即兴编词，一问一答。

平时不敢言表的话借酒壮胆并在此迸发出来，以歌抒情、以歌诉怨。

关于“花儿”会的起源，学者们认为“花儿”会源起于庙会等祭祀活动，传统的“花儿”与庙会、朝山会同时举行，宗教色彩浓重。

诸如大通老爷山的“花儿”会是在每年农历六月六举行。

由于大通气候干旱，在过去，老爷山上常有求雨活动，老爷山“花儿”会就是从求雨演化而来的。

再如，互助县威远镇南关有一高土台，相传为祈雷公处，人们称之为“雷台”。

传播活动总是流向社会上需要它的地方，它按照需要给别人以消息、教育和娱乐。

在这些需要中，有一些并不要求传播系统对日常的活动量作任何变动。

有些需要则要求作较大的变动。

逐渐地，新思想的传播冲淡了庙会的宗教色彩，对歌、赛歌、以歌传情示爱的成份大大增加了，在青海各地“花儿”会逐渐发展起来。

由于青海各民族杂居，“花儿”会呈现出了多民族的色彩，汉族、土族、藏族、回族、撒拉族一起演唱，充分地展现了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文化现象。

“花儿”会是一场集物资交流、文体表演、娱乐休闲的综合盛会。

场域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

传播场域指的是人类的传播活动不仅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周围人的行为的影响。

传播场域在整个“花儿”会过程中有着极大的传播功能。

首先，传播场域为“花儿”的表演提供了集中地、互动交流的平台。

一场“花儿”会吸引着方圆数十公里的歌手和民众，甚至有国内外的游客、学者前来欣赏。

传播的内容呈集中化态势。

其次，传播场域使得在场的每个成员有集体文化意识，每年“花儿”会的举办是在山林、河边等与自然界最为亲近的地方，“花儿”缘起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田间地头中产生的原生态表达情感的方式，“花儿”会这种固定的场域进行是对传统口头民间文化原型的重复、强调和对同一个原型的叙述变体。

社会成员集体进入原生态的传播场域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话语表达，增加了集体文化意识。

1.现代信息强烈冲击与传承人萎缩。

在信息和时尚充斥的今天，特别是现代传媒技
术如电视、互联网等的大众化,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审美情趣日益现代化和国际化,传统口头民间文学离大众越来越远,和流行音乐相比很难有竞争力,逐渐处在了弱势地位。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为了发展、传承，“活态”特性决定着传承人的重要性。

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他们自觉而严格地遵循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人在艺在”的特点，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对民间口头文学并不甚了解，大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花儿”的演唱，造成了“花儿”的传承出现断裂。

2.听众兴趣的减弱。

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对于唱“花儿”的人来讲,前来听的人是观众。

由于不同的受众的文化素质、所处社会特点、接受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就会对相同的传播内容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花儿”会的举行增添了发展旅游资源的功能，每年都会吸引各地的人们前来参加。

对于青海当地受众以及具有良好的青海方言文化背景来说，是美的享受，而对青海方言不了解的受众来说，并没有达到同样的传播效果；传播过程中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如何理解是传播得以健康运作的根本，而青海“花儿”又是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传统口头民间文化，在演唱中还蕴含着多民族的特色，传播效果没有得以实现，传播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1.新媒体使传播内容与形式趋于大众化。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阐释人类学理论核心就是用新的符号手段即“深描”和认知的角度“地方性知识”来认识文化。

青海“花儿”作为口头文学之一，不仅保留了其口耳相传、民间歌谣的特色，各民族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求同、存异，这也是“花儿”传播与发展的精华。

借鉴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互文性”——任何一个文本和别的文本都有某种关联、互相吸收和转换的现象，互文性也成为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重要属性概括。

各民族文化的“互文本”现象已经使不可逆转的现实。

然而，对不同性质的文化传播加以甄别则是可以引导的。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
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将民族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将民族文化发展为旅游资源不仅带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新媒介传播正如一个大型的文化过滤机制，将民族主流文化加以强化和宣传。

必然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花儿”在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上更趋向于大众化，随时随地听“花儿”已经成为了易事，各民族的“花儿”爱好者利用新媒体既可以品味本民族“花儿”的风韵，其他民族的“花儿”同样也可欣赏。

传播的速度快、受众面广成为了青海“花儿”被认同的关键。

2.了解受众需要进行传播。

传播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受众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东西。

“花儿”的传播是以口头说唱为主的传播活动,应该根据受众对“花儿”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水平来进行传播。

由于“花儿”涉及的受众面很广泛,对受众需要进行分析极为重要。

青少年对外界事物的接触层面越来越广，他们的需求具有个性化，打破传统的“花儿”单一的内容是必要的。

另外，利用媒体制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传播渠道一般为现场演唱,所以更讲究演唱的技巧。

其次，针对对青海民族语言不了解的受众在应该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现场讲解工作。

作为民间文化(口头文化)的“花儿”应注重其口头传承的特点，“花儿”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智慧的结晶，就应当深入到“花儿”响亮的田间地头去挖掘。

“花儿茶社”只是将空间进行了转移，“花儿竞赛”的活动激发了唱响“花儿”的兴趣，展示了个人的才华，以舞台表演的方式展示。

而嘹亮的歌谣是在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和丰富的。

唱“花儿”的传承人应该依然是“小众”体之间的人际传播，之所以河边、林荫等地的“花儿”会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追捧，就是民众在“原生态”的意境中找回了原始传播的记忆。

在这里人们尽情高歌，表达情感，冲破了生活中的禁忌，使得身心得以舒展。

在“花儿”会中各民族民众交流中求同
存异，在不经意中共同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关文献】
[1]萨默瓦等.跨文化传播[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9(第一版):108.
[3]李炜.中国大众文化叙事研究.2010-6(第一版):216.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体的延伸：媒介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