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探索与实践——从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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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
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探索与实践
查遍所有的中共历史文献，“党性”一词在延安之前的话语体系中很少提及，对于如何增强党性在延安之前也绝无仅有，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多见诸于党的历史文献中。

因为在当年的7月1日，也就是在建党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下文中均称为《决定》），这一《决定》也是延安整风期间二十二个必学文件之一。

在建党百年华诞之际，再次重读这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历史文献，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增强党性缘由、增强党性的方法的认识会更加深邃，这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个超大型执政党如何继续深化对党性差距的查找，以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先进性、战斗性，大有裨益。

寻根与溯源：延安时期对党性的认知
“共产党员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究其本质上来说，党性就是立场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时刻站稳人民立场。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

承担着如此光荣和艰巨任务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纯粹的党性与党性修养，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与阶级意识，必须具备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奋斗的决心意志。

1941年中共中央开始极度关注干部的党性问题，事情源于皖南事变的发生，查究事变的根本还是干部党性出了问题。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所指出的：“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

王稼祥作了关于党性问题的报告，分析“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的表现、危害及纠正办法，并列举“党内独立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中央对党性问题的提出，是自项英事件起，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努力克服这种倾向。

袁　磊
（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南泥湾分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增强党性的具体方法。

在建党百年之际，重读这篇历史文献，追溯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成功经验，对于新发展阶段下如何增强党员党性修养以及如何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查找党性差距，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大有裨益。

关键词：延安时期；增强党性；决定；认知；整合；内省
作者简介：袁磊（1986-）男，汉族，陕西吴起人，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南泥湾分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政党文化、干部教育。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关于党性问题，下层虽有违反党性的，但头子愈大，危险愈大，军队愈多，危险愈多。

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个人利益仅仅包含于党的利益中。

可见领导干部党性不强对于党的事业的严重影响。

会议决定由王稼祥同志具体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整合与认同：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缘由
从《决定》文本中我们可以追溯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虽已经历了20年革命艰苦卓绝的锻炼，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一支重要的决定力量，承担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事业。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为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全体党员及党的各级组织都应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如一个人一般的有组织整体。

但当时党内的现实情况来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澈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党员人数由1938年的50余万急剧增长到1940年的80余万，新党员人数急剧增长也暴漏出了很多问题。

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分析指出：“正因为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过程中是有严重错误与缺点存在的。

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

在1941年的《决定》中进一步总结到由于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

我们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此方面最为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王明，在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王明的独立主义一度发展到了否认延安中共中央地位的程度。

李德曾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叫做‘第二政治局’”，可见王明藐视中央、超越中
——从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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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严重性。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此方面最为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张国焘及项英。

长征期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与中央南下北上之争，彻底与中央决裂，另立“党的中央”。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张国焘，利用清明祭黄帝陵之机叛逃，随后发表《敬告国人书》，声明脱离共产党。

194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对时局产生严重的后果。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项英“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认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

尤为严重的是“三年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

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此方面最为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刘立功。

193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赫然在目，此文出自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之手。

刘力功为1938年入党的新党员，先后在抗大及党的训练班上接受党的建设培训学习。

在毕业时，党组织依据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予组织鉴定，即为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且无工作经验，因此决定其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

因恐惧环境艰苦决然拒绝组织分配。

为教育新党员，党组织先后七次找其谈话，帮助提高认识，但该同志不知幡然醒悟，依然坚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出党。

为了捍卫党的铁的纪律，最终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总之，无论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王明领导长江局期间闹独立性，还是项英、袁国平不服从中央领导造成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以及刘立功不服从组织安排，都是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因此，加强全党尤其加强高级干部的党性修养，增强高级干部的党性，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维护党的铁的纪律，坚持长期抗战显得颇为紧迫。

规约与内省：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方法
延安时期对于增强党性主要从纪律规约、理论学习与个人内省三方面去锻炼与培养的。

第一，从纪律规约的角度加以纠正和解决党性不纯问题。

如《决定》文本对违反党性的倾向，采取六种必要的办法加以纠正和解决。

即：一是在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重要性；二是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两面性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

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内同志对于增强党性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在该报告中，任弼时提出了是否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作坚决斗争、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等测量党员党性的方法。

除此之外，陈云的《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都从理论的高度阐释增强党性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在理论学习中考察党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着严格党性的科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党性就是理解其理论实质、掌握领会其精神和方法，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灵活运用并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

对理论学习上党性表现着重考察对于马列主义原则了解和掌握的程度，及其对于它的坚定性和忠实性；在理解马列主义原则，和运用这些原则的实际性和灵活性；看其对于其他阶级、党派的思想和观点的斗争性；看其观察问题时，马列主义的远见性。

从党员的学习生活中，在对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党性。

第三，通过个人的内省，加强党性锻炼。

提倡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决定》内容，进行思想反省以强化党性修养。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1942年6月27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

在该文章中王若飞重点自查了对党性的认识，以及如何提升自身党性修养，堪称延安时期高级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典型范例。

总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加速调整、演变，以及所引起的文明与文化的碰撞、冲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即将迎来建党百年华诞，追溯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成功经验，对于新发展阶段下如何增强党员党性修养以及如何从延安精神中查找党性差距，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中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印务中心，第312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年版，第33-34页。

[4]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6]《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23页。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年版，第466页、467-468页。

[9][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年版，第155页。

[11]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06页。

[12][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年版，第31页、364页。

[14]《解放日报》 ，194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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